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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转贴叶研撰写的《对粟戎生将军谈211髙地作战的几点探讨》一文,是深感叶研写作功底极其深厚老到,掌握资情信息全面,其对上至国家政治外交层面和军委总部西南军事斗争局势的把握、中到昆明军区前指的协调指挥过程、下至67军师团营连排,甚至到具体的211前沿战士战斗过程和时刻都能娓娓道来,分折和论证问题缜密周全,且有独到见解,足见其研判和思考“67军211战例”已有数十年历史沉淀。翰林深感这是一篇好文,特向67军战友和军迷网友转贴推荐。

翰林认为,6.11反击战失利曝露出的“多个层面”的问题应当深入探讨研究,方能警示今后“多个层面”以此为戒。

但翰林在此要特别声明:转贴并不代表翰林对此文所有观点持完全赞同的意见!例如:虽然粟戎生将军提到了“打不打是政治家的事,军人的责任是,一旦政治家确定打”,就去拼命打赢。但翰林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粟戎生将军认为“发起作战时机和战法是6.11战斗的决定因素。而这两个因素是政治家们决定的。”,粟戎生将军的本意,应泛指为军事斗争服从于国际政治、外交的主从关系,而不是指政治家下达了具体的军事命令。翰林认为,政治或外交需求与军事命令是有明显区别的,主要问题和矛盾焦点应该还是集中体现在军事层面上。正如当年云南前指廖锡龙副司令对6.11反击失利的点评是“无非是急了一点”……与政治家挂钩,似乎多少有些牵强附会。

尽管如此,翰林还是非常理解和完全赞同作者叶研对当年“打外交仗”这话在战区很流行……而这之前部队为“外交需要”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不能不说外交上长期存在的“面子外交”和离战场实际很远的上级机关长官意志的因素影响了作战指挥。讲政治、讲形象也要必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粟将军在表示打不打政治家说了算的同时,这样总结道:“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战争又是有其内在规律和规则的。首先符合了作战的规则,战争才可能为政治更好地服务,否则可能适得其反。”诚哉此言!这话说得很理论、很原则,又很理性、很凝练。它饱含了6.11战斗参战者沉痛的特殊体会,反映了广大参战官兵的思考,它是访谈的思想精髓。在当时的政治家们多数健在的情况下,粟将军此言尤其难能可贵。”叶研文尾的归纳总结写的好!汗琳学习受益堪深。

翰林希望能与叶研取得联系,颜面请教为盼!

对 粟 戎 生 将 军 谈 2 1 1 高 地 作 战 的几 点 探 讨

叶 研

一、对粟将军的勇气和真诚应该予以肯定

67军199师老山轮战30年后,原67军参谋长粟戎生接受了当年战友对211高地作战的访谈。受访者是67军原领导之一,这个访谈可看作他对1985年199师围绕211高地一系列战斗的争议的正式回应,是对问题的正面答复。

粟将军30年后发声,与“30年解密”相关。此前30年时间内,军内外看不到官方或高级指挥员对211战事的答复,事件中许多关键点也无法从官方陈述中得到印证。粟将军本来可以对211战事避而不答,并不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能做到面对历史真相的。改革开放30多年在取得成绩的同时,问题也大量出现。但各主管部门直面问题正式答复的,并不多见。常常可以看到,重大责任事件发生以后,主管上级始终回避事实,不敢接触真相,甚至文过饰非,颠倒黑白,把灾难说成凯歌,大加颂扬。有关211高地作战的战友访谈的公开发布,只能在粟将军的支持配合下完成。粟将军此举表示出对211高地战斗参加者、牺牲烈士应有的尊重,表示出说明情况的愿望。

粟将军在访谈中承认211高地作战失利。这是一个基本态度,反映了他对基本事实属性的认定。粟将军的陈述也涉及到自身责任。作为参与211作战指挥的当事人,这无疑需要勇气和真诚。谁都看得到,当今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完全缺失勇气和真诚,本文作者认为对勇气和真诚应该予以肯定和欢迎。尤其是在与211高地作战失利直接相关的外交部、总参谋部、原昆明军区前指的老人还在世而且都未发声的情况下,粟将军表明态度和认识,可以说独树一帜。

