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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3月9日电 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瑞平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1期发表《当前中日经济关系的困境与出路》。江瑞平在文章中指出,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前后,中日政治关系逐步转暖,但中日经济关系未能走出困境,以致形成令人担忧的“政温经凉”局面。中日经济关系陷入困境的主要表现,包括双边贸易持续萎缩、双向投资剧烈波动、经贸合作全面停滞等,并已对双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中日经济关系陷入困境,既有全球经济回升整体乏力、国际贸易投资总体疲弱,中日双方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关系总体停滞等“一般”背景,也有中日政治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全力推进TPP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分化等“特殊”原因,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贸易投资转移效应。

江瑞平指出,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双边经贸关系在双方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和地区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和双边经济关系走势如何,对世界和地区经济稳定与发展影响巨大。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急剧恶化。政治关系持续恶化,导致中日经济关系严重萎缩,陷入困境,并对两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尽管从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前后,中日政治关系开始逐步转暖,中日经济关系却仍未能够走出困境。尽快推动中日经济关系走出困境,实现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同步回暖和良性互动,是摆在两国政府及相关各界面前的紧要任务。

(一)中日经贸关系严重萎缩及其影响

2012年9月,野田内阁宣布政府“购买”钓鱼岛,引起中方强烈抗议和正当反制,中日政治关系急剧恶化,直至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前后,才开始显现转圜势头。在此期间,不仅中日双边首脑会晤中断,其他层面的官方合作机制也几乎全部停止,包括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日高层经济对话等,直至正部级以上的政府官员也鲜有正式交往。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在多边、区域,还是在双边层面,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交叉、融合与互动日趋强烈。政治关系的持续恶化,势必要对经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尤其是对政治或政府主导色彩更加浓重的中日经济关系,“购岛”导致的双边政治关系持续恶化,对其造成的冲击更为严重。

1.双边贸易持续萎缩

“购岛”之后政治关系持续恶化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严重冲击,首先通过双边贸易的持续萎缩显现出来。按中方统计,2012年对日贸易增长率比2011年下降达19个百分点,由15.1%降至-3.9%,其中自日进口更出现8.6%的负增长。2013年下降幅度进一步加大,对日贸易、自日进口和对日出口分别出现5.13%、8.73%和0.9%的负增长。2014年降幅一度有所缩小,而到2015年重又显现前所未有的萎缩局面。2014年,中国对日贸易、对日出口和自日进口的增长率分别为-0.02%、-0.4%和0.46%,2015年1—10月又巨幅扩大至-11.19%、-9.48%和-12.75%。

日方统计与中方统计大致呈同一趋势。2011年日本对华贸易增长率曾高达14.6%,2012年即下降至-3.3%,2013年降幅进一步扩大至-6.5%,2014年虽缩小至-0.3%,2015年1—10月又进一步扩大至-15.8%,其中对华出口下降9.7%,自华进口下降21.9%。中日贸易在规模萎缩的同时,发展失衡问题也不断加剧。

2.双向投资剧烈波动

“购岛”之后政治关系恶化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严重冲击,在相互投资领域显现得要稍晚一些,但发展态势要比双边贸易更加严峻。尤其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急剧减少,越来越成为中日经济关系深陷困境的集中表现。从2011年起,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彻底摆脱此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消极影响,开始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11年实际使用金额比上年增长49.7%,达到63.5亿美元。2012年仍旧保持这一势头,实际使用金额又增长了16.3%,达到73.8亿美元。但同期政治冲击的影响开始显现,协议金额已经开始减少,到2013年实际使用金额开始减少,出现4.3%的负增长。2014年冲击效果全面显现,实际使用金额出现了38.7%的负增长,跌回至43.3亿美元。进入201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急剧下滑的势头仍未改变,1—10月实际使用金额只有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36.9亿美元)减少了25.2%。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正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全面拓展时期,2002—2013年12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9.8%,2014年和2015年1—8月增长率仍分别达到14.1%和18.2%。但受政治及其他因素影响,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却依旧处于低迷状态,规模极为有限,增长极其缓慢。

