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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1939年9月1日这一天人类历史战乱进程的发起导入者德国打响了全面侵略波兰的战争。在无法阻止德国将战争继续进行到底的情况下,9月3日波兰所属的联盟阵营组织--以英、法为代表主导国际政治秩序方向的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不得不”先后正式选择对德国公开宣战。由此战争的规模瞬间超越了德波之间的国家战争,战火转系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大陆乃至这个人类世界。常言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明战争发起的根源与战争扩大的决定在这个相对的世界和相对的空间里,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信仰与贪婪、引领与掌控之间的尺度界定考量,无非是来自于人类社会民族之间关于利益竞争意识之下的争取认知。何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之所以德国敢在1939年9月1日打响可以引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身的侵波战争。不是偶然可以发生的、也不是必然就会发生的,更不会是狂妄自大赌徒心态拼发的。要知道世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必须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基础之上的。德国也一样。在1939年3月德国完成了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行为。本身做为主持并主导国际政治秩序方向的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的权威代表英、法,不能说没有任何对事态发展的趋势预见性。所以当吞并事件的行为发生时,英、法维护秩序体系的策略(非谋略)烈度其实决定着事态的发展走向。

起码应该知道德国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整个吞并行为,就说明德国不认同获得一战胜利的英、法在欧洲建立的政治新秩序体系。不认同是由于德国一战的战败、国家被取得胜利的联盟力量阵营至于欧洲政治新秩序体系之下。也就是说战败的德国做为国家没有权益只能“服务”。但德国民族的传统文化里没有关于这类“服务”的社会意识,因此必然会导致发生全社会的排斥运动。在德国社会通过顶住了来自欧洲政治新秩序体系的区域(洲际)打压,而发生在1928年卷席世界经济的大危机浪潮中,德国经济却“意外”的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势头。

说明这场刻意发起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收割大危机,必然也有着无法规避的功能设计缺陷。德国在取得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自然知道需要采取同步的保证措施。那么争取获得在欧洲政治新秩序体系的国家政治权益地位就事关德国发展走向的首要问题了。争取国家政治权益地位不等同于取得的社会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争取与取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意识。德国经过政治整合出的争取效率确实突破了欧洲政治新秩序体系下的国家只能“服务”理念,但却并没有因此发生获得新秩序体系给予的相应国家政治地位。就是说继续被排斥在欧洲政治新秩序体系(联盟阵营)之外,也就根本谈不上容纳德国的国家权益主张。也许以英、法为首的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认为给予德国政治地位合法化不符合一战后在欧洲建立的新秩序体系有关政治建立的逻辑性。

这就必然导致发生来自德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抗争,来冲击欧洲政治新秩序体系的秩序性。本身一战胜利后以英、法为主在欧洲建立的政治新秩序体系,就存在狭义政治的分类意识。不光直接冲向一战的战败联盟阵营,还冲向胜利的本联盟阵营,更别说国际政治游离势力了。这就使得国际社会具有政治权益地位的必然产生强烈要求主张、从而造成国际政治公共的关系利益必然走向完全矛盾复杂化。在这种政治聚变的时代大背景下,德国的国家地位处于尴尬的政治境地也就不足以为奇了。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延伸的“军事就是政治的准备、准备的军事就是政治的武器、政治的武器就是为了政治的手段、政治的手段就是为了政治的对话”。

德国因一战的国家战败身份不具有政治对话的权益地位,所以选择采取军事冒险的行动本身就是为了争取国家权益的地位主张。但不代表德国采取的军事冒险行动完全出于赌运意识,而不具有严谨的政治取舍方向。虽然德国“意外的”在获得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领土扩张的实现,似乎国家就此拥有了强势高昂的政治姿态。未必,因为德国仍然被排斥在欧洲政治新秩序体系(联盟阵营)之外。表明德国与国际政治秩序体系的关系一直是处于体系之下的认知。德国的国家实力加强所具备的杀伤力值在国际政治秩序的体系看来什么都不是(如果实力具备能动秩序体系就会发生松动、德国也就不会发生直接从战争走向战争再走向战争的轨道运行。正因为如此才遭遇到视德国国家实力为无物的更强大广域势力的直接宣战)