访谈的公布,不仅表明了粟将军自己的态度,而且从军级视角陈述了事件过程,披露了长期未见的史料,初次完善了基层口述和官方表述的相互补充印证,使部队基层官兵和高级指挥员共同再现历史、恢复真相成为可能。也让人们看到高级指挥员和基层官兵、研究者共同研讨、商榷作战得失,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应对未来战争的理论空间。

67军老山轮战过去了31年。时间使人们有可能理性地讨论当年作战的问题。不同的看法已经可以平静地互相交换。交换看法不仅必要,而且有好处,尽管最终不一定在所有问题上都达到一致,但会有相互理解,有些看法变得接近一些。下面是本文作者对粟将军的谈话内容的一些看法,希望和关注当年211高地战事的人们共同探讨。

二、关于伤亡代价

本文之所以探讨代价问题,是因为围绕211高地的一系列作战存在长期争论,对伤亡代价大小看法相当不一致。比较来看,5.31作战整个老山、八里河东山各阵地在防御中也出现过伤亡,但未引起更多争论。越军于1985年7月19日对中方阵地发起M-2计划的军事进攻,111、142、146等高地也出现过伤亡,也未引起更多争论。粟将军对代价的看法是在30多年后最近在访谈的总结经验部分提出的,是粟将军最近的观点表述。本文也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各种不同意见批评。

1、代价的评定

粟将军在谈到代价问题时表示,“关于作战代价的评定问题。在老辈们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录里,有时可以看到:‘不要怕部队伤亡……’‘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战争年代也确实有为了全局把一个部队全打光的实例。但是在现代战争中,新一代军人真上战场了,心理上能否承受住流血牺牲的代价,谁来掌握这个‘代价’的尺度,是现场指挥员,还是团、师、军指挥员,还是战区、总部?部队在学习和训练中都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平时的对抗演习中,部队战损50%还在打,我们也见过演习中战损70%的部队还没有撤下战场。我想,这是一个局部与全局的问题,所以应该是由负责全局的指挥机关才有权确定这个问题。边境局部战争,仗虽然不大,但涉及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因此也只有国家总部(是总部代表国家在指挥)才掌握全局,才有权对代价做出评定。”

依本文作者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对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军队是特殊的武装集团,其组织管理具有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特殊性。在战时,需要以上级的结论统一部队的认识。在作战结束若干年后,当事人和研究者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思想认识问题,包括对211高地作战伤亡代价的认识,可能存在、也可以保留各种不同的看法。不存在某一方面有权而其他方面无权作出评定的问题,也不是某个权威机构的评定可以统一或者取代其他看法的。

总参和昆明军区前指迫于外交部的压力对部队下达立即夺回211高地1、2号哨位的命令,是6.11战斗将三个连队的主力组成的突击队在一个白天之内投入战斗的的关键原因。各种相关议论和看法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分歧,在粟将军的陈述中也有印证:“军区前指在对67军‘5.31’作战取得歼敌700余人的初战胜利肯定的同时,从6月4日起就要求尽快夺回两个哨位。……前指司令到军指挥所传达上面的指示,同时要求部队‘组织成排成连的冲锋’夺回211高地的1、2号哨位。……总部和军区明确要求迅速组织反击,必须坚决执行!”因此,部队各级都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总部和军区前指的命令指示已经非常明确,在立即打与不打的问题上,……没有一点可回旋的余地。”

对比9.8战斗进攻部队夜间到达211高地3号哨位隐蔽集结,清晨突然发起攻击,以较小的代价收复1、2号哨位的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看法:6.11战斗的伤亡代价是在越军已经明瞭中国军队准备夺回211高地1、2号哨位的情况下,中方三个连的攻击部队由于执行“立即打”、“尽快夺回”的命令,在同一个白天通过255到211的狭窄通道出现的。总部和军区前指的命令是造成伤亡代价的关键原因。认为只有发出上述命令的总部才有权来对211战事作伤亡代价作评定,不合适。因为总部的命令与代价直接相关。

