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绝密1100工程 解密了??? 环球网报道

中国核武器发展被列入国家最高等级绝密工程,也是最具神秘色彩的领域。很多参与此项计划的人员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人生,他们是国家和民族走向富强的基石,他们的功绩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7年10月15日,聂荣臻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在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神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字仪式。在协定中,苏联政府答应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实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其中包括:供给一个型号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的产部技术资料,两个型号的原子弹以及一个型号的氢加强的原子弹的实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还规定,在中国能够生产制造氢弹用的个别元素以后,将考虑供给制造氢弹的技术资料。

按照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方应该在1958年内先后向中方提供一个TNT当量为4万吨的钚装料原子弹的样品及相关的技术资料。苏联政府在1958到1960年期间找各种借口拖延履行条约规定的原子能工业援助项目。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被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YUE 1日,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到8月23日,在二机部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其中有的人还带走了重要的图纸和资料,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至此,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完全背信弃义,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他们的行径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原子能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

苏联毁约停止援助后,因为事先有了思想上、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原子能工业建设没有出现停顿和工作混乱的情况。相反,加快了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进程。

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九所经过1960年的工作,已基本形成了一支核武器科研队伍,创造了一定的工作条件,探索到原子弹的一些理论和技术方面的关键问题,并且找到了一些解决的途径,初步掌握了原子弹某些理论计算方法和实验技术。这为进一步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掌握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打下来良好的基础。

当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已经从苏联援助转向全面自力更生的时候,1960年秋,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开始考虑氢弹研制工作如何部署展开的问题。

刘杰在195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聂荣臻副总理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国防新技术协定”时,从协定的文本中清楚地看出,苏联准备提供给中国的一种氢加强的实弹样品属于原子弹,而不是氢弹。看来,氢弹和原子弹在原理和结构上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刘杰曾找机会多次向二机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询问氢弹与原子弹在原理和结构上有什么不同。专家组组长表示不清楚,未做任何透漏。看来,苏联在氢弹技术上对我们是严格保密的。

刘杰认为,氢弹肯定比原子弹更复杂,研制氢弹必须有我们自己首先在氢弹的理论上进行探索突破,而进行氢弹理论探索,不会在短期之内获得突破,这项工作也不能等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再进行安排。

一天,刘杰同钱三强商量此事。刘杰讲了上述想法以后说:“九所现在正在全力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攻关,没有力量顾及氢弹的理论研究。为了不分散九所的精力,原子能研究所能不能组织力量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先行一步?”

钱三强思索了片刻回答说:“氢弹的研制工作迟早是要进行的,早作布置好。氢弹有自己的原理,轻核反应有它自己的规律,与轻核反应有关的理论探索工作确实需要早作安排。我很赞成。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点理论研究力量,可以动员投入。”

刘杰听了很高兴,说:“那很好,那就这么定了。”刘杰还特意嘱托钱三强:“这项工作很保密,由你代表部来直接组织领导,对部党组全权负责。”随后,刘杰把上述与钱三强商量好的事情告诉九局局长李觉。李觉表示完全赞同。

经刘杰同意,钱三强把二机部的上述决定向原子能研究所党委领导人李毅等同志作了报告。钱三强在李毅的协助下,1960年第四季度,在原子能研究所的第四研究室增设了一个从事氢弹理论研究探索工作的机构,名称叫“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保密代号为“乙项任务”),由黄祖洽任组长。一开始成立时,这个组只有黄祖洽、蔡少辉、萨本豪、刘先辉等同志。不久,擅长粒子物理的何榨麻也加入这个组,并参与业务领导。以后又逐步增加了人员。起初,他们主要是积累有关氢弹原理的知识和搜集轻反应截面等。

为了增强轻核理论的研究力量,黄祖洽和何榨麻多次向钱三强所长建议,调本所1955年荣获“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的副研究员于敏来参加研究工作。钱三强考虑了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准备让于敏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

1961年1月12日,钱三强约于敏到他的办公室,严肃而秘密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二机部党组批准,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时年34、已经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开创性地辛勤耕耘了近十年并做出了出色成绩的于敏,做梦也没想到领导会让他参加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一开始他感到脑子有点发蒙,以为自己听错了。当他很快明白过来,知道这是领导上的决定要他去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后,他的心中矛盾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喜欢宁静,不喜欢搞应用研究。况且当前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在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有些舍不得停下来去改行。

