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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

走进兰州军区第47集团军某装甲旅的大门,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色鲜明的标志。水泥台上摆放着一辆坦克,而在其正面,赫然有着这样一个醒目的标牌——“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九式中型坦克第一车”。

说起59式中型坦克,似乎称得上是“地球人都知道”。作为一款世界坦克之林中的经典装甲战斗车辆,堪称中国装甲装备体系中名符其实的“大哥大”。它在国产坦克中服役时间最长,装备数量最大,改进变型最多,使用最为广泛。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研制成功、装备部队之后,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59式坦克还出口到亚洲、非洲的十多个国家,至今仍是不少国家军队的主战车型。那么,59式坦克是在什么样的战略需求与技术环境下诞生的呢?它的研制与使用经历了怎样不同寻常的历程呢?这个名门望族的“头生子”究竟在哪里?装甲旅门前的这辆坦克又凭什么敢自称“59式坦克第一车”呢?这一连串充满着历史积淀的疑问,成为我们盘点中国装甲家族砥砺沧桑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今天,我们回溯“59式坦克第一车”,其着眼点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考证某种技术装备的范畴,转而延伸成为对其附加精神概念的强烈追求,力求在现实的反思中品味浓浓的传承意义,收获深层的思辨内涵。

寻根探源

考证“59式坦克第一车”的来龙去脉,势必要追溯到中国坦克工业的奠基与发展。

在世界坦克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坦克制造业起步甚晚。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大国大量生产和使用坦克之时,中国的坦克制造业还处于一片空白,甚至连坦克维修和零部件制造都要依赖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共有543辆坦克装甲车,包括日本制造的97式、100式、美国的M4A3等,基本上都是在战场上缴获的。除了一部分美制“老水牛”水陆坦克勉强堪用之外,其余大都非常陈旧,许多已经不能动弹。为了迅速提高我军的现代化作战水平,1950年10月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按照毛泽东“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装备和设备”的训示,提出了用三年时间装备1000辆坦克的宏伟计划。自1950年11月3日,我国首次从苏联购买300辆T-34、60辆IS-2和40辆ISU-122/152自行火炮开始,到1955年4月,先后购买了约3 000辆苏制坦克、自行火炮。与此同时,着手组建了相关的坦克修理及配件制造工厂,1952年首修T-34坦克成功,1953年试制成B-2-34坦克发动机和履带板,为中国生产制造坦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坦克装甲装备是一种复杂的技术兵器系统,它的研究设计和生产制造,涵盖机械、冶金、动力、材料、光电等多种技术领域,对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工业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断言,中国在20年内不可能生产出自己的国产坦克。然而,就在这百废待兴之际,新中国的领导人从国家周边战略格局和国防建设全局出发,于1953年做出了独立自主发展中国坦克工业的重大决策。1956年3月,聂荣臻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进行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研究,减轻重量,增强超越障碍、爬山能力”。在国民经济恢复结束后,利用当时与苏联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争取和利用外援但不依赖外援,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在十年之内建成自己的坦克制造厂。

建立坦克工业,首先要确定生产型号。在当时的条件下,从仿制外国坦克起步,不失为一个必然而有效的抉择。经过谈判,中国与苏联签订了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而建设坦克制造厂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个新建的坦克制造厂将引进苏联的成套坦克生产线,最初准备生产T-34坦克,但不久改为T-54,而最终提供图纸资料,则成为T-54A。这样三种生产型号的调整变化,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使得中国坦克制造业上手就搞T-54A,从起步之初站在了当时世界坦克研制的高起点上。1955年4月,代号为617的中国第一个坦克制造厂开始在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包头近郊动工兴建。在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下,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五万多平方米的主体建筑、配套设施建设和设备安装调试任务。与此同时,赴苏联鄂木斯克学习坦克生产技术的专业技术骨干也陆续回国,走上了生产第一线。其中有厂长、生产长、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冶金师和主要车间的车间主任,以及关键岗位的工长,共一百多人。