演习中的战损比例,不是判断实战伤亡大小的标准。战争年代为了全局胜利把一个部队打光的情况,与1985年老山战区绝大部分阵地在中方军队手中而只在211高地一度失去两个哨位的情况也很不相同,难以作为比对。粟将军所说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显然不是指211高地一两个哨位和老山战区的全局的关系,用粟将军的话来说,“从军级作战指挥的角度去看,全军有1100多个战斗哨位,抗击了敌人一次团规模的进攻,歼敌700余人,只丢失两个前沿哨位,不是大事。因为在作战中,攻防进退,双方拉锯,阵地反复争夺、几经易手是正常的事。只要多歼敌有生力量,主阵地稳定,关键要点不丢,就不是大事。”粟将军这段话讲得好,非常中肯。但如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是指丢失哨位(局部)和“国家的荣誉和军队的形象”(全局)的关系,“边境局部战争,仗虽然不大,但涉及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那另当别论。这个问题本文下面会探讨几句。

2、6.11战斗的代价

说到底,代价是对所取得的目标而言。因此,目标和代价可以互为参照,以目标衡量代价的大小。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判断尺度,很笼统。在现实中会出现各种复杂情况。

211高地有其特殊性。211高地的1、2号哨位在1985年度的中越自卫还击战中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是老山整个战场重要点位的争夺,许多战斗围绕211高地1、2号哨位的反复争夺展开。首先211高地位置前出,与越方227距离很近,处在同一个山体,因此成为越方M-1计划突袭的选择点。5.31战斗越军全线佯攻,攻击目标只在211高地1号哨位。5.31战斗后,中方多次发动反击,试图夺回211高地1、2号哨位,双方都付出一定伤亡代价。6.11和9.8战斗是我方为夺取211高地1号哨位发起的作战。9.8战斗后,595团七连抗击越军反冲击比夺回1号哨位的代价还大。211高地的战斗和其他前沿高地的作战相比,要激烈得多、频繁得多。所以,211高地不同于其他大部分高地,双方投入的兵力火力都大大多于其他大部分阵地,由于目标的特殊,争夺的代价也必然相对较高。

211高地1、2号哨位的争夺,进攻必须具备突然性,迅速占领阵地。5.31战斗中越军以全线佯攻作掩护,以两个加强排的兵力突袭211高地1号哨位,达成了隐蔽性和突然性。9.8战斗中中方也是隐蔽进入突击出发阵地,清晨突然发起攻击,达成隐蔽性和突然性。

在211高地1号哨位的争夺的防御中,双方都把在对方狭窄的增援通道上打击对方突击部队作为重点。

211高地通往后方只有到255高地的一条狭窄通道,通道位于越方标定炮火和机枪正斜面有效杀伤射程内,支援部队难以在白天对方已经发现进攻意图的情况下通过。6.11战斗中方伤亡主要出现在这条通道上。这一点,在越军的《第1军区陆军第26军步兵第322师567步兵团5营5连A6b高地(河宣谓川)进攻战斗》中说得也很明确:“在5月31日—6月3日这4天内,我5连(5月31日—6月1日)、7连(6月2日—3日)先后击败敌人的12次进攻。上述敌向我发动的每一次进攻,均按固定的进攻路线和方向前进,所以我能及早发现敌人,并在敌人刚刚开始集结或机动过程中,使用82毫米、60毫米追击炮和召唤军区,师、团各级炮火向敌展开猛烈袭击,与周围各高地火力点形成一个火力网,给我A6b(中方称211)高地守军以有力支援。”由此可知,杀伤中方刚刚开始集结或机动过程中的增援部队是越军使用的重要战术,而6.11战斗中,中方增援部队则恰恰“按固定的进攻路线和方向前进”毫无遮挡地暴露于对方猛烈的炮火之下。

同样,越方227高地和我方211高地是一个主山体上的两个高点(或两个山头),其后方通道同样狭窄,增援部队易受我方炮火打击。如粟将军所说,5.31战斗后,越军增援211高地1号哨位的部队,也受到我方炮火的重大杀伤。“敌在该地区仅2—3天就已伤亡115人,换了3个连队的番号。”9.8战斗中,中方炮火再次给越军的增援部队造成重大杀伤。粟将军表示:“越军不甘心失败又连续对211高地实施了反扑,在40多天内先后发动了200多次进攻和偷袭。但在199师坚守部队特别是3团及炮兵的有力打击下,寸土未得,被击毙300多人,轻重伤员不计其数,最后只得放弃了夺取211高地的企图。”实际上,双方都以在对方前沿通道上打增援为重要战法。

