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44年7月的西线

面对着英军第二集团军发动的“古德伍德”战役和美军第一集团军发动的“眼镜蛇”战役,全面受压的德军B集团军群全无还手之力。更可悲的是,其最高长官隆美尔元帅严重分心,他的精力大部分放在了大后方,远离战况激烈难堪的前线,成为第三帝国内地下政治活动的一位中心人物。

隆美尔自1944年初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起,就陷入了两难境地,成为德国国内复杂矛盾的焦点。西线完全不乐观的军事局面,构成沉在隆美尔肩上的重压,他面对着两个选择,一是自行寻求在西线停战,另一个是更深地卷入国内反对派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活动,政治解决,重新开始,在苏联西方的联合重击下挽救德国。隆美尔本人同希特勒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清的关系,他在德军中的发迹,就来自希特勒对他的破格提拔,长期以来形成了隆美尔对希特勒的忠诚心结。隆美尔还是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上校教官时,年近50,已经准备退役,得到希特勒的赏识,于1939年出任大本营警卫营长,同希特勒寸步不离。在此位置上,希特勒力排众议,进一步把隆美尔任命为第七装甲师师长。在德军当时仅有的十个装甲师中,无论是谁指挥其中一个,对于职业军官来说,都是开辟升官通道和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由于拿到这一关键职位,隆美尔甚至被国防军将领们认为是希特勒的红人,靠政治关系才被格外提升。隆美尔之后必须拿出过得硬的战绩,才能证明自己不靠讨好第三帝国政治高层,也能指挥手下部队获胜。但是隆美尔在法国战役中的杰出表现,离不开德军整体优势和正确进攻战略的大背景。

法国战役之后,隆美尔留守在当地,无所事事,德军侵略苏联的庞大战役,将星如云,他也无缘参加。直到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在北非遭遇败绩,求救于希特勒,才给了隆美尔又一个出头的机会。希特勒在紧密准备对苏战役的时刻,分不开身,被迫把隆美尔调出来,去应付墨索里尼。隆美尔被从准将提拔到中将军衔,首次有了军级编制的部队,属于自己全权指挥。由于元首实在抽不出兵力去北非,隆美尔手下只有第五轻步兵师和第十五装甲师两个师级编制的部队,德意联军以意大利人为主。但是隆美尔全力以赴,获得出色战果,打败英军奥辛莱克元帅和韦维尔的第八集团军,导致德军北非军团的名声越来越大,规模扩张,隆美尔本人也赢得“沙漠之狐”的美誉。虽然元首对隆美尔的战绩喜出望外,以如此少的投入换来侧面战场的巨大胜利,但德军参谋本部对隆美尔的行动和指挥战略却不以为然。北非毕竟是个可以忽略的战区,无法同欧洲苏联战区相比,根本不值得投入大批兵力,更何况长途跨海作战的严重后勤补给困难,超出了不掌握海上主动权的德军的能力。元首出于对隆美尔的赞赏,决定大举提拔,不仅开动宣传机器把隆美尔塑造成德国英雄和德军代表人物,而且授予他切切实实的军衔,在1942年中的托布鲁克战役后,把他提拔为陆军元帅。这对德军将领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很多人感到不解和不满。连德军“装甲之父”和参谋总长古德里安,也不过是为上将,更何况隆美尔指挥的战区是德军各个战区中最小的,部队人数最少,其他元帅统帅的军队数量和战区范围远远大于隆美尔。对他最为不满的,就是他在法国战役中的顶头上司克鲁格元帅。隆美尔作为资历最浅的元帅,一直遭受其他元帅的质疑,认为他名大于实。

德军最终在北非遭遇无法克服的后勤困难和军事失败,隆美尔狼狈逃回德国,一度的国家英雄变为失败将军,无人问津,无权无职,仅有元帅空衔,被迫退回家乡修养。元首再次挽救了隆美尔,让他出任B集团军群司令,开始只是个空衔,之后再把他派到西线,不仅控制西欧核心地区,而且指挥数达六十万人的两个集团军。这是隆美尔梦寐以求的,远远好于他在北非边缘战区时的司令职权,也符合他作为元帅的身份。为了报答元首,隆美尔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把西线防务提高到勉强过得去的水平,不至于让盟军一击即溃。

