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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 德国篇

文:王鼎杰

自三十年战争(编注:1618至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洲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以及宗教纠纷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后,不甘心再做鱼肉的普鲁士,励精图治,靠着高度的尚武精神、效率意识、专业素养,崛起于欧洲中部,一度成为列强之一。拿破仑在耶拿的辉煌胜利,短期内打断了普鲁士的发展,却引发新一轮的复兴狂潮。战败之后,普鲁士各阶层卧薪尝胆,在多个领域相继取得重大突破。德意志统一战争的胜利,正是这一复兴努力的硕果。从这一刻起,德国有了领先世界的大学、工厂、军队,更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教师、工程师、军人和公职人员。可以说,德国已经具备了成为主导性强国的一切基础,但唯独缺少一个稳定的上层建筑:国家战略。这个缺陷,成为德意志帝国最大的命门,也构成今日我们反思二战中德国国家战略的历史起点。

德意志的战略贫血症

历史上,德意志可以说深受战略贫血症之困。

“三十年战争”本是因为宗教纠纷而起,故而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是,作为虔诚天主教信徒的法国首相黎塞留,首先将法兰西的荣耀与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他大胆与异教徒结盟,先是支持低地国家的新教叛乱势力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继而引入同样是新教强权的瑞典杀入中欧,甚至他还联合了遥远的土耳其人。待到各参战国大都精疲力尽之时,黎塞留这才将欧洲带入战场,坐收红利。而此时德意志的大部分邦国,早已被打成一片焦土。

“三十年故争”之前,德意志是欧洲的金融中心,战后,这个中心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日后更进一步转移到海峡另一岸的伦敦。德意志各邦不仅失去了金融中心的位置,其人口、农业、商业与制造业也损夫惨重。战前,巴伐利亚是德意志最近代化、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邦。战后,其人口锐减一半,经济恢复也步履蹒跚。直到1760年,该邦的耕地面积还没有恢复到1616年的水平。

相反,黎塞留不仅给法国留下丰厚的战略遗产,而且初步形成了之后奉行了数百年的对德战略:坚决阻止一个统一德国的出现。这个战略得到其后继者的充分领会,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世,法国始终是阻挠德意志统一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列强,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抑或同样属于广义上的德意志范畴的奥地利,都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德国。这种战略层面的掣肘,在维也纳会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奥地利代表梅特涅和法国代表塔列朗均意识到,普、俄将成为未来欧洲动荡的关键因素。所以,二人达成妥协,并获得英国的潜在支持,对战败国法国采取宽大政策,甚至协助法国重新成为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对同为战胜国的普、俄处处限制,竭力阻止德意志的统一,并努力将俄国力量导向维持正统君主制稳定。维也纳和会所形成的维也纳体系,之所以能保持一段长久和平,关键即在于上述远见卓识和巧妙安排。而一场和会,居然由战胜国中最弱一方的代表和战败国的代表共定指针,堪称外交史上的一大传奇。 对普鲁士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面子漂亮、里子糟糕的结局,德意志的统一因此被延后近60年之久。而要粉碎这个严重束缚普鲁士发展、德意志统一的维也纳体系,就必须拿出更高明的战略对策。

在后维也纳时代,普鲁士引领了欧洲的教育改革、政府建设、经济腾飞和新军事革命,拥有第一流的教师、公务员、技工和军人,最后却困惑地发现,每一把剑都很锋利,却仍然不能破局。要想改变命运,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资源整合,才有可能成功。这恰恰是普鲁士精英阶层最缺乏的东西。 但是,德意志的幸运和不幸均在于,最终这个整合工作被俾斯麦以一人之力完成,进而拉开了祸福参半的新时代帷幕。

被世人误读的铁血

在普鲁士的军政精英中,俾斯麦可谓一个异数。

由于历史上一再沦为列强的战场,普鲁士转而奉行铁血主义,以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现实。与此同时,往往被后人忽视的是,哲学革命和极端的理想主义思潮一起发轫于广义的德意志土地上。在这两种极端情绪的撕扯下,普鲁士始终无法立足现实,形成有效的国家战略设计。 俾斯麦的出类拔萃之处就在于,他知道乌托邦不能成事,决定国际政治现实的是铁与血,而非多数票。但在现实主义阵营中,俾斯麦又清醒地知道,铁血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味用强,恰恰欲速则不达,甚至南辕北辙,变成一种不现实的现实主义。