在6.11战斗正式打响之前,595团曾多次发起收复211高地1、2号哨位的进攻。

5月31日傍晚,约五点多钟,七连一排长刘海洋带领28人增援分队向211高地增援,6人到达211高地3号哨位。午夜,六班长江玉平重伤爬到211高地3号哨位,后牺牲。其余增援人员均在255高地到211高地的冲击途中牺牲或负伤。

6月1日凌晨,一连四班长等人从255高地出发向211冲击,两名副班长牺牲。四班长等到达211高地后曾短时夺回1、2号哨位。

6月1日7点35分左右,七连七班长许子义带领两个班的战士增援211高地。2日4时以后许子义带4名战士到达211高地3号哨位。其余增援人员均在255高地到211高地的冲击途中牺牲或负伤。

6月2日19时,七连九班长刘占忠带领5名战士给3号哨位送弹药,全数到达。

6月4日0:19,九连第一突击组从255出发,以隐蔽接近方式增援211高地3号哨位。九连官兵不清楚211高地三个哨位的位置,7人到达211高地3号哨位,其余5人去向不明。03:05,七连人员撤回,211的3号哨位只留4人和七连九班长刘占忠。6月4日凌晨,九连的后续增援分队十几个人赶到211高地3号哨位。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增援211高地的主要难点是通过在255高地到211高地的生死线。这段通道是越军火力的正斜面,越军在这里布置了完备的直瞄火力,几天来已经给予中方增援部队以重大杀伤,211高地作战这一致命特点已经充分表现出来。

从上述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出,夜间隐蔽进入211高地,伤亡相对较小。而且以隐蔽形式接近、增援211高地是完全可行的。6月2日19时,七连九班长刘占忠带领5名战士给3号哨位送弹药,全数到达;6月4日凌晨九连和七连在211高地3号哨位换防成功,就是例证。这是当时应该认识到的一个致命的作战规律。

(6.11战斗后也可以看到许多例证。在同一条通道上,595团四连副连长王立福带领四连15名官兵在夜间接防211的3号哨位,交接顺利;在四连担任211的3号哨位防御期间,军工在夜间保持了对211高地的补给;9.8战斗前,四连官兵和师直侦察连也陆续在夜间完成3号哨位交接,并无伤亡。当然这是6.11战斗之后的情况。)

6.11战斗发起前,“8日晚,师决定以偷袭方式实施反击。……预计午夜发起攻击”,表明师已经认识到211高地增援和反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6.11战斗面对5月31日至6月5日数天多次对211高地冲击的血的经验教训,但没有吸取。如果不是在同一个白天持续在255至211的突击通道上反复冲击,6.11战斗的大部分伤亡代价是可以避免的。

最后,6.11战斗在付出了代价之后,并未达到收复211高地1、2号哨位的目标。如果以目标的达成来考察代价的话,6.11战斗的代价是不是大了,已自不待言。粟将军在访谈中表示接受6.11作战失利的经验教训。本文作者理解,这里的失利指代价过高,估计在30年后的今天不会有异议。

二、关于打不打是政治家的事

1、事实证明,政治家决策不正确

粟将军说,“在作战部队的团以上指挥员中,对于‘军事行动服从和服务于国际政治外交斗争’这个原则,应该是都听说过的。但部队平时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所以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对此完全没有概念。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如何‘服从和服务’更没有思考过。初期我们这些在现场的指挥员,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改善战场态势,如何减少伤亡。但在一年的作战中,我们碰到过几次部队还没有准备很好,上级就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命令部队马上就打;也碰到过几次部队准备好了积极要求打,上级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不批准打的情况。这才使我们的头脑逐步地清醒起来:打不打是政治家的事,军人的责任是,一旦政治家确定‘打’,就去拼命打赢。”读粟将军的访谈,谈话中政治家应该具体所指的决定打的是指外交部和总参、军区前指出于政治考虑作出立即夺回两个哨位的人。