在西线德军连续遭到盟军重击、不断后退的时刻,隆美尔开始思考西线停战的可能,以及同国内军内反对元首的派别联手的可能性。在这方面,隆美尔无形中受到他的参谋长施佩德将军(Speidel)的影响。隆美尔在B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原先是高斯将军,但在1944年4月时,高斯家和隆美尔家发生私人矛盾,隆美尔在夫人露西的压力下,被迫免去高斯的参谋长职位,来自柏林的斯佩德前来接任参谋长一职。这一人事变动使隆美尔更加接近国内反对派组织,因为施佩德长期以来就是这些组织的中坚骨干,来到西线担任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有利于这些地下组织实际掌握前线野战部队,用于停战或者推翻第三帝国。另外一个影响隆美尔的人物,是克鲁格元帅,他于伦德施泰特元帅被元首免职后,接任西线最高司令一职,正好又是隆美尔的上司。虽然克鲁格对隆美尔百般挑剔,上任之初也公开训斥隆美尔,但很快扭转态度,与隆美尔合作。更为恰合的是,克鲁格同样是长期的反纳粹人士,与施佩德志同道合,暗中联系,曾经数次尝试刺杀元首。他与隆美尔之间隔了一层,并不向他暴露内情,却极力配合甚至鼓励隆美尔的停战计划。在德军遭遇重大损失、战线面临崩溃之时,两人之间逐渐打开心结,趋于一致,策划向柏林施压,获得单独行动的授权。他们两位元帅的合作,将会令西线局势转为对柏林不利,提高国内反对派夺权成功的机率。第三帝国和国防军之内,一直存在着反对元首和纳粹政权的力量和组织。德国军官团历来是个紧密机构,对纳粹政权存在着天然的抵抗趋势,只是在元首威望和战役胜利的情况下,很难公开出来策划兵变或政变,而在军事失败之时,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和冒险,力图从纳粹党手中夺回德国,恢复到由传统德国精英统治的德国。施佩德将军是这些组织中的骨干,拥有自由派背景,拿到过哲学和经济学博士,当过驻法使馆官员,是个极为法国化的德国人,还是反对派领袖贝克将军的助手。作为参谋人员,施佩德亲身谋划了几次刺杀元首的行动,尤其是1943年初在苏联克拉科夫的一次行动,被称为“兰茨”行动,他和兰茨将军策划在元首前线视察时,动用当地军队和坦克,将元首和高级官员一网打尽。“兰茨”行动失败后,兰茨将军被解职,但施佩德安然无恙。

施佩德找到机会从东线转移到西线法国地区,成为隆美尔的参谋长。这里机会更佳,如果隆美尔决定放下武器、投向反对派,西线将没有能够制服他们的其它德军力量,南部的G集团军群实力薄弱,远在意大利的凯瑟林元帅属下德军也无能为力。所以施佩德集中精力对隆美尔作工作,由于他和隆美尔是同乡,容易交流和交换思想。在施佩德从事幕后活动的同时,崔斯考将军和施道芬伯格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崔斯考的叔父博克元帅曾经出任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位于对苏作战的前线。崔斯考于1941年底试探性地向博克元帅提出刺杀希特勒的意思,博克元帅马上让他闭嘴,说不能允许元首受到伤害,他自己会站出来保护元首。崔斯考随后放弃了争取叔父的活动,转向同之后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的克鲁格元帅合作。崔斯考在中央集团军群内私下组织了用于暗杀的部队,为数两个营左右。在克鲁格的庇护下,这些活动深藏不露,司令部成为地下组织的核心。同施佩德一样,崔斯考在1943年3月也策划了一次刺杀行动,利用希特勒视察前线的机会。克鲁格基本上同意了这一计划,但在坐下与希特勒和其他军官进餐时,打了退堂鼓,紧急命令手下军官终止之前确定的刺杀计划。希特勒紧急离开营地时,崔斯考临时装置了一枚定时炸弹放在希特勒的飞机上,定在空中爆炸,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成功。之后希特勒极少视察前线,崔斯考采取刺杀手段的机会越来越少。虽然克鲁格完全了解崔斯考的刺杀行动,但出于引火烧身的危险,一直不愿任命崔斯考为自己的参谋长。崔斯考军衔过低,一直是校级军官,直到1944年中,才升为少将,又远在东线,远离柏林,自然不够服众,运作困难。在施道芬伯格回到柏林出任后备军参谋长的时间左右,他取代了崔斯考的核心作用。德国地下组织的活动中心,从东线转到柏林,再转到西线。除了施佩德所在的B集团军群外,还有施杜尔奈格尔将军控制的法国和巴黎,法肯豪森将军控制的比利时。这两位将军与隆美尔在步兵学校时是同事,关系紧密,作为国防军将领,也怀有相类似的想法,他们之间控制的地区,构成铁三角,形势十分有利。