3.经贸合作全面停滞

受政治关系持续恶化冲击最严重的,是与政治关系直接相关、由官方主导的一系列经贸合作机制。其中层级最高的,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该机制于200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日时正式启动,此后轮流在中日两国举行。该机制启动以来,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统领作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尤其是历次对话均要签署一大批成果文件。但直接受政治关系持续恶化的影响,该机制中断后迄今仍未恢复。与此同时,中日双方在节能环保、财政金融、农业粮食、中小企业等经济领域,还有一系列重要合作机制,同样也因“岛争”导致的政治关系持续恶化而长期中断。

4.经济后果非常严重

对外经贸关系对中日两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日经济关系在两国对外经贸格局中地位举足轻重。政治关系持续恶化导致中日经济关系深陷困境,已对中日两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对华经济关系在日本对外经贸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迄今中国仍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2015年上半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高达20.6%,比占第二位的欧盟和第三位的美国分别高出5.2个和5.5个百分点。上述对华贸易尤其是对华出口的严重萎缩,已对日本对外贸易进而对日本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和影响。如在2015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3%,完全是因净出口萎缩所致(贡献率为-0.3%),而此期间日本出口的减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对华出口急剧减少所致。同期日本出口总额减少了9.8%,而对华出口则减少了12.4%,对华出口减少在日本出口减少总额中占到23.7%,或者说,2015年第二季度日本出口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出现负增长的23.7%,是因对华出口减少所致。

在双边经济关系萎缩对双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长期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一旦中日经济关系出现问题,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要远比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加严重。依据是,中日经济关系在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要比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更高,或曰“日本更加依赖中国”。如在2014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的比重高达20.5%,而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仅有7.3%,即日本对华贸易依赖,要相当于中国对日贸易依赖的2.8倍。如此判断之所以是一种误区,至少存在两大层面的问题:一是即便只考虑中国外贸对日本的依赖,也不能仅用上述数据(对日贸易占比7.3%)来衡量,比如在中国与日本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中,也有很大比重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承担的。在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早已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下,简单使用相互贸易占比,已远远不能全面描述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实际程度。二是即便仅用上述数据,能够表明中日贸易的相互依赖格局,也不能以此来证明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的实际程度。因为,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即外贸依存度),要比日本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高出许多。如在2014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对外贸易占GDP比重)高达41.5%,而日本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仅有32.7%,中国相当于日本的1.27倍!这意味着,尽管中日双边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比重明显低于日本,但因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明显高于日本,一旦包括中日贸易在内的对外贸易出现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比日本更加严重。

(二)贸易投资转移效应显现及其成因

导致当前中日经济关系深陷困境的背景和原因颇为复杂,但大致仍可从两大层面予以观察:一是“一般”层面,一是“特殊”层面。前者主要关注全球经济回升整体乏力、国际贸易投资总体疲弱,中日双方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关系总体停滞等“一般”性背景和原因,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的“一般”性影响;后者则主要关注中日政治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全力推进TPP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分化等“特殊”性背景和原因,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

1.日本外贸格局中重现“亲美远华”倾向

中日双边贸易始终是中日经济关系的最重要支柱。近年中日经济关系中显现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充分体现在日本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之中。其突出表现,是长期存在于日本外贸格局中的“亲华远美”即中国地位上升而美国地位下降趋向,近年出现了相反变化——中国地位重新下降而美国地位再度上升,我们可将之称为“亲美远华”倾向。中美两国是日本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而各自在日本外贸格局中的地位则呈显著变化、此消彼长之势。其中一些重要动向颇值关注,尤其是在日本出口格局的变化中。

2.日本对外投资重心由中国向外转移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终是中日经济关系的另一重要支柱。中日经济关系中近年显现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也充分体现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变化之中。其集中表现,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心,越来越从中国大陆转出,而转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东盟地区。近年中国与东盟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中地位和比重的消长,即可充分证明这一判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重心由中国向外转移的趋向,从日本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意向选择变化中,亦可得到明证。