粟将军在访谈中陈述了6.11作战的决定过程。“从军级作战指挥的角度去看,全军有1100多个战斗哨位,抗击了敌人一次团规模的进攻,歼敌700余人,只丢失两个前沿哨位,不是大事。因为在作战中,攻防进退,双方拉锯,阵地反复争夺、几经易手是正常的事。只要多歼敌有生力量,主阵地稳定,关键要点不丢,就不是大事。而这种边境作战是以政治因素为主的,但我们这些在战场的指挥员,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这么深,我们看重的是敌我态势和有利的作战时机及部队的损失。但上面看重的是国家的声誉和军队的形象,敌军通过广播造出了舆论,因此上面要求军立即组织部队夺回211高地1、2号哨位。”

“军区前指在对67军‘5.31’作战取得歼敌700余人的初战胜利肯定的同时,从6月4日起就要求尽快夺回两个哨位。前指司令到军指挥所传达上面的指示,同时要求部队‘组织成排成连的冲锋’夺回211高地的1、2号哨位。”

“6月8日……我到1团指挥所,就开始了解情况。发现部队准备工作差距较大……全团可用于反击的预备队,仅有不满员的两个步兵连。由于刚上阵地,预备队还没有去过一线阵地,因此反击部队对敌情不明了;对211高地附近地形不了解;对攻击路线不清楚;只有抓紧时间准备才行。距攻击发起还有7—8个小时,按照平时演习的情况来分析,如果采取的措施得力,有这些时间应该还能够准备好。再者,总部和军区前指的命令指示已经非常明确,在立即打与不打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一点可回旋的余地。因此我就没有向军长报告部队准备不足,怕干扰军的决心。”

“6月9日准备继续按原计划组织实施。总参作战部部长、副总参谋长先后打电话对突击队的编成、多波次冲击提出要求。但实际结果和8日一样,直到天亮攻击分队也没有到位,只好再顺延24小时。即6月10日再按原计划实施,定于午夜发起攻击。但发起攻击后,天下大暴雨,能见度不足1米。只好暂停攻击行动,待天亮后再行动。部队实际到11日早上5点才全部到位展开。”

“这时候,继续打还是不打,军师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师倾向放弃这次反击行动。军指挥所认为,夜间攻击的分队打散了,有的在高地上,有的可能在半路上,还有牺牲的烈士和伤员,如停下来不打,很可能又会有被俘或丢下烈士。再者,总参首长之前指示‘要打就要坚决打下来,不要怕伤亡’。军首长要求部队坚决打下去,务必夺回两个哨位。军师意见分歧的事是我13日返回军指挥后了解到的。”

简单说,发起6.11战斗的基本过程是,5月31日211高地1、2号哨位失守后,越方电台广播,外交部查问总参谋部,总参和军区前指数次命令67军立即夺回1、2号哨位,67军坚决执行上级命令,199师倾向放弃这次行动。

发起作战时机和战法是6.11战斗的决定因素。而这两个因素是政治家们决定的。

时机不对:①自5月31日的近10天来,双方战斗围绕211高地的争夺持续不断地进行,越军对中方的反击高度戒备,中方攻击毫无突然性。中方的炮火准备等于通知对方冲击开始。②595团一连、三连和597团三连需要时间熟悉战场情况、地形和攻击路线。③具体时间上三个攻击梯队都在白天出击。

在6月10日(不少材料表明595团一连是10日冒雨攻击的,待各方资料最后证实)和11日,立即打和不打(推迟攻击)是两种意见的焦点。总参和军区前指6月5日以来多次有关立即打、坚决打、迅速组织反击的明确命令起到决定作用。

战法不对:6.11战斗未吸取十天来白天攻击伤亡严重、夜间进入211高地可最大限度的避免伤亡的经验教训,在总参和军区前指不要怕伤亡,组织成排成连的冲锋,对突击队的编成、多波次冲击均提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攻击部队都是沿255高地通往211高地的狭窄通道冲击的。

2、政治家决策失误,部队指挥员怎么办

事实表明,政治家不是全知全能,在发起6.11战斗的决策上犯了错误。那末,当政治家决策失误的情况下,作为部队高级指挥员应该怎么办?