而在柏林,反对派拥有一些并不可靠的支持,前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在军队中有一些追随者,却长期不在高位,也无军功。戈德勒博士的权威来自贝克将军的支持,在全国政治领域内缺乏号召力。施道芬伯格意志坚强,尽力执行既定军事和政治计划,却需要依靠后备军内的佛洛姆将军和奥布里奇将军,才能发号施令,因此而专注于执行刺杀计划。这些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都在积极寻求一位深孚众望的野战军司令能够挺身而出,站在他们一边,而施佩德推荐的隆美尔成为最有可能的人选,西线德军也有望成为新政权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

隆美尔与这些地下组织成员的区别在于,他追求的西线停火,愿意为此而努力,甚至违背希特勒的命令。再走一步,以暴力清除希特勒及其同伙,颠覆现政权,则需要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崔斯考和施道芬伯格的刺杀计划,认为万不得已,也要将希特勒交于公审定罪,否则德国军队又要背上叛变的坏名声,如同一次大战结尾的重演。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崔斯考、施道芬伯格和施佩德都把刺杀计划核心对隆美尔秘而不宣。隆美尔在他的B集团军群内培养了自己依靠的力量,除了大本营外,第116装甲师会跟随他,师长施维林将军是他的忠实执行者,该师一直处于预备队状态,未曾受到盟军的猛烈攻击,即使在暴风雨般的“古德伍德”战役中,也未开往前线执行作战任务。隆美尔极其信赖施维林,把他内定为行动中同盟军秘密接触谈判的人选。该师的一位作战处军官,正是古德里安将军的儿子。另外一支重要力量是第二装甲师,师长是贵族出身的路德维茨将军,历来对纳粹政权看不顺眼,作为典型的普鲁士人,并不顾忌表示反对现政权,尤其是军事部署和战略。而在教导装甲师,师长贝尔林是隆美尔在北非军团时的旧部,可以信赖。这些国防军的装甲师,将成为隆美尔作出重大决定后主要支持力量,已经纳在掌中,下一步是争取那些正在苦战的党卫军装甲部队。

在国防军和地下刺杀组织之外,第三股反纳粹政权的力量,存在于德国的情报机构中,在那些德国间谍和反间谍机关中是相当普遍的。德军情报机构总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是个反纳粹政权的关键人物,也是贝克将军的盟友。早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很久,卡纳里斯就频繁接触英美情报机关人员,最初目的是分裂美英苏同盟,德国单独媾和。1943年后形势越发对德国不利,卡纳里斯加紧活动,联系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和情报高官杜勒斯,约定正式会谈细节。最终在中立国西班牙,卡纳里斯、多诺万和英国军情六处的曼瑟斯这三个情报界高官,聚到一起,举行会谈。当时这三个国家的军队正在多处大战,但盟军尚未登陆西欧,所以卡纳里斯认为尚有缓和之机。卡纳里斯提出建议,立即投降,铲除纳粹党政高层,共同与苏军作战,等等,给盟军一方的代表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卡纳里斯十分坦诚,急于达成协议,但是盟军方面对这些条件还是将信将疑。让美英盟军此时转过身去攻打苏军,是他们不敢想象的,如果不是苏军拖住了德军的后腿,美军英军在北非都很难占得上风,势将面对多出一二百万之众的德军。苏联正在催促美英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如果迟迟不动,苏联同德国达成某种妥协,也不是不可能的,届时承受巨大压力和重大损失的,只能是美军英军。所以消耗苏军而结束战争,是美英的既定政策。更何况,美国英国政府对这些来自德国的谈判代表也抱有怀疑,他们在德国国内到底有多少代表性,是否是个圈套,顽强作战的德军是否愿意向他们的敌人投降,以及这些国内反抗人士的级别过低。由于盟军情报信息严重不足,当时没有可能考虑到隆美尔、克鲁格一类的高级军事将领会参与其中。

