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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读懂林语堂,首先要搞懂林语堂与鲁迅,其次要了解他喜欢的几个人物。

在林语堂的一生中,争议最大,甚至最为人诟病的当属与鲁迅的恩怨,这一段公案,令林语堂蒙了不白之冤。现在流行人性化,如将孔子去圣化,将鲁迅去神化,我在这里,也大胆人性化一下鲁迅和林语堂,观察鲁迅骂声中的林语堂,这样也许能见真性情。

1923年夏天,林语堂偕夫人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当时北大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很好,思想接近,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这段历史里,作为胡适“小兄弟”的林语堂大逆不道,可见思想自由,而胡适仍引之为一生知己,可见包容风度。

1925年,“女师大”学潮展开,《语丝》同人表示支持,而胡适陈西滢的《现代评论》派指责《语丝》派煽动学生闹事。在游行示威中,林语堂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这时候,鲁迅两次主动给林语堂写信,引为革命同路人。

潘采夫 | 在当下中国,林语堂们是稀缺品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挥笔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双星闪耀。鲁迅对林语堂是引为同志的,但正是此时,鲁迅又写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痛打陈西滢,同时对林语堂的宽恕态度点名批评。可看出“一生都不宽恕”的鲁迅与林语堂气质差异颇大,这是两人后来交恶的根源。

1926年,邵漂萍被害,文人南下逃难。林语堂和鲁迅都辗转到了上海滩。两人遭际相同,但走的道路却有了深刻的分化,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挥匕与国民党作战,甚至加入左联,而林语堂则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达对世道人心的不满。这是为鲁迅所耿耿于怀的。一次偶然的误会,两人冲突爆发,但偶然的背后是两人“主义”不同的必然。从此,鲁迅在投掷“匕首”的同时,亦偶尔捎带林语堂一把,骂过林语堂的文章有《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潘采夫 | 在当下中国,林语堂们是稀缺品

1933年,杨杏佛被杀害,林语堂写下“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等激愤文字,并发表著名的《论政治病》,此时鲁迅与林语堂恢复了交往。但从1934年起,左翼作家加强了对林语堂的批评,主要是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从此,两人再无来往,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可见,鲁迅对林语堂的“友谊”,是以林语堂的革命立场为第一前提的,而林语堂对朋友更加私人化一些。

对此,林语堂有三句话可看作对批评的回应:“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指出来的”、“我一向喜欢革命,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这三句话体现了林语堂的真性情,他是一个视自由大过革命的人,一个不喜欢暴力的人,一个讨厌“须听将令”的人。

有人对林语堂作如此评价:“他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人文化。”这种评价不无讥讽,但从另一方面正体现了林语堂“中西合璧”的文化价值,读《人生不过如此》时,我们也会看到“中西文化双手互搏”的影子。但在我看来,西方文化是林语堂的皮,是他外在的行为标准,东方文化才是林语堂的魂,是他内在精神的最终归宿。所以,反抗专制的林语堂与性灵闲适的林语堂,都是真的林语堂。

潘采夫 | 在当下中国,林语堂们是稀缺品

在本书序言中,林语堂写道,“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群和蔼可亲的天才和我合作,从真实的意义上来说,这些灵魂是与我同在的。两个时代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具有着同样的感觉。”林语堂有几个神交已久的古代朋友,是林语堂的精神靠山,是他性灵与幽默主张的发源之泉。

林语堂第一偶像是苏东坡,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文人,可当官,可为民,可写诗,可著文,问庄谈佛,可游戏风尘。苏东坡的人生态度与性格魅力深刻地影响了林语堂,所以林写下《苏东坡传》,自任苏东坡的千古一知己。

苏东坡之外,林语堂还喜欢唐代的白居易。不过如果让林语堂选出他最喜欢去的朝代,他一定会选明朝。用林语堂的话是“那里有许多别出心裁的人物”,十六、十七世纪,有富于口才的屠赤水,有诙谐幽默并提倡性灵的袁中郎,有特立独行并以多口肇祸的李卓吾,还有组织戏班子并写下《肉蒲团》的李渔,还有放浪形骸口不择言的金圣叹、幽默风趣的袁子才……

呵呵,油嘴滑舌,蓄优唱戏,耽于情色,这些天才洋溢而不检点私生活的人物,如果放到民国来,也大多逃不过鲁迅先生的批判吧,而他们正是林语堂的旧交故友。说句题外话,“恨其不争”是鲁迅对林语堂的一大情绪,他曾劝林语堂译点于中国有益的好书,林语堂不听劝说,引起过鲁迅的批评。鲁迅曾在《书信·致曹聚仁》一函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批评不可谓不严厉,但林语堂敢以“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态度消极抵抗,显示了极为强大的内心世界。而那些提倡性灵幽默又不畏强权的历朝前辈,是给了林语堂以极大的精神支援的。

说句老实话,读散文我喜欢读鲁迅,不喜欢林语堂,尽管我在前文那么为他抱屈。我喜欢其人,而不喜欢其文。鲁迅对林语堂散文曾有过严厉的批评:“不论谈老庄,谈明人作品,此公诚太浅陋也”。林语堂散文与鲁迅散文,一个是甜,一个是辣;一个是浅,一个是深;一个是烟斗,一个老枪;一个是鸡汤,一个是苦药。也许喜欢吃甜,喜欢烟斗的很多,但我的口味偏辣,偏苦,所以对浮光掠影式的,轻描淡写式的,君子之交式的林家散文感触不深,总觉得不够刺激。

读林语堂散文,如读于丹《我看论语》,像喝一碗不咸也不淡不浓也不稀的鸡汤。我也思考过我的这种喜好,大概与鲁迅明火执仗的批判、辛辣刻薄的讽刺风格是“一丘之貉”吧,我对宽容、分寸、温和、忍让、风度之类的词汇天生反感,这是一种人性的缺点。我这种,也许可以叫专制型性格,而林语堂,可称为民主型性格吧。

其实,在当下中国,林语堂们是稀缺品,而经过几十年播种,诸如我之流的鲁迅的徒子徒孙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很真心地希望读者们多看林语堂,多学林语堂。

潘采夫 | 在当下中国,林语堂们是稀缺品

这本《人生不过如此》中,最有价值的一篇,仍然是《鲁迅之死》。“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这篇文章的幽默意味在于,林语堂在宽容与纪念的旗帜下,曲折地表达了对鲁迅的真实看法,对鲁迅的负面评价,堪称林语堂散文中的经典,这大概是林语堂受“压迫”日深日久的原因吧。“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

本书《论树与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讲到人们对于梅树的芬芳和轮廓的欣赏,这位诗人在下述这句名诗里表现得最为恰切:暗香浮动影横斜,一切诗人都承认这七个字最能够表现出梅树的美”。我记得中学课本里,林和靖这首诗应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莫非是我记错了,或是林又写了一句而我没见到。于是google之,查找之,均未找到。有点怀疑是林语堂记忆有误,但又不敢肯定,于是就抄录在此,等待博学之人指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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