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略论日本军国主义战败的思维逻辑

[摘要]日本军国主义源于日本武士道又以日本武士道精神作为最主要的文化信仰。它充分利用武士道的精神武器,去控制广大民众,并以此作为其侵略扩张的工具。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武士道精神,其缺陷亦是显然的,因为尚强力而恃强凌弱,行为必然走向极端,便失缺了理性思考;好勇武但刚愎自用,又缺失了辩证思维。失义失道及摈弃辩证思维是日本军国主义战败的根本原因。挑起不义之战,师出无名,失道寡助,是其义败;恃强凌弱,逞勇猛进,是其谋败。

[关键词]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战败原因;武士道文化


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对中国及亚洲邻国发动侵略战争,不仅给受害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也给日本广大民众带了深重的灾难。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思维逻辑的。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军国主义战败的思维逻辑,更有利于认清其本来面目,并以此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献礼。

一、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信仰及思维逻辑

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于近代明治维新时期,它源于日本武士道又以日本武士道精神作为最主要的文化信仰。武士道是日本武士遵循的行为和道德规范,它作为近代以来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及主流社会推崇的文化形态,崇尚武勇,主张以武勇实现其人生价值形式,换取人生主要荣誉的动因是勇武,实现人生的基本手段还是勇武。武士所做的就是杀人或被杀的职业[1]。武士道推崇重名轻死,将名节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在面临二者择一时,武士便义无返顾地选择名誉,放弃生命。正是这种重名轻死的价值取向,加之日本部分人士对佛教六道轮回观的肢解,认为一种生命的完结又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开始,因而剖腹时视死如归,将自杀(切腹)视为光荣的解脱法[1],并以此来表示对主君的忠诚或名节的珍惜。1898年,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并将其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2]48,对武士道的宣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深深地植入日本军国主义及右冀势力的思想土壤里。武士道主张服膺强者,蔑视弱者。在技不如人时,会虚心求教,一旦强大起来,则恃强凌弱;武士道文化又是十分讲究面子的耻辱文化,武士的面子比生命都重要,为了面子可以决斗、拼命,并不惜掩盖事实,否认真相;同时,它崇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对善恶或是非的伦理观念则并不怎么在乎,认为实力就是衡量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3]3。江户时学者、著名武士山鹿素行,曾提出一个有名的“性之本然不可以善恶论”的命题,“人之性是天命也,天地之命唯生生息息,不可以善恶论”[3]192,在他看来,所谓好恶如同人的性情一样,人人皆有,根本无罪可言。利玛窦在其《堪舆万国全图》一书中,称日本民族尚强力,权常在强臣,其民多习武少习文,恃强凌弱,论事大体以实力为是非标准。总而言之,武士道精神是深刻影响日本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

正因为此,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充分利用武士道的精神武器,去控制广大民众,并以此作为其侵略扩张的工具。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武士道精神,其缺陷亦是显然的,因为尚强力而恃强凌弱,行为必然走向极端,便失缺了理性思考;好勇武但刚愎自用,又缺失了辩证思维。中国古代辩证法认为,逞强者必然会露出自己的破绽,最后为对手打倒。回顾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不得不战败投降,以及当代日本右冀势力做出的种种使中国、韩国等受害国人民十分反感的举动,都是基于日本武士道的思维逻辑。而这种武士道逻辑,是唯意志论的、主观唯心论和反理性主义的,它在政治上必然走向人类正义事业的对立面,在实践上必然走向侵略扩张,其结果则必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和孤立、覆灭和失败的命运。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惨败、投降,就是最好的诠释和佐证。

二、失义失道及摈弃辩证思维是日本军国主义战败的根本原因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终于走向极端,他们以邻为壑,对处于内战中的邻国中国频频出手,不断挑衅中华民族的极限,相继挑起了侵略东北和华北的战争。日本虽然逞一时之强,但在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下,在世界其他正义国家的帮助下,经过浴血奋战,他们最终败下阵来,宣布无条件投降,印证了其失道必将失败的真理。

(一)挑起不义之战,师出无名,失道寡助,是其义败

大凡有理性的民族,首先都要从道义上去考量一场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如果师出有名,替天行道,维护正义,则是得天道人心的正义之战,反之,则是非正义之战。但在日本这个受“战争本身无正义之分,只有强弱之别”军国主义思想主导的国度里,不仅不从道义这个角度去考量当年发动侵华战争的性质,而是充分利用日本国民团队性强、特别服从领导的特性,煽动民族情绪,不仅给中国也给包括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此过程中,按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良知、社会责任的代表,然而在这场侵华战争中,所谓的日本知识精英们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理性。如日本著名学者、《国民之友》主编德富苏峰在其所撰《大日本扩张论》中称日本的武力侵略为“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他改口大肆称赞日本天皇支持战争的政策决策,认为天皇与国民上下一心,是“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的圣明之处,德富苏峰的理论极大地鼓动了大和民族的非理性情绪[3]259;又如被尊为日本启蒙学者的福泽谕吉,也很不理性地在其自传中赞叹日本的扩张举动为“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3]259;另一个叫藤新平的学者,则主要宣扬生物学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原理,为其扩张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即使像夏目漱石、森鸥外和川龙之介等非常有成就且被评价为富有良知的日本作家,也表现出很不理性,对刚摆脱封建桎梏的近代中国持以蔑视和岐视的目光。“连漱石那样的人,也对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佬’毫无顾忌”[3]259。由此可见,日本知识精英尚且如此,那么其他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盲从便可想而知了。