卡纳里斯本人提出的保证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也未得到任何人的授权。这次会谈之后,卡纳里斯未能得到任何东西,经过通盘战略考虑,罗斯福总统终止了之后的会谈联系,召回多诺万、杜勒斯等人,在大力支持德占区内的抵抗组织之时,并未向德国政府和军内的一些地下组织提供支持,也拒绝与他们建立联系。卡纳里斯及其部下的地下行动对德军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西班牙直布罗陀事件上,卡纳里斯预期德军的进入会锁死地中海入海口,严重伤害英国海军在附近海域的行动,因此他在1940年中秘密飞往西班牙,向佛朗哥将军发出明确无疑的警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德军进入西班牙。对于一位德军高级将领传达的阻止德军行动的信息,佛朗哥将军一时感到难以置信,但是出于西班牙自身的利益,他推出许多借口和条件,为的是让希特勒觉得接受不了,进而放弃进军西班牙。加上德军正在忙于入侵苏联,希特勒不再提起西班牙一事,佛朗哥将军也不提卡纳里斯事先警告之事。西班牙一地一直没有受到战争的侵扰,不属于第三帝国,而隆美尔本人在指挥北非战役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后勤补给严重受制于英国海军,均与德军未曾控制直布罗陀海口有关。

卡纳里斯的情报机构经常以发布误导信息的方式帮助西线的美英联军,而绝不试图帮助东线苏军。凯瑟林元帅指挥在意大利的德军,意识到盟军可能会在罗马附近发动登陆作战,切断他的后路,迫使德军从以卡西诺山为中心的古斯塔夫防线撤退。卡纳里斯飞到凯瑟林元帅的总部,向他保证,根据自己获得的情报,盟军近期不会展开登陆战役。他已经把这一情报传给希特勒,借此加重凯瑟林元帅对自己的信任。凯瑟林自然无法不信任德军的最高情报官员,因此没有发下动用预备队前往北部预防盟军登陆的命令。就在第二天,凯瑟林元帅收到令他震惊的报告,美军第六军在安吉奥顺利登陆,未曾遇到像样的抵抗。一些当地德军情报机构人员在美军登陆之后,马上跑到对方一边,向美军提供服务。凯瑟林元帅在一阵慌乱之后,及时作出反应,派出增援部队前往安吉奥,并紧急要求柏林大本营派出更多部队前来意大利。与此同时,美军在登陆之后竟然大意地停滞不前,过于谨慎,失去时间优势,结果被蜂拥而来的德军占据周边地区,自己困守在滩头阵地。如果凯瑟林元帅事前获得正确信息,及时布防,登陆美军在战役初期就很有可能被围歼或被打回海上。此事之后,希特勒再也无法信任卡纳里斯,忍无可忍,把他解职。卡纳里斯失去了在德军内的特定地位,无助于西线盟军,但他是基于自己的信仰而从事反纳粹活动,同崔斯考和施道芬伯格之间没有联系合作关系。

进入1944年7月,拯救德军的使命似乎落在了隆美尔肩上,尤其是诺曼底登陆后,盟军更近地威胁到第三帝国中心地区,隆美尔之下的西线德军更加成为胜负决定之手。隆美尔于7月15日,向希特勒发出他写的最后一份作战报告。他指出,在盟军猛攻之下,德军伤亡太大,相当于每天损失一个团的兵力,而直到目前为止,他只从弗洛姆的后备军那里接收到一万余名补充兵员,万分不济,无可奈何,恐怕最后还要由他来承担败退的责任。写报告时的隆美尔心境不佳,没有可能看到盟军方面在惨烈作战中,同样损失惨重,仅英军第50师的一个编制,就在6月的三周内伤亡三千余人,相当于每周损失两个营的兵力。英军战况不佳,面临着再无新的师团加入战局的窘境,甚至要把一两个师打散,为主力师提供补充兵员。隆美尔此时同国内军内的地下组织联系更加密切。不仅步兵学校的前同事近在西线,而且施道芬伯格本人也曾经是隆美尔非洲军团的部下。急于打开困局的隆美尔更趋向于寻求军事之外的解决方法,因此让芬克上校转告地下组织,他有意参与推动政治和国家领袖改变的活动,但仍然强调他不会同意施道芬伯格等人以策划刺杀行动去达到目的。芬克上校是西线德军总部的后勤主管,负责弹药供应,却忙于联系地下组织人员,前往巴黎和柏林活动,故此疏于本人职守,耽误十天时间。隆美尔发现之后,要向芬克上校的上司克鲁格元帅汇报,给以惩戒。施佩德急忙想办法把此事压了下来,让隆美尔不再对克鲁格提及芬克上校的失职,而当时准备作出重大决定隆美尔,也确实没有什么心情关注一位军官的反常行为。即使在战况激烈和盟军地毯式空袭的情况下,从巴黎到隆美尔集团军群总部的地方,施佩德等地下组织人员仍然频繁往来两地,至今未曾遭受因空袭而来的伤亡。