俾斯麦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不断做着两面工作:对乌托邦主义者,他不断强调手段的重要性;对现实主义者,则不断强调手段的局限性。在国内政治中,他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是弥合国会政治与皇室政治、保守派和激进派鸿沟的策略大师。在国际政治中,他被历史证明是举世无双的战略巨人。

俾斯麦早就看透了维也纳体系的中看不中用,但他更深知,正所谓“道固委蛇”,如普鲁士直接出面挑战这个体系,必然遭到列强的围堵。而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志大才疏,只看到维也纳和会中法国是战败一方这个表面事实,急于打破该体系,却忘记了这样做只能是给普鲁士松绑。因而,俾斯麦决定助推拿破仑三世挑战旧体系的行为,亦步亦趋地暗中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在每一次冲突中,俾斯麦都巧用外交谋略,确保只在一个战略方向上作战,同时让敌人多线迎战。在普丹战争中,是普鲁士、奥地利联手打击孤立的丹麦;在普奥战争中,是普鲁士与意大利联手打击孤立的奥地利;在普法战争中,是普鲁士率领德意志各邦迎战孤立无援的法兰西。

三战三胜的辉煌与铁血演讲的豪迈,就此成为永恒的传奇。德皇老威廉对罗恩、老毛奇、俾斯麦的评价,颇令人想起汉高祖之论“兴汉三杰”:“你,陆军部长罗恩,曾经磨利了宝剑;你,毛奇将军,曾经使用它;而你,俾斯麦伯爵,曾经凭借政策的指导,使普鲁士达到了其最高顶点。”

瓦尔特·戈利茨则将俾斯麦与老毛奇分别赞誉为,“天才的国家领导”和“天才的军事统帅”。二人的“搭档组合”,“在普鲁士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上天为普鲁士向一个新的强大德意志帝国迈进过程中特意安排的”。

不同的是,老毛奇在成功之前已有参谋总部这一制度的存在,俾斯麦则全无依凭。从个人功业上讲,俾斯麦更胜老毛奇,但从后继发展上讲,则远不如老毛奇。故而,此后的德国,始终在军事上保持强大战斗力,却往往不知该如何挥舞这把利剑。对此,基辛格有很精辟的总结:“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士机会何在,分析得十分透彻。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然屹立。但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社会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所留下的传统。可惜这很难办到,而且德国的专制政体也不利于此。就这一点而言,俾斯麦不仅种下德国成功的种子,也埋下了德国二十世纪的悲剧伏笔。”

这个悲剧,某种意义上也是德国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的共同悲剧。俾斯麦之后的德国人,总是梦想着上天再赐予德意志一个俾斯麦,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俾斯麦的思想,也从未努力去建设稳定的制度化国家战略。 一战后,王纲解纽的德意志沦为街头政治和大众运动的战场,德国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国家战略的传统缺陷被进一步放大。让后人惊呼的是,在这个纷乱的时代,德国居然真的又来了一个俾斯麦。令德国人深思的则是,当这个弥赛亚步入尘世时,躁动的大众居然视若无睹,反而争相将之钉上道德的十字架。

这个不幸的战路大师就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战败送来的战略机遇

如果说,维也纳和会及维也纳体系对普鲁士是面子光鲜、里子糟糕,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之于新德国,则正相反。

表面上看,德国在一战中沦为战败国,在战后和平安排中受尽屈辱。但是,更深一层看会发现,由于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的瓦解,在中、东欧出现了大批新生小国,形成了有利于德国施加影响力的权力真空。《凡尔赛条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战略态势。

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看来,一战的代价如此巨大,理应有一个匹配的结果。于是,其定下了巴黎和会的基本理念:缔造永久和平,消解过往的一切仇怨,并开启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可是,在现实实施时,威尔逊发现很多理想难以落实,结果就是一场混乱的争吵和糟糕至极的妥协。其中,民族自决问题成了一个重要的隐患所在。 鉴于奥匈帝国与沙皇俄国的特殊属性,以及它们对周边少数族裔历史悠久的扩张与控制,威尔逊主张新的欧洲地图应该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重新划定。他坚信,只要民族的诉求得到解决,就不会有新的萨拉热窝枪声,也不会有新的世界大战。