日本的对华战争是失道的。其间他们发动的“南京大屠杀”,更是对人类公理和正义的公然挑战,因而受到世界上有良知的国家的强烈谴责。战争爆发,中国在道义上就得到许多国家的声援和支持。第一个谴责日本的是苏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就此发表声明,指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的帮助”[4]338。在全面抗战期间,苏联人民坚决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强烈谴责日本法西斯主义行径。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指出:“现在华北发生的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侵略成性的日本武夫,死硬地顽固地实行他们掠夺和奴役整个中国的政策。”[4]339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呼吁各国帮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苏联宣传机构及时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事迹,给中国人民在道义和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此外,苏联政府还在经济上、军事上给予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援助。首先,苏联方面先后几次给予中国巨额低息贷款,用货物偿还;其次,在军事上,苏联给予中国的重型武器足以装备两个军,还派出了3000多名军事代表团、2000多名空军自愿队[4]340,来华帮助中国的抗日战场。他们的声援和帮助,对中国的早期抗战发挥了重大的支持作用;美国也在道义上谴责日本,特别是美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后,美国不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而且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援助,与中国签订了几笔易货借款合同[4]341。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坚定盟友,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随后还派出了空军自愿队介入中国战场,美国的援助给苦难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作用。随后,英法等国家,也站在中国一边,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给日本军国主义以道义上和军事上沉重的打击。

相比而言,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除了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轴心国在欧洲战场与日有一些军事配合外,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一个站出来声援日本。日本发动不义之战,失去道义支持,这是其后来在亚洲战场处于被包围被夹击的根本原因,也是其战败的首要因素。

(二)不能多维度综合考量,贪大贪快,急功近利,是其识败

全面考察和权衡事物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它要求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种种联系,对事物要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综合考虑,把握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与唯物辩证法全面观相对立的是片面论和一点论,即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及其余,只见部分而不见整体,只见局部而不见全局的方法论。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按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办事,事业就容易取得成功;反之,违背辩证法的规律就会受到惩罚。反观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在认识论上,是违背和摈弃辩证法的,是非多维度综合考量的、贪大贪快的。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了世界历史上颇具野心的扩张计划,史称《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5]要实现如此计划,就日本的人口、资源、国土面积等现状而言,是难以胜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乃至整个亚洲战场,经受了一系列惨重的失败。

1937年7月,中日战端一开,日本又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宏论”。这在当时,此言并非纯粹的宣传口号,而是按日本军国主义的思维逻辑提出来的,尽管这样的思维是反辩证法的——他们认为,1894年,甲午中日之战,在大清国国力还强于日本的情况下,打败了中国;1904年,日本又凭其强悍,在中国东北打败了老牌的沙俄帝国。由此认为,当下日本的国力已强于中国,三个月消灭中国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是典型的日本强弱思维而非辩证思维。因为两国交战,不特是军事、经济、科技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等方方面面的比拼,如人口众寡、历史文化传统的优劣、地域辽阔与否、资源的丰富或贫瘠等都是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日本军国主义更不曾料想的是,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已非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特别是经过北伐战争的血与火洗礼后,所谓的国民革命军也要远远强于李鸿章的北洋军,何况更有中国政治领域的生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勇善战的人民武装。日本所提“三个月灭亡中国”,正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非辩证、非综合考量与短视的弱点,若能全面考量是不出此妄论的,尤其他们没能从此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汲取教训,特别是经过三四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后,日方不仅不作冷静思考,反而以“南京屠城”进行膺惩和报复,继续纵兵长驱。其后在国共两党联合、持久抗战的消耗下,特别是武汉会战后,日本因战线拉得过长,始显力不从心之态,锐气大减,进而深陷中国军民持久抗战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三)树敌过多,到处出击,利令智昏,是其智败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矛盾有主次之分,两者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其中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并起决定作用,次要矛盾也会影响主要矛盾的发展和解决,主次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善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又要学会统筹兼顾,恰当地处理次要矛盾。处理问题切忌十个手指一起弹琴,两个拳头同时出击,眉毛胡子一把抓。反观日本的侵华及后来的“大东亚战争”,正好违反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即“十个手指一起弹琴,两个拳头同时出击”,几处点火,几面树敌。日本军国主义提出并实施的“大东亚共荣圈”必然要与在东南亚拥有殖民地的美英法等国发生冲突。在日本侵华之初,由于其没有损害美英的核心利益,因而美英对日采取绥靖政策,这无疑助长了其扩张行为。随着日本的侵略战争进一步扩张,日本需要大量从南亚、东南亚掠夺战略资源,并通过太平洋运回本土及其所占领区以敷急用,但由于美国在太平洋对其实施了相应的人道主义禁运,日本深感怨恨。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施行纲要》,提出“帝国为了完成自存自卫,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拟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同美国谈判“到10月上旬未达到我方要求的情况下,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6]。美国没有满足日本的愿望,日本军国主义失掉了应有的理智,于1941年12月7日凌晨,悍然突袭美国在太平洋中的最大军港——珍珠港,致使美国遭受重大损失。翌日,美国对日宣战,英国亦对日宣战,随后法国、澳大利亚、荷兰等20多个国家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是爆发。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句名言用在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从辩证法的角度而言,日本军国主义挑战美国是很不明智的,是其利令智昏的表现。因为美国是当时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年工业产值为90亿美元,而美国则为2000多亿美元。美国国民收入是日本的7倍,年钢铁产量是日本的5倍,年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年汽车产量更是日本的80倍[7]。与美国对决,日本是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苏联与美英等20多个国家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军民的抗战压力减轻了许多。日本军国主义由于树敌过多,在太平洋战场处于多国的夹击中,中国军民随机反攻,苏联红军陈兵百万于东北,对日本关东军进行围剿。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派出战略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并向日本扔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生产的两枚原子弹,对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日本在势单力孤四面楚歌的境地下,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