然而,于敏又马上想到:中国多少年来贫穷落后,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和蹂躏。自己青少年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党亡国奴的屈辱生活,依然在心中留着深刻的惨痛印象。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又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争威胁。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不强大,就不可能真正的微然屹立在与世界之林。现在国家遭受了天灾人祸,经济困难,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任然坚持要继续搞原子弹、氢弹,显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历史任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强调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促使于敏面对这样重大、艰巨、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觉得自己不能再有另一种昂选择,只能接受。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于敏毅然决然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他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调入轻核理论组后任副组长。当时全组共有一十二个人。1961年第四季度何榨麻等调到九所参加突破原子弹的工作。黄祖洽也在九所兼职参与原子弹的攻关,每周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的工作担子主要落在了于敏的肩上。1963年何榨麻又重新调回了轻核理论组。在此前后,又分配来刘恭梁、沈天海、孙永盛等一些大学毕业生,这个组陆续扩充至40人左右。

钱三强具体负责主管轻核理论组的工作。大约每隔两个星期或一个月,黄祖洽、于敏和何榨麻便向他汇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钱三强为他们解决了许多重大决策性的问题,也为他们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增加调配研究人员,出面去九所请求增加几小时的计算机机时,要一些磁带,安排小汽车送数学计算人员去中关村上计算机运算,等等。这些保障条件问题如果没有钱三强的支持,是很难决绝的。

黄祖洽和于敏领导有方,把全组人员按学科划分了几个研究小组,黄祖于敏及何榨麻分管各个小组工作。

轻核理论组的研究工作从氢弹理论最基础的部分开始探索。他们从氘和氚、氚和锂-6等有关核反应截面的调研、整理、分析和估算上切入,对氢弹中各种物理过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截面”是物理学中用来表示原子核与原子核之间发生反应的概率的一个物理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个选题,特别是重点选题都取得了成果,为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初步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核数据基础。

接着,在黄祖洽、于敏的领导下,轻核理论组研究了等离子体中的基本物理过程,物质与粒子间能量的传递过程,系统中各种波的发生、发展与相互作用的规律,高温、高压下物质的基本物理参数……

当时提倡学习太祖主席的著作《矛盾论》,于敏、何作麻以《矛盾论》中所说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指导思想,将热核点火和燃烧作为氢弹爆炸的内因,将辐射流体力学创造的条件作为外因,反复研究外因与内因的辩证关系,进而研究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的许多基本物理现象和规律。在研究过程中,于敏最“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

1960年到!962 年,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被压缩,大家都去挖野菜,以瓜、菜和小球藻等来充饥。许多人都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可是,由于大家知道肩负着的是国防尖端的绝密任务,所以都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工作情绪,再苦再累也要为氢弹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当时,不用说电子计算机,连手摇电动计算机也只有几台,且归第四研究室的数学组专用,轻核理论组的同志们主要靠的是计算尺。为了完成任务,只得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大家都没有自行车,工作到深夜还得从办公室步行近半个小时回到宿舍就寝,每天没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谁也不叫苦,都是拼命工作。

轻核理论组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了一道道科学难关,解决了大量的基础问题。其中,在许多实质性问题和关键性问题上,都是于敏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于敏的“物理的直观”是极其明晰而深入的。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于敏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总能从复杂的计算中找出其中的物理内容,使认识有所前进。他不断地发掘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于敏认为问题也就是矛盾。他把这一套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做“物理学的分析方法”。许多问题到了于敏手上,他总是把其中的物理因素一一加以解剖,并估计它们的大小和影响。这样,对许多难以解决的现象,就能够理解了,同时,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出来了。

1963年9 月13日,二机部党组向周总理写了《关于发展和试验核武器初步设想的报告》。报告就核武器发展的方向、步骤、进度、试验方法、需创造必备的工作条件和应采取的措施等提出了初步设想和建议。其中,报告在讲了正在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小当量的核导弹头的进展情况以后,也讲了加强原子弹(又名氢加强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争取在1965年底或1966年提出,从1967年开始进行试验;在加强原子弹过技术关的基础上,拟争取在1970年开始试验氢弹。