这是两个问题。一是战斗进行中应该怎么办,二是事后怎么办。

先说战时。

读粟将军的访谈,看到粟将军当时(战斗尚在进行时)认为5.31总体是中方取得胜局,两个哨位一度丢失不是大问题,因此对政治家有关6.11立即打的命令有一个思想上接受的过程。最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总部和军区明确要求迅速组织反击”,粟将军表示“必须坚决执行”。这是军队纪律和战争特殊性决定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违反。

但是,首先,无论政治家如何作决定,指挥员在执行过程中向上报告情况,仍然是必须的。如果实际情况与执行上级决策相差很远,那就更应该向上报告。粟将军“理解军长、政委赋予我们的任务就是,坚定部队反击作战决心和直接了解情况”。虽然第一位任务是坚定部队反击作战决心,但“一线掌握情况”同样是任务之一,尤其是粟将军是针对情况“经常出现上报不及时”被派往595团前指的。

595团在5月31日当天下午约五点多的时候即组织七连对211高地实施增援,九连接替七连后于6月7、8、9日早晨对1、2号哨位进行了多次冲击,由于越军炮火猛烈未能奏效。粟将军6月8日到达595团前指后对这段时间595团积极收复211高地1、2号哨位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对5.31战斗以来中越两军都在拼命争夺211高地,战斗白热化持续近十天的情况,也是任务规定所应该了解的。即使当时没有认识到211高地作战的战争规律,作为情况也应该上报。粟将军的访谈里没有提到这些情况是否上报。

战前粟将军发现了“部队未准备好的情况,一是认为距攻击发起还有7—8个小时,按照平时演习的情况来分析,如果采取的措施得力,有这些时间应该还能够准备好;二是总部和军区前指的命令指示已经非常明确,在立即打与不打的问题上,没有一点可回旋的余地。”粟将军表示,“没有向军长报告部队准备不足”,是“因为怕干扰军的决心”。

当然,当时即使上报,能多大程度影响上面的政治家重新作出决策,可以推测出来。政治家改变决策的可能性很小。上报的作用微乎其微,不等于说不上报就是对的,因为粟将军被派往595团前指的任务之一是了解情况。

其次,粟将军到595团前指的第一位任务是协调行动。在政治家决定要打的前提下,如何协调行动?

粟将军在595团前指面临的压力、作出判断的难度,是别人感受不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多大的选择余地,能做些什么,需要大量类似战例综合比较,而且最后的结论也会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粟将军坚决执行了上面打的命令。“几次攻击未果后,1团事先准备的兵力(两个不满员的连)已经不够用,只能临时从3团再抽调一个连参战。临时抽来的连队仓促上阵,对地形敌情的了解就更不足了。仗打到这个份上,虽然困难,也只能咬牙坚持下去。否则,阵地上的伤员、烈士的遗体如何能抢救下来。”

本文只说几句继续打和抢运伤员和烈士遗体的关系。因为不止粟将军提到了这个问题。“继续打还是不打,军师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师倾向放弃这次反击行动。军指挥所认为,夜间攻击的分队打散了,有的在高地上,有的可能在半路上,还有牺牲的烈士和伤员,如停下来不打,很可能又会有被俘或丢下烈士。”“作战时军事上的意见分歧,甚至发生争执是很正常的事,不能以此来推断当时不主张继续打就是对的,因为也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本文认为,运送烈士遗体和伤员不是夺回1、2号哨位能解决的,不是继续打的必要性依据。

①先说通道上的伤员和烈士。封锁中方冲击和后撤通道的主要是大青山、小青山和青山梁子的越军火炮和重机枪。在211高地因为地形的关系无法压制对方火力,掩护留在255至211冲击通道及附近的伤员、烈士遗体下撤。

②再说211高地上的伤员和烈士。211高地的烈士遗体和重伤员很难下撤,同样因为越军封锁了通道。211高地的重伤员因为后送难度极大,死亡比例很大,尤其是腿部、脚部负伤而不能自行爬回伤员。即使收复了1、2和哨位情况也是这样。

③事实上中方人员从211高地3号哨位下撤,基本上都在夜间。军工抬伤员也是夜间。

④595团在6.11战斗结束后组织遗体抢运突击队(抢尸队)抢运烈士遗体。6.11战斗结束后一段时间,211高地的烈士遗体仍有不少没有运回。这说明当时继续打和抢运伤员和烈士遗体关系不大。