3.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格局中地位下降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对日经贸关系所占比重和地位亦呈快速下降之势。先从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看, 2010年尚为10.01%,2011—2014年依次降至9.41%、8.52%、7.51%和7.26%,2015年1—9月更降至7.13%,比2010年下降了2.88个百分点。日本曾经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到20世纪90年代即已被欧盟和美国先后超过,降至第三位。而到近期更加值得关注的,一是2011年日本又被东盟超过降至第四位;二是按目前趋势发展下去,2015年日本很可能再度被韩国超过,降至第五位。直到2010年,中国对日和对韩贸易分别为2977.7亿美元和2071.7亿美元,对韩贸易仍仅相当于对日贸易的69.9%,而到2015年1—10月,中国对日和对韩贸易分别为2299.1亿美元和2248.9亿美元,对韩贸易已经相当于对日贸易的97.8%,赶超之势极其迅速。

同时,在近年中国引进外来直接投资结构中,也出现了日资占比下降的明显趋向。如在2012年,日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仍高达6.61%,2013年降至6.01%,2014年更降至3.62%,2015年1—9月再降至2.68%,比2012年降低了近4个百分点。

4.引发贸易投资转移效应的主要因素

近年在中日两国对外经贸关系中显现的上述贸易投资转移效应,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双边政治关系的恶化。无论是中日两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还是中日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没有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无论是双边贸易,还是双向投资,以及其他层面的经济合作,都难以顺利展开和全面推进。而当两国政府由于政治关系的恶化难以有效协调合作时,必然要将本来可在中日之间实现的经济合作需求,转向其他经济合作伙伴。(2)双方经济形势的变化。如前文所述,中日两国经济近前都处于明显的疲弱状态,各自市场需求和投资机会明显缩小,促使两国企业都不得不在双方之外,寻求更大的市场和投资机会,由此必然通过贸易转移效应反映出来。(3)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最应关注的是,美国通过TPP等途径增强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力度,也在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转移效应,原有的经贸合作和经贸关系越来越由中日之间向美日之间转移。应该高度关注的是,TPP虽已达成协议,但尚未开始落实,就已经在日本外贸格局中造成明显的“亲美远华”效应,而当其全面实施之后,这一效应势必进一步增大。TPP对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冲击,在中日经济关系中极有可能率先显现出来。

(三)推动中日经济关系走出困境: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良性互动

尽管相互依存程度有所降低,但中日两国仍然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双边经济关系对双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中国和日本分别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肩负着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繁荣的重任。在当前中日政治关系回暖的背景下,尽快推动中日经济关系走出困境,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同步恢复和良性互动,是摆在中日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紧要任务。

1.关注现实: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相悖

理论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互利促成政治互信,二者应该是相互一致、并行不悖的。但在现实中,经济互利却未必一定能够促成政治互信,经济互利而政治对立的事例比比皆是。在中日双边关系中,在中日韩三方合作中,在东亚或亚洲、亚太区域合作中,这种现象广泛存在,并已产生且仍在产生深广影响。

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相悖,可有两种基本态势:一是经济关系持续扩展和深化,经济互利和相互依存不断提升,但政治关系却趋于恶化,政治互信严重不足;一是政治关系持续友好和深化,政治互信逐步增强,但经济关系却趋于恶化,以致经济相互依存和互利关系不断弱化。更加重要的是,这两种态势还可以相互转化:当前一种态势,即政治关系恶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反过来对经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导致经济关系也趋于萎缩;当后一种态势,即经济关系萎缩达到一定程度时,双方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互利关系随之弱化,以致损害政治互信的经济基础。而无论哪种态势引发的相互转化,结果都是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恶性互动。在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现实国际关系体系中,最应予以关注的,就是如何避免陷入这种恶性互动。

2.追根溯源:中日政治友好的经济基础及其变化

导致中日关系中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相悖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往中日政治友好赖以建立和存续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日政治关系处于最好的“蜜月期”。当时的基本经济格局是,日本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之后,成为欧美以外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且在1968年超越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繁荣富强。而中国在70年代尚未改革开放,长期的政治斗争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国家积贫积弱。日本的繁荣富强与中国的积贫积弱,或简称为“日强中弱”,成为当时处于“蜜月期”的中日政治关系友好的客观经济基础。但到后来,尤其是到9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出现了逆转。一方面,日本经济因泡沫破灭陷入长达1/4世纪的萧条之中,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则因改革开放促成长达1/3世纪的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快速提升。按名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看,在1990年中国仅相当于日本的1/8,到2000年中国仍不足日本的1/4,而到2005年中国已达到了日本的1/2,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并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已相当于日本的2.25倍!尤其是在最近不足十年的时间里,由中国经济总量不足日本的1/2,到日本经济总量不足中国的1/2,变化如此巨大必然导致多层面的不适应。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GDP更已相当于日本的3.77倍。