从1960年第四季度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第四研究室数学组和承担轻核反应数据测量任务的轻核实验组的大力帮助下,经过4 年扎扎实实的探索和研究,他们对氢弹有关物理过程已做了相当的研究,对氢弹的原理作了一些初步探索,对氢弹可能的整体结构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提出了加强型原子弹和在液氘中实现非热动平衡情况下燃烧两条技术途径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和计算参数,编制了相应的简化计算程序。这4 年颇富成效的工作,无论对热核反应基本现象的了解、基本条件的掌握,还是对某些规律的认识,都为后来的氢弹攻关工作奠定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应用基础,在最终突破氢弹原理中起了重要作用。

正当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正在探索氢弹的可能结构以及作用机理的时候,第九研究所理论部在交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后,抽出部分研究力量从1963年9 月起,也开始了氢弹原理的探索,并由副所长、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亲自指导。开始时,理论部指定李德元、王贻仁等同志研究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的理论模型。在研究过程中,彭桓武给部分科研人员就加强型原子弹的结构原理作了几次学术报告。此后,彭桓武和理论部科学负责人先后得出结论:加强型原子弹结构,尽管其中伴随着热核反应产生,但持续代数较少,不可能成为氢弹。

提出可就铀与氘化锂-6相叠加强祸合等技术问题展开研究。

1964年1 月29日,中央专委把成立一年多来原子能工业发展的情况和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在讲到今后的工作安排时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 年)“原子能方面的中心任务是解决核弹和热核弹的‘有无’问题“。这里说的热核弹是氢弹的别称,又称聚变弹。

1964年4 月,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北京第九研究所于!964 年2 月25日改称为第九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九院)理论部李德元等人对加强型原子弹理论模型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他们认为热核反应对这种类型的原子弹威力虽有提高,但提高有限;原子弹与氢弹之间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有质的差别;在氢弹研制中不能机械地搬用原子弹的设计理论和方法,必须针对氢弹特点开展新的探索研究。随后,理论部明确下一步科研工作的中心是如何从加强型原子弹向氢弹过渡,并探索提高密度与热核反应率、提高中子和氚的增值速度等方面的新路。经过努力,取得了一些有用的科研成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月2 日在研究今后的核试验时,周总理问刘杰什么时候研制成氢弹。

刘杰回答: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已经在探索,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概还得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总理说:5 年是不是太慢了。周总理对刘杰说:你们想先搞起加强型弹,要由原子弹爬到氢弹,这个什么时间能够搞成?为什么钚239 生产线要1967年底才建成?以上这些问题你要在下一次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做出回答。

1965年1 月7 日下午,刘杰在二机部党委会议上讲话时,传达了不久前太祖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如果有氢弹、导弹,仗可能就打不起来,和平就更有把握了。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吓吓人,壮壮胆。毛主席又说:还有三年才搞成氢弹,太慢了。

1 月23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党中央对掌握氢弹的要求如此紧迫,二机部领导的心情是很焦虑的。这时,氢弹研究工作的发展向刘杰飞刘西尧等二机部领导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该如何对待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和九院理论部这两方面研究氢弹理论的研究力量?刘杰认为,两方面的力量各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自己的不足。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研究氢弹理论已长达4 年多,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已经为氢弹的理论设计奠定了一些必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们缺乏原子弹的具体知识,要突破氢弹原理还有很多的困难。在九院理论部这一方面,有突破原子弹的实践经验,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比较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像和各种物理规律,有条件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向纵深发展。但是,他们开展氢弹理论问题的研究起步晚,而且,既定的任务—空投的原子弹和上导弹的原子弹头的理论设计任务还很重,这与“氢弹也要快”—要加速突破氢弹技术,实现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的任务是很不相适应的

面对这样的现状,刘杰想到:必须把这两方面的研究力量统一起来,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形成拳头,集智攻关。刘杰和刘西尧、钱三强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的这一主张,也得到李觉等九院的领导和李毅等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的支持,两方面正在从事氢弹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也都赞同。

根据二机部党委的决定,1965年1 月,黄祖洽、于敏等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的31位科研人员携带着预先探索研究的所有成果和资料,调到了九院理论部,在主战场汇合,一起攻关。黄祖洽、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轻核理论组另外的10余位科研人员,包括去了河南省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何柞麻,则留在了原子能研究所继续从事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