6.11战斗冲击时官兵都向211高地跑动,出现的伤员有些自行爬回255,有些坚持爬到211。出动三个突击队并未对伤员和烈士遗体的下撤起到有效作用,而是增加了伤员和烈士遗体的数量。

至于上面谈到的如果停止攻击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本文认为,作为当时对情况的判断,最严重的后果无非是三个连打光,而1、2号哨位免拿下来,并且伤员和烈士遗体也没抢下来。这个后果出现了,是在继续打的情况下出现的。

再说事后。6.11战斗失利,主要由政治家决策造成。战时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事后必须总结经验教训。

粟将军已经在做这个工作。访谈中,粟将军提出还原历史真相,吸取教训。并对在和平环境提高部队实战能力、部队训练和演习、条令教材与实战差距提出了看法,指出了1985年轮战双方换防时间的影响。

粟将军谈到部队上下级之间的“熟悉与信任。部队是一个生死与共的战斗集体,相互之间必须建立绝对的信任与熟悉,否则难以形成整体战斗力。这一点平时可能不太明显,上了战场在生死面前则非常重要!部队平时疏于这种培养,以及战前临时调整建制、调换干部,都会影响整体作战能力。所以平时带部队,就要注重培养上下同欲患难与共的作风。特别是选拔任命作战部队指挥员,必须按作战要求考核,决不能迁就照顾。否则要上战场了,临阵换将后患无穷。”同时在个人教训时表示自己“对部队不熟悉。我刚调到军机关不久,对40师(乙)特别对1团各方面都不了解,对他们平时的训练情况、应急反应能力等心中无数。”粟将军这两段总结是实事求是的,其是否也包括自己在战前不久从其它部队调到67军任职的情况,本文不便猜测。

在谈到应该按级负责、信任部属时,粟将军论述道,“作战行动分为战略、战役、战术几个不同的层级,不同层级的指挥机关,要重点关注各自的层级。对下级要指导,但一般情况应尽量不干预下级的具体行动。因为一般情况下,层级越高,离战场实际越远,结合具体实际也就越难。一个军作战,220多个阵地,1100多个哨位,持续作战一年,个别阵地哨位反复争夺拉锯,完全是正常现象。面对这样一个小仗,上级完全应该相信军党委能带领部队完成任务。”这实际上提出了政治家作出决策之后,应该赋予部队完全的指挥权这一重要命题。这是访谈中极有价值的部分,是611战斗30多年后,作为参战的高级指挥员,总结血的教训,说出的一句真话。具体到6.11战斗,这等于说,要给部队时间,让部队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去达成作战目标。同样道理,像反击收复两个哨位的战斗,军也应该相信师、团能够完成,赋予直接参战的单位全部指挥权。因为“层级越高,离战场实际越远,结合具体实际也就越难”。粟将军进而说,“对部队下指示提要求一定要从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帮助部队解决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否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在后来的作战和工作中,我时时记住这些教训,力争不再重犯错误。”本文理解,这既指政治家们和上级机关与参战部队的关系,也指军和基层部队的关系,说得中肯。

围绕6.11战斗,政治需要、外交需要和军事斗争的关系需要探讨总结的有很多。1985年,“打外交仗”这话在战区很流行。尽管有外交部查问和总部、军区前指一道道指示,但实际夺回211高地1、2号哨位还是在9.8战斗。不是离政治家的要求晚了三个月吗?事实上国家的尊严、军队的荣誉、外交的需要,实实在在不在于那几天、那几个月,而在历史。而这之前部队为“外交需要”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不能不说外交上长期存在的“面子外交”和离战场实际很远的上级机关长官意志的因素影响了作战指挥。讲政治、讲形象也要必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粟将军在表示打不打政治家说了算的同时,这样总结道:“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战争又是有其内在规律和规则的。首先符合了作战的规则,战争才可能为政治更好地服务,否则可能适得其反。”诚哉此言!这话说得很理论、很原则,又很理性、很凝练。它饱含了6.11战斗参战者沉痛的特殊体会,反映了广大参战官兵的思考,它是访谈的思想精髓。在当时的政治家们多数健在的情况下,粟将军此言尤其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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