中日经济仍然是高度相互依存的,但相互依存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更加依赖日本相比,现在早已是日本更加依赖中国。中日双方必须适应这一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层面的相应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发自内心地“乐见”和“欢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不能把这一态势视为“威胁”,并想方设法地予以遏制。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不应忘记,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日本曾从多层面给予过帮助,尤其不能忘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重要时期。

3.中日关系进入“政温经凉”阶段

从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相互影响的角度看,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大致经历了五大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政治关系非常友好,政治高度互信,但由于中国尚未开始改革开放,包括对日经济关系在内的对外经济关系尚未全面展开,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和相互依存颇为有限,因而可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政热经冷”阶段。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政治关系依然友好,政治互信仍在强化,同时由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且“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经济关系从而经济互利也得到快速强化,因而可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政经双热”阶段。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政治摩擦开始出现,政治关系逐步趋冷,但经济关系尚未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仍保持快速推进、全面发展的势头,因而可称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政冷经热”阶段。

第四阶段是21世纪头14年,尤其是2012年“岛争”之后,中日政治关系急剧恶化,以致陷入恢复邦交以来的最坏时期。而政治关系的持续恶化,又严重影响到经济关系,经济关系也随之趋冷,因而可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政经双冷”阶段。

第五阶段是在目前,具体说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之后,中日政治关系开始逐步升温,直至2015年11月初恢复中断两年之久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但经济关系下滑的局面并未得到扭转,因而可将目前的这一阶段称之为“政温经凉”阶段。

4.借助政治关系转暖,推动经济关系恢复

当前,摆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有关各界面前的紧要任务,是抓住政治关系逐步转暖的良好契机,借助政府层面的主导作用和引领机制,尽快推动中日经济关系走出困境,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为此,应该采取的主要举措包括:

第一,尽快恢复中日高层经济对话,并尽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发挥其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的统筹规划、高层协调和总体推动的作用。目前,代表中方主导这一机制的商务部,正在进行恢复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协调和议题设计,相信这一机制不久即会重新启动。

第二,加大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政治推动,为包括中日双边贸易在内的中日韩三方贸易提供更加自由、便利的体制和制度环境,尽快扭转双边贸易的萎缩势头。同时要进一步落实早已在2012年5月签署、并在三国走完国内程序的投资协定,借助三国加强产能合作的趋势,恢复和扩大三国相互投资。

第三,重新启动和全力推动中日财政金融合作,显而易见,政治和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发挥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加强中日财政金融合作,既存在强烈需求,也具备有利条件。如日本是全球公共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要保持财政和国债体系的稳定和可持续,需要继续加强中日两国在国债互持层面的合作。再如人民币刚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大大提速,为中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四,中日政治关系的回暖,为双方政策沟通创造了良好环境。政策沟通的恢复,为双方经济关系的转暖提供了强力推动。但中日经济关系的真正主体在民间,包括企业和民众。“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这句话在经济关系领域更加重要。没有“心”的相通,货物、资金、设备等“物”的流通很难顺利推进。因此,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需要实现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的良性互动。为此,需要实现经济合作向民生领域的倾斜,以经济互利促民心相通,形成经济互利—民心相通—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

第五,必须认识到,新一轮中日政治关系的转暖,迄今主要是在区域合作的大框架下实现的。先是2014年11月的北京APEC会议,后是2015年11月的汉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这一方面意味着,区域合作框架越来越成为双边关系缓和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日两国作为本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承载着共同推进地区发展、繁荣、稳定和合作的重任,中日两国屡屡因双边关系处理不好,对地区合作形成阻碍和影响,也严重有损两国的国际和地区形象!而目前最应予以关注的是,中日应该携手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为双方贸易投资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更加自由和便捷的体制和制度环境。因为迄今在中日之间,尚未能够启动类似的双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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