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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对中国政策为何突变 都是要看他们脸色

安倍晋三

抵达日本的当天下午,我们采访了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五十九岁的鸠山先生被视为“亲中派”。他历来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09年大选前曾明确表态称,如果成为首相,决不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将约束阁僚的参拜行为。2013年,他以个人身份访华,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给鸠山先生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对于日本侵略史的认识为什么在日本得不到广泛认同?二是怎样向日本民众传达正确的历史观?

鸠山先生认为,大多数日本人有错误的历史观,主要原因是战后的教科书上没有充分、正确地说明钓鱼岛问题和南京大屠杀等事件。钓鱼岛的归属《波茨坦公约》讲的很清楚,但大多教科书上没有。

鸠山先生还说,“我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后有机会还会去,去那里就是为了谢罪。至于死亡人数是否是30万,不重要。杀一个人也是犯罪。我会一直谢罪,直到中国人说‘够了’为止。这也是我在韩国烈士纪念碑前下跪的原因。”他表示,不管日本媒体和政府给他施加多大压力,他都会坚持向民众说明历史真相。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有利于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

鸠山先生虽然当过首相,但他在日本是极少数,在网上更是常被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网民辱骂。我在访问中听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与中日关系相关的人士聚会,鸠山先生也在其中。可他一走进会场,有些日本人就忙着躲开,甚至不愿与他打招呼。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一位中方人士告诉笔者,日本民族文化中有“抱团”的一面,但另一面就是孤立“不和大家一致行动的人”。一个村子,大家很抱团,有人犯了村规,就要被逐出村子,这是最严重的惩罚。现在有些日本学生自杀,就是因为受不了同学们对他或她的孤立。

鸠山先生能够身处孤立之境而坚守信念,的确值得我们敬佩,但这也从另一面反映了日本舆论右倾化的严重程度。

鸠山认为,右倾化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GDP超过日本,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一些人由羡慕产生嫉妒,由嫉妒产生焦虑和恨。而每当日本经济出现危机,日本国内右倾化倾向就会抬头。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常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日本人对华心态的变化。他说,中国就像是日本人住的独门独院的小楼后面的一座小山包,一夜之间小山包突然变成大山,让日本人顿感无法适应。

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反映并且借用了这种民意变化。2006年,安倍刚当上首相就宣布访华。2013年,他再次当上首相,却立刻改变了对华态度,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就是民意变了。

最近我看了一家中国电视台播出的对话节目,谈的是中日关系。主持人说,“看来安倍那一套东西,日本老百姓还是接受的”。这个话其实应倒过来讲,是老百姓这么看,所以才会有安倍的对华政策。

一位中国外交官说,现在的中日关系是在年轻一代手中。从日方情况看,带着负罪感来推动中日友好的老一代已经走下历史舞台,新一代大多没有接受过正确的历史观教育,而且是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已经远离他们的记忆与思考。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方人士在与日本青年议员对话时提到了向中国道歉的事,有位议员脱口而出,“那是我爷爷犯的错”。话虽没错,但言外之意却是“这不是我的义务”。这位日本青年议员的话代表了今天日本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认知。

与我们交流的日本媒体人士也大多对安倍表示支持。尽管日本媒体人总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他们大都认为,相对于过去走马灯式轮换的那些日本首相而言,安倍得到了近20年来未曾有过的支持,他的带有浓厚保守主义倾向,甚至被称为激进保守的“政策风格”也得到了民意更多认同。一位日本同行告诉我,日本人也认为,安倍的对外政策是符合亚洲大流的。

在这个所谓的大流背后,站着的是举着民主人权和国际法旗帜的美国人。日本副外相木原诚二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就明确表示,“美国(在南海)的作法是基于国际法的,所以日本支持美国。”

不少国人认为,日本人之所以心服口服地承认败于美国,是因为美军的强大。其实真正让日本人“服输”的不只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而是美国的制度优势。美国的原子弹摧毁了日本人的信心,使他们一夜之间就成为美国思想和制度的俘虏。

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的改造下迅速实现崛起的事实,更加深了日本人对美国的信服与顺从。现在的日本人普遍相信,在民主、人权、和平等方面,日本与美国有共同语言。因此,尽管日本国内会出现用拥有核武器换取美军撤离的声音,但这并非意味着日本要与美国分道扬镳,而是要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形成一种更加平衡而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式的紧密互动。日本深知,这是成为政治大国的第一步。

日本学者松田武在《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一书中写道,“霸权的构造是,让非霸权国家接受作为普遍原理的意识形态和规则,以及与政治结构相吻合的各种制度,使双方在关于某种秩序上基本达成一致,以使这种秩序能够更为长久地得到维持。当然,霸权绝不排除使用武力”。正是这种“软硬兼施的对日政策最终形成了日本60多年来难以割舍的对美国的依存体质”。

战后建立的这套体制经过多年运转,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信奉美国价值观体系的民众。在面对中国崛起和南海争端这样的问题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站在美国一边。这一点我们在与日本媒体同行的对话中明显地感觉出来。我们讲历史观,他们讲价值观,很难找到共同点。

日本是一个岛国,传统中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容易用零和心态看周边、看亚洲、看世界,同时又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优越感,自认为是“解救亚洲”的领导者。日本自明治维新实行“脱亚入欧”政策之后,这种危机感与优越感交错上升,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最终成为引发侵略战争的主要动因。二战结束后,美国迅速将日本拉进了自己的冷战同盟,使日本失去了对其民族性与战争关系的全面反思机会。<ins class="sinaads sinaads-done" id="Sinads49447" data-ad-pdps="PDPS000000044086" data-ad-status="done" data-ad-offset-left="0" data-ad-offset-top="0" style="display: block; overflow: hidden; text-decoration: none;"><ins style="text-decoration: none; margin: 0px auto; width: 300px; display: block; position: relative;"></ins></ins>

今天人们看到,日本与东盟、与中国等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关系,的确比战后有很大改善。尤其是日本与东盟的关系,近30多年来稳定发展。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日本的巨额援助在发挥作用。其实,援助不过是一个因素而已。另外一些重要因素是,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重新重视亚洲的思潮。福田纠夫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日本首相时,推出了“福田主义”。福田向东盟国家承诺日本决不会作军事大国,并表示愿意将力量集中在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上,以“和平、心与心、对等”为原则开展与东盟的合作,这奠定了日本企业进入东盟的基础。

同样也是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进入一个崭新阶段。1978年,福田纠夫促成实现了邓小平的首次访日,中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是,这样的政策变化仅仅停留在内阁政策的地步。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反映了战后和平主义的民意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延伸到整个民族从战争发动者而不是受害者的角度做出更深刻的反思。

如果给现在日本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做一个定位,到少需要考虑三个参数:一是视自身为“最优等”民族,是亚洲的领导者;二是视中日竞争为“零和游戏”,三是自认为已经是美国和西方价值观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这些参数决定了中日关系改善的难度。

(作者是《环球时报》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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