所以德国在1939年3月借与英、法等国签署的《慕尼黑协议》接受苏台德地区,却出兵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本质上来说根据协议能够达成德国的吞并行为所采取的就不会是军事冒险行动的赌运成功。也不是简单的祸水东引可以认知的。如果有祸水东引之意,那么不干脆把德国纳入到政治秩序体系以内,政治上完全可以正大光明杜绝祸水东引之意的企图落空。如果德国本来就视秩序规则为无物,扩大范围那么秩序规则本身的对话签署就是无效的在浪费感情,还要陷自身落入到政治完全被动的法理道义氛围。因此应该就是国际政治秩序体系内的问鼎主导力量而导致的。当然不能说德国没有意识到此方面的秩序聚变,不然怎么会发生整个吞并捷克斯洛伐克。

可是德国在完成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行为后,必然遭到了来自英、法等国的强烈谴责甚至武力威胁。就好像是说我们只同意你咬一小块,好呀谁让你全部吃了!这似乎是设计了一个倒逼陷阱。做为英、法为什么会有如此政治曲意?直观来看对德国政治放水不符合本身在欧洲大陆已取得的利益布局。但客观来说政治放水就是准备引爆战争的道义抢位(不到半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因为没有被纳入到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的体系轨道,所以才会政治寻找同样需要新联盟的国家势力,这点上判断简单。但对于德国来说能否政治走出去是非常致命重要的。那么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为什么会有政治引爆大战的道义抢位意识?起码放眼望去,一战的胜利结束肯定没有达到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所要求掌控利益的秩序尺度水准。

从当时的世界政治形态观之。欧洲的政治变化不会是孤立的,必定联系着亚洲,北部非洲、中亚等全球利益比较集中的区域,当然中国肯定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集散地区。理论上来说虽然日本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但不排除有与苏联取得利益划分的谅解共进可能。那么就会直接威胁到南亚次大陆,进而辐射到印度次大陆、以及太平洋地区,甚至中东、中亚地区。形成对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整体利益构架的瓦解危险。那么欧洲大陆就会因为利益走向发生政治选择变数。这种发展趋势不管成因多大只要有存在的土壤都必须不惜代价给以铲除。

这个恐怕就是主导国际政治秩序体系的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最不愿意允许发生看到的,做为玩世界的。所以也就必须要把苏联的全部注意力固化在欧洲大陆上,使其不会考虑选择在亚洲与日本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在欧洲把德国纳入到政治秩序体系内(联盟阵营),就会出现明显的政治目标性。导致苏联可能选择在欧洲大陆放弃战略拓展而采取完全严防死守的战略决策(如果德国的性质具有了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那么苏联的战略拓展方向必然就会转移到亚洲,对日本的战略价值认知也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日本不会顾忌来着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的战略利益,因为日本博取的主要就是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的地缘利益。双方没有本质利益上的任何冲突,相反双方却可能发生在博取利益上的力量互补性。

当德国在1939年3月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接着就把军事进攻目标直接锁定在了波兰。这是个危险的连续政治动作,说明德国因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政治诱饵,遭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恐吓。不然德国不会如此之快选择这个危险的连续政治动作。究竟德国遭来了什么样的政治恐吓?至少德国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应该知道这是个政治诱饵,也许对于德国来说后退是不可想象的、才会吞并后接着把军事进攻目标直接指向波兰。说明德国清楚自己接下来需要继续做些什么。

判断德国遭来的政治恐吓无非是必须要德国如数倒吐出来(包括奥地利)等等,否则英、法包括美等国就要进行武力干涉这类形态的倒逼手段。并且应该对德国是给出了倒逼时间的限定期。这点很重要的,所以才有德国在1939年9月1日打响侵波战争并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才是德国为什么要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直接的原因所在。当然德国在打响侵波战争前的8月底与苏联正式签署了军事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可能有出乎以英、法为代表的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的意外成分。但也不能说没有估计到德、苏双方可能达成签署军事互不侵犯条约的成立。这些其实对于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来说影响只是暂时的,只要政治引爆大战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事物的发展始终是处于动态进行的,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抗击值对于英、法等部分资本殖民主义联盟阵营来说发生承载超重这才是绝对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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