(四)恃强凌弱,逞勇猛进,是其谋败

中国古代哲学经典《道德经》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弱可胜强,柔能克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且被许多历史事实所验证。《道德经》还说“用柔,不要逞强”。逞强的人不是强大的表现,反而会露出破绽,被对手击败。无疑,老子的话彰显着朴素的辩证法智慧。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思维逻辑里,是没有“弱可胜强”的字眼的,强就是强,弱就是弱,强可凌弱,是其一贯的思维方式。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凭其空军、机械化部队与步兵协同作战的精良装备,凭其精湛的单兵搏杀能力,逞勇猛进,长驱直入,给中国军民造成很大的杀伤。但强悍的日本军队在富于兵学与韬略传统的中国军人面前,其破绽亦是明显的——自恃强大,常孤军深入、长驱直入;常采取精锐的正面进攻加两冀包抄,而不屑出奇制胜[8]。在日本人看来,出奇是怯懦的表现,打不过别人才这样。中国军队针对敌人的弱点,很快找到了对付敌人的办法,尽量避免与之正面决战,根本方法是运用持久消耗战,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然后利用自身兵力多的优势,对其实施反包围;同时,充分发挥我方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将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采取夜战、奔袭战、伏击战、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巷战等,并在敌后建立广泛的抗日根据地,充分发动群众,置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由于战略指挥失当,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连连失利,之后总结经验教训,对骄纵冒进之敌,进行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然后包围合击,接连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同时,共产党积极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除正规部队外,发展武装民兵二百余万[4]208,避敌锋芒,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运用灵活的战术战法,给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如对孤军之敌,实施有效伏击的平型关大捷,著名的“百团大战”以破袭、夜战的方式毙敌两万余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其深陷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简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失义失道而背离正义和民心,以及违反、摈弃辩证思维而陷入思想认识的极端片面性和绝对化。这也是日本侵华战争在认识上和道义上留给日本国民的沉痛教训。

二战后,日本右冀势力没有从根本上内省和反思当年的侵华战争,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打败过它,失败的原因是美国扔了两颗原子弹,苏联从背后捅了它一刀[9]。在这样的心态下,日本右冀势力不承认战败事实,更不主动承担罪责。相反,倒自认为是战争的受害者,美国两颗原子弹炸死炸伤其30余万人众,而它很少考虑到本身曾给中国及亚洲人民带来过的深重灾难,很少从“加害”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10]。二战后,日本与德国同为对战争负有重大罪责的两个国家,二者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德国领导人在许多重要场合,表示了自己的诚心忏悔态度,特别是1970年12月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向死难的犹太人纪念碑敬献花圈并双膝下跪[11],诚心忏悔当年德国人所犯下的罪过,赢得了世人赞许与谅解。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希望日本当局能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与邻为睦,以邻为善,实现人类长久和平才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正道。同时,我们也要提醒日本右翼势力,应以史为鉴,学会内省,勇敢承认侵略和战败的历史史实;只有承认错误,反省罪责,才能重新获得亚洲各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原谅和认可。才能摆脱固有思维,丢掉历史包袱,回归正常国家的行列。

参考文献:

[1] 李海涛.对日本武士道的文化诠释[J].东疆学刊,2008(01):50.

[2]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张俊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5.

[3] 程麻.解读大和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 步平,荣维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5]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年)》下卷[M].东京:东京原书房,1965:544—545.

[6]佚名.日本是个有精神和文化缺陷的民族[EB/OL].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807382.

[7] 佚名.太平洋战争前美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EB/OL].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492309&PostID=47578917.

[8] [日]大江匡房.斗战经[M].广州:华南文化出版社,1966:26.

[9]何星亮.文化模式: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3):9.

[10]藤原彰,步平. 日本人的战争认识[J].抗日战争研究,1999(04).

[11] 佚名.德总统称赞勃兰特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伟大”[EB/OL].[2010-12-08].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0/12-08/2708000.shtml.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