1958年新春伊始,中国坦克生产进入了总装阶段。当年9月,开始利用进口材料和部件生产和组装首台坦克。在工厂党委“奋战一百天,突破试制关,人人创奇迹,出车一至三”的口号鼓舞下,经过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艰苦努力,1958年12月25日,第一辆由苏联提供主要零部件、由中国人自己装配制造的中型坦克驶下了生产线。到1959年8月22日,第一批33辆国产中型坦克全部装配完成。而据时任617厂技术科长、后任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的唐仲文同志回忆,当时这批坦克的前装甲板上,并排装有两块金属铭牌,其中一块用于标明生产时间。但考虑到保密的因素,不仅首批59式坦克并没有在这块“ZH年 月”铭牌上明确标注具体时间,而且后来装配制造的坦克干脆就不再安装这块铭牌。另一块则是以“2110”为前缀的序号铭牌,就象下图中显示的“2110-3243”。然而,59式坦克转入批量生产后就被赋予“120”的代号,后续生产的坦克均不再用“21 10”的序号,转而采用“l20-****”的铭牌。由此可见,这两块金属铭牌,是国产第一批59式坦克的特有标志,我们在“59式坦克第一车”上,恰好找到了它们。从而表明,这辆坦克确实属于中国首批装配制造的59式中型坦克。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查找了这辆坦克列编后的隶属沿革,从另一个侧面为“59式坦克第一车”做了有力的证明。1959年10月1日,首批国产59式坦克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10周年阅兵盛典。1O月6日,这33辆坦克被分别送到了军事学校和有关部队。其中,3辆配给军事工程学院,3辆配给装甲兵学院,15辆分别编配到第1、第2、第3、第4、第5坦克学校,另有10辆装备了坦克独立第6团,2辆装备给第1机械化9币教导营。

把有限的新型武器装备优先编配到院校和部队训练机构,是我军的一贯传统,目的在于改善和提高院校对技术骨干进行技能培养的条件,为新装备的大范围普及使用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而兰州军区某装甲旅的前身,正是原大同装甲兵学院坦克教练团。如此看来,这辆被冠以“59式坦克第一车”的坦克,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编配到这个团的,并随着部队编制装备的调整转隶,最终成为47集团军某装甲旅的标志性装备。

三大关键技术

1963年3月1 8日,59式中型坦克正式定型,投入了批量生产。而在此时,中苏关系却逐步恶化,苏联方面撤走了技术专家,撕毁协议,这就使得我国继续以进口零部件组装坦克不再可能。在当时的作战需求和技术条件下,构成坦克综合作战能力的三项主要指标主要表现在相应坦克炮技术、发动机技术和装甲钢技术上。要摆脱对外依赖、自力更生地制造59式坦克,就必须立足国内,首先攻克这三大关键性技术。

坦克炮技术主要由火炮、射弹和观瞄火控设备等技术所构成,它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坦克的火力打击效能。在T-54A坦克上原来装配有一门100毫米线膛坦克炮,其改进型曾用于SU-100自行火炮。我国于1958年由447厂成功仿制了这种坦克炮,1963年正式定型为1959年式100毫米坦克炮,安装在国产59式坦克上。并在仿制过程中把火炮驻退机中紧塞具的石棉结构改为皮碗石棉绳混合结构,解决了射击时漏液超量的问题。对于苏制100毫米坦克炮原来配用的六种炮弹,我国当时重点仿制了榴弹和被帽穿甲弹,而后又为其研发出100毫米钨头穿甲弹。1960年,我国开始自行研制破甲弹,先后设计定型了85、100、120毫米三种口径、六种型号的破甲弹。针对苏制100毫米破甲弹的弹丸高速旋转时会对破甲流的稳定性形成破坏,装甲兵提出运用气缸式尾稳破甲弹,并改用了微旋和不旋转弹丸,提升了射弹射流的侵透性,使之成为100毫米坦克炮的主要反坦克弹种。此外,59式坦克继续沿用T-54A坦克单向稳定器的简易火控装置,具有车长超越调炮能力。但由于受到T-54A坦克的设计局限,在59式坦克上始终没有安装红外夜瞄装置,对坦克的夜间射击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发动机是坦克的“心脏”,主要为坦克提供驱动功率,是坦克的动力与电力源。发动机技术不仅决定着坦克的机动性,同时它的外形尺寸、燃油经济性以及在车辆上的安装方式与坦克的生存力也有着密切关系。1955年,在617厂着手兴建的同时,代号为616的坦克发动机生产厂也在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开始筹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1958年第一台B-54柴油发动机由616厂仿制成功,被命名为12150L坦克发动机。其中的数字12表示12缸,150则表示缸径为150毫米。这种四冲程水冷直接喷射式柴油机,采用了V形60度夹角的总体布置、发动机扭矩的均匀性、柴油机的平衡,附件的配置以及外廓尺寸的高度与体积等几方面均比较理想,燃油经济性好,在标定功率时的燃油消耗率不超过180克/马力时,全重仅895千克,紧凑性系数达30.57。12150L发动机作为基型机定型投产后,又发展定型了一系列的变型产品,形成了一个十多种具备不同功率、结构略有改变的柴油发动机系列。其中,改装了三环活塞、网纹缸套和长体喷油器,大修期增至500小时的1215 0L-A型柴油机除继续用于59式坦克外,还用于89式120毫米自行反坦克炮和89式122毫米自行火箭炮。此外,12150民用型还广泛应用在气垫艇、登陆艇、965水翼艇、缉私艇、983E边防巡逻艇以及石油钻探机、空压机、发电机组、矿山载重车和铁路机车上。