在英军猛攻卡恩时,隆美尔接受了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豪法克尔中校,他的父亲是隆美尔在一战时所属部队的将军,签署了授予隆美尔作战奖章(蓝麦克斯)的命令,而中校本人是巴黎的将军亲自派来的。地下组织派出中校来见隆美尔的目的,是确认他是否愿意参加推翻希特勒的行动。但豪法克尔中校在隆美尔面前非常拘谨,泛泛而谈,并未明确提及施道芬伯格等人的具体计划。隆美尔反而非常坦诚,预期两周之后德军就无法坚持下去,必须采取某些行动,至少要让现存德军退到奥恩河以东,也就是放弃在诺曼底的抵抗。由于豪法克尔表态含糊,隆美尔迷惑不解,事后向他的海军顾问鲁兹中将问道,这个中校到底来干什么?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鲁兹将军也是地下组织一员,对此问题也无法回答。豪法克尔本人反而对此会面感觉甚好,回去后兴奋地向施杜尔奈格尔和贝克将军汇报,他已经把隆美尔争取过来了,同意直接加入反对派的行动,特意形容隆美尔迫不及待,急于采取行动。豪法克尔的说法事后成为隆美尔被视为地下组织一员的证词。隆美尔对事变之后反对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也存在怀疑,那些组织高层人物的能力,那些退役将军,民事官员,或者参谋军官,是否适合于管辖一个新德国。隆美尔本人作为一度的国家英雄和实际指挥一个野战集团军群,应该更有代表反对派的资格和新政府首脑。隆美尔于7月12日派施佩德前往巴黎,通知其他地下组织人员,他同克鲁格讨论过战局,即将作出重大决定。一旦西线两位元帅作出相关决定,余下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所以施佩德非常兴奋。相比而言,施道芬伯格要依靠某种偶然机会才能行动成功。

7月15日,隆美尔通过克鲁格向希特勒发出了措辞犀利明确的报告,如释重负。他给了希特勒最后一个机会,决心在之后采取自己策划的行动,放弃德军官兵对希特勒的忠诚宣誓,作为职业军官出来拯救德国。或许希特勒在收到他的报告之后会改变主意,同意他的建议,包括撤军和停战。这只是隆美尔残余的一些期望,他自己也知道并不现实,所以准备单方面行动仍然是必须的。隆美尔继续巡视前线,既考察战况,也寻求前线指挥官对他的支持。在那里,他遇到自己的前参谋长高斯将军。高斯将军被解职后,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职位,隆美尔的让他指挥一个装甲师的承诺,也未实现,最后出任西线装甲军司令埃伯巴赫将军的参谋长,自然低于他曾经担任过的B集团军群参谋长。在两人交谈中,高斯将军确认德军部队作战勇敢顽强,尚能坚守阵地,但更重要的是高级将领必须及时作出决定,甚至是开放西线的决定。隆美尔面对自己的摯友,再次表示会采取高斯将军所说的行动。

7月17日,隆美尔面见党卫军第一装甲军的迪特里希将军。第七集团军的豪萨尔将军虽然是党卫军军官,已经表示愿意跟随隆美尔的撤退战略,或者停战协议,但迪特里希将军却很特别,所以隆美尔直到最后才同这位党卫军将军会面。迪特里希将军正在准备应付英军的装甲突击战,即“古德伍德”攻势,调动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前出填补空缺地带。隆美尔同迪特里希将军共同讨论防御形势,然后直接向迪特里希发问,他已经向希特勒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柏林发给迪特里希的命令,同隆美尔的命令相反,这位党卫军将军会服从他的命令和指挥吗?在场的军官都抽了一口冷气,静观迪特里希将军如何回答。迪特里希将军反而并不紧张,立即伸出双手握住隆美尔的手,笑着回答,他会服从上司长官隆美尔的命令,不管是什么命令。隆美尔松了一口气,出来后对副官朗格上尉悄声说道,已经把迪特里希争取过来了。其实迪特里希对希特勒的忠心是很少有人可比的,总是站在元首一边,但他同样对诺曼底战局不满,对党卫军装甲部队损失惨重格外不满,所以如果隆美尔决定后撤,他会举双手赞成。党卫军中的许多军官都有同感,不论对希特勒是否不满,他们对当地战局都深感忧虑。党卫军第12青年军装甲师师长麦尔将军也对隆美尔表示过,战术性撤退是必须考虑的,但停战投降则不是他考虑的事。所以在诺曼底前线,隆美尔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否能够获得党卫军部队的服从,至少不抵抗,还是个未决问题。

下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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