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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20%以上。有学者推测,按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23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一百多年来,当今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接近。

2016年开局的“十三五”规划,推动中国大踏步向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发。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

越是接近实现梦想,越需保持战略上的清醒和定力,越需要谨慎而坚定地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重大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就属于这样的重大挑战。

“修昔底德陷阱”是从哪儿来的?

当今中国正面临作为内部挑战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体现外部忧患的“修昔底德陷阱”两大陷阱的复杂考验。

应当说,这两者之间是深度相联、紧密互动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这些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很容易掉入发展停滞不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陷阱”,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二战”后到2008年,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西班牙、以色列等13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余88个经济体则落入这一陷阱,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巴西等国。

毫无疑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出以符合具体国情的方式应对一系列发展挑战的有效办法,包括有效规避收入分配不平衡加剧、过度城市化、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公共服务不足、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

当然,如果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外部战略环境动荡不稳,甚至是与他国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自然无从谈起。这就不得不谈到“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也是将军,是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这部著作探究了古代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的惨烈战争。

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之初,曾联手打败了意欲侵占希腊的波斯帝国。

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雅典创建了环爱琴海国家联盟,而斯巴达则在伯罗奔尼撒本岛上领导着另外一个国家联盟。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危机引发的。

公元前434年,小国埃皮达姆努斯(简称埃国)发生内战,另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在埃国政治人士的请求下选择介入,这引起埃国前宗主国科西拉的不满。科西拉派出舰队直接占领了埃国,科林斯感到自己受到侮辱,于是便向科西拉宣战。

雅典和斯巴达密切注视着这场冲突,它们都不想过多卷入小国之间的麻烦事,但又都担心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因此受到影响。雅典人认为,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是希腊的海军强国,一旦科林斯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海军力量,将严重威胁雅典的利益和地位。雅典后来非常谨慎地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但这仍然激怒了科林斯。

于是,科林斯人跑到斯巴达那里诉苦求助,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拼命鼓动一直居于中立地位的斯巴达向雅典开战。

斯巴达人左右为难,但对雅典崛起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而骄傲的雅典人也拒绝了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直到交战10年后,双方才达成停战协议。然而,这只是脆弱的和平,心有不甘的雅典采取了冒险政策,派兵攻打西西里岛,而这个岛上却有斯巴达的盟友。

更糟糕的是,在征服西西里岛失败之后,雅典内部发生政变,寡头政治支持者推翻了民主派政权。而斯巴达人从一直希望击溃雅典的波斯人那里得到援助,在公元前404年战胜雅典。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这一崛起力量被彻底击垮了。

但斯巴达因为常年征战不断、国力消耗巨大,不久后便被另一个新兴的力量底比斯打败,其后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最终也不出人意料地走向衰亡。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崛起中的大国总是会与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

除了20世纪初期的英德冲突以及后来的美日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也被分别比作雅典和斯巴达,西方认为,前者是“民主和海权国家”,后者则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而美苏陷入一种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长期性、历史性大冲突之中。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说道,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

厘清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误解误用

之所以不吝笔墨地讲述“修昔底德陷阱”,是为了避免我们过于片面、过于简单、过于割裂地认识“修昔底德陷阱”。借古喻今具有启发性,但也常常会出现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从而误导人们对当今事务的观察和理解。

简而言之,中国面对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在日益复杂严峻的内外挑战之下仍能坚持和平发展,如何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真正接受一个快速崛起、和平发展的中国,如何确保中国梦的实现不因外部危机、冲突甚至战争而前功尽弃、半途夭折。

回顾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人们会看到,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激烈冲突,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它们如何回应彼此的政策选择,它们是迎头相撞还是相向而行,它们如何处理国内政治因素和“第三方因素”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决定着两国关系的最终走向。

当人们今天谈及“修昔底德陷阱”,更多的应当是想探寻中美两国避免恶性竞争、迎头相撞、爆发战争的路径,而不应用简单化的历史类比、固化的权力观念和僵化的战略思维来看待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

显然,当今时代与古代希腊相比有着巨大不同,当今中美关系与历史上的英德关系、美苏关系相比也有着巨大不同。在21世纪,中美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与19世纪、20世纪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人们常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来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同样是有严重缺陷的。

美国和苏联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50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

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从根本上也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

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结果。

世易时移,在当今时代,中美都需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其路径就是建立起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2013年6月,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不打领带的“庄园会晤”,他用三句话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奥巴马则表示将“探讨构建在互利互尊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

2014年奥巴马访华期间,习主席提出了充实新型大国关系的更多具体建议。

2015年9月,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也回应称,自己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他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

应当看到,对于需要避免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陷入激烈冲突,或是因之将世界引向灾难,中美两国高层已经建立起战略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战略共识转化为相互接受的具体政策,让新型大国关系从纸面变为现实。

没有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

正如习主席一再强调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两国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近年来,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南海问题等方面的争执经常见诸媒体,也有人认为随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等,中美双方围绕国际秩序的深层次博弈也将加重,国际媒体充斥着“看空”中美关系的论调,美国国内也开始出现一股主张加大“遏制”中国的政策潜流。

然而,实际上,人们往往紧紧盯着中美关系中的摩擦、紧张和冲突,却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即两国之间一种事实上的“新型关系”正在成长。

要想探索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之道,仅仅是关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不够的,需要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战略视野审视和推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合作”。

中美关系的积极转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不断拓展,“压舱石”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过去九年来,中美两国贸易额翻了一番,中国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中产阶层消费能力的提升等,美国的企业界正更多从“中国转型”而非“中国增速”中获得新的机遇。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在快速增长,这对于中国经济内在实力的增强是大有助益的。2015年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企业累计对美投资将达到1000亿~2000亿美元,将为美国创造20万~40万个就业岗位。这会进一步拉近中美两国商业界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其次,中美双方大力培养“合作的习惯”,探索以“新型”方式认真应对“新型”难题。面对美方一些人借网络安全向中国发难,我们见招拆招,一方面反对美方搞网络霸权主义,一方面通过建立网络安全高级别交流机制等举措弥合分歧。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既不惧美方的威逼,也注重突出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利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

无论是网络安全还是海洋方向的博弈,对于中美来说都是新问题、新挑战。发展中美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双方本着冷静、务实的态度,就有望像处理气候变化问题那样,将中美之间的“冲突领域”转变为“合作亮点”。新型大国关系呼唤的是一种直面问题、相向而行的“新型”心态和“新型”方式。

第三,中美关系的“全球性”意涵大大扩展,双方更加主动地应对国际机制、国际秩序层面的分歧,探索具有创新性的举措。2015年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高层就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进行深度沟通,双方同意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国际维和、反恐、网络空间规则制定、公共卫生、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大力拓展“新型”协作。

实际上,近年中美在携手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共同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美国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美中可以做“全球稳定的共同维护者”。中美之间在全球事务方面的“新型”合作,是中美关系“升级换代”的真切反映。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只是任何一国单方面的愿望,是时代的必然要求,需要中美两国发挥战略能动性,需要中美双方不懈地作出共同努力。

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些重大外交理念和相关行动举措无不表明,中国正持续而坚定地探索应对“修昔底德陷阱”之道,这是在21世纪作为一个成功大国的使命与担当。□(作者: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赵明昊)

运营人员: 李恩 MZ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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