装甲钢技术是决定坦克战场防护力的基本要素。源自T-54A的59式坦克车体低矮,半球形炮塔具有较好的流线型,车体各部位装甲厚度分布也较为合理,是当时国际同类坦克最为优良的外形设计。在59式坦克研制初期,炮塔主要是苏联提供的铸造装甲钢,这是当时苏联在铬镍钼系列装甲钢中提高锰含量的一种合金结构钢,比T-34降低了镍含量60%,而侧装甲则是采用苏联的42CM轧制装甲钢,淬透性达90毫米。然而,囿于我国当时技术能力和资源条件的局限,冶金工业尚不能够为坦克制造提供镍镉装甲钢。为了尽快改变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状况,国内有关兵器科研单位和工厂,着眼于我国稀土资源丰富的优势,群策群力,勇于创新,相继研制成功了稀土601型铸造装甲钢和603轧制装甲钢,经过严格的试验完全达到苏制镍铬钢的质量水平。而后,又根据对坦克不同部位,防护不同弹种的不同要求,相继开发出了616、617、623、高压4、高压5、675等多种型号的装甲钢材,逐步使得59式坦克制造用钢全部依托国内,在装甲钢的总体防护性能甚至还优于进口钢材。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地完成了三大关键性技术的突破,有效地实现了59式坦克的国产化生产。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制造的59式坦克,虽然在外观上与早期型号没有明显的区别,而构成上却从内到外发生了根本性的实质转变,依托中国设备,使用中国材料,采用中国工艺的59式坦克,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制造”。

宝刀不老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国产59式坦克大规模地入役列装,为我军装甲兵提供了一种适合国情、性能优异的主战坦克。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第一次使用上了由本国生产制造的装甲装备,总体状况从此为之一新。伴随着我军坦克装甲部队编制不断扩大,在坦克装甲战斗车辆数量增长的同时,装甲装备的构成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和优化。到1975年,旧杂装备全部退役,苏制坦克编配比例急剧下降至不足20%,59式坦克很快成为我国装甲兵的主体装备。自从装备了国产59式坦克之后,部队有了理想的战术技术训练平台,确定了统一的训练内容和标准,零配件的供应维修等技术保障也有了稳定可靠的物质依托,在短时间内即与主要及潜在作战对象形成了装甲战力上的相对平衡,这不仅极大地加快了我军机械化建设的进度,提升了本土防卫作战能力,而且使得我国开始步人世界装甲大国行列。

然而,59式坦克的基础毕竟是上个世纪50年代研发的战斗车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苏、美和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完成了由战后第一代坦克向第三代坦克的转型发展进程之后,59式坦克在火力、机动和防护上“先天不足”的短板也随之暴露出来。在七八十年代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叙以冲突和两伊战争中,59式原型车T-54A坦克的战场表现不尽人意,固然与使用这种坦克军队的素质、士气紧密相关,但这种坦克火力偏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集中表现为火控设备老旧滞后,命中精度低,射弹穿破甲能力明显不足。据此,我军装甲兵领导机关与国家有关科研生产单位通力配合,按照唯物辩证法“突出重点解决主要矛盾”的思路,从1979年开始了以强化火力为重点的59式坦克升级改装工程,先后经历了四次较大的改进。

59式坦克的第一次改进,部队内部称为“59小改”。主要是围绕解决“打不准”的难点,完成了增装自动装表简易火控装置和激光测距机等12项改进,提高了原有100毫米坦克炮在复杂环境下对固定目标的射击命中精度,改进后定型为59-1式坦克。这次改装的坦克数量并不多,也没有大量在战斗部队中列装,而是把相当一部分改装后的59-1式坦克,编配到了“三北”军区的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在科研生产部门加大研发技术储备的同时,依托部队相应地展开了乘员熟悉使用的技能储备,充分发挥出这批教练用车的“种子”作用,大范围地普及推广了现代火控设备的操控技能。

1980年进行了59式坦克的第二次改进,部队内部称之为“59改”。主要是抓住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围绕着“能打毁,能防住,能联上”这三项关乎坦克作战性能的基本要素,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国内改装相结合,完成了4项大改和14项小改,定型为59-2坦克。其中的4项大改包括:采用105毫米线膛炮,引进能击穿复合装甲的高初速穿甲弹,安装跳频可加密多信道的VRC-8000系列战术通信电台,以及在车内加装高灵敏度的全自动灭火抑爆系统。而14项小改则是应用国内较为成熟的技术成果,包括部队多年来使用59式坦克的技术革新成果。虽然只是局部改进,却对提升整车战术技术性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59-2坦克改装完成后,首先装备到了当时的北京军区坦克第1师,在全师范围内成建制地全面换装了59-2式坦克,也有利于在实践中尽快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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