可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是残酷的断裂。首先,欧洲民族的混居状况极其严重,如何转化为明晰的主权边界,很快就成了一个全无定论的难题。其次,在统一之初,德国就面临“大德国”和“小德国”的选择,所谓“大德国”,指的是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大统一,而“小德国”则是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小统一。出于现实政治的多方权衡,俾斯麦最终选择了“小德国”路线。这样的安排对德国、奥地利和欧洲都有好处。对德国而言,这样做避免了过度扩张,从而有效地将阻碍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力量逐个击破。对奥地利而言,则避免了沦为普鲁士的附属省。之后,奥地利向东发展,化身为独特的奥匈二元化帝国(两个政府、两个议会,但共同服从一个皇帝的领导),德国则扮演奥、俄之间的纠纷仲裁者,从而维持了欧洲和平。 但是,按照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却意味着战败的德国反而可以由传统的“小德国”变成一个“大德意志”,

德国的总体实力不降反增。这是法国绝对无法接受的。而威尔逊的理想与原则又不容动摇,结果就是在和约中绝口不提反对德奥合并,但宣称若德奥合并,就必须得到国联所有会员国的一致同意——法国毫无疑问不会投赞成票,从而客观上封堵了德奥和平合并之途,又在纸面上保留了威尔逊的理想与原则。这为日后德国翻盘留下了一个有力的反击把柄。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东欧。由于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的瓦解,以及对原德国领土的部分肢解,在传统三大帝国的边界上,一夜之间冒出大量的新兴小国。这些小国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充满了民族冲突与领土纠纷。由于力量的匮乏,这些国家无法发挥理想中的“东方哨兵”任务,反而成为德俄扩张的真空地带。考虑到上世纪20年代俄国持续衰弱、法国奉行防御性军事战略,德国等于因一战而在东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

更令胜利者尴尬的还是一战本身的戛然而止。一战对英法而言,是一场代价沉重的惨胜,德国却巧妙地规避了本土决战。也可以说,巴黎和会在精神上深深羞辱了德国,却在客观地缘环境上为德国的扩张全面松绑,为之提供了自1870年统一以来最佳的和平扩张机会。当然,巴黎和会的巨额战争赔款、严厉的军备限制、部分国土的丧失,以及德奥合并暂时被阻止,都给德国造成了严重的物质性难题。可是,这些问题都是短期的,而且不是不可以和平解决的。

如果说俾斯麦的伟大在于,当普鲁士大众仍沉浸在打败拿破仑的虚假胜利记忆中时,俾斯麦已明确了维也纳体系必须摧毁的目标,且找到了实现的方法,施特雷泽曼的伟大则在于,当德国大众无不对一战结局咬牙切齿之际,他已看出了凡尔赛体系的存在价值,并同样找到一条新的复兴大道。

和平的最大获益者

经历一战的惨痛教训,施特雷泽曼由一个不折不扣的铁血青年,转型成为一个卓尔不群的现实主义战略大师。他先是以总理的身份收拾残局,靠惊人的理性和卓越的手腕,成功解决了鲁尔危机,继而又连续6年担任外交部长,一步步缓和德国与各大战胜国的关系。

施特雷泽曼巧妙地运用手中并不多的资源。

1.第一张牌是美国。通过将欧洲之外新崛起的美国引入欧洲事务,不仅有助于抵消法国等战胜国对德国的偏见,还能从美国得到紧急复苏的助力。 2.注重从苏联这个新兴国家借力。在当时,这样做的最大困难在于,合作的尺度与目的不易把握。如果真搞成排他性的苏德联盟,必然导致德国被西方世界集体孤立。所以,施特雷泽曼的目的绝非在苏德联合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而是适度合作,进而转化为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交涉的筹码——当时英国对苏联的扩张最为恐惧,从而形成一种以德苏关系推动德英关系改善的策略。

3.建设一种全新的法德关系。这是最困难的一步,却是必须走的一步。从消极的作用上讲,只有法德关系改善,才能避免再次发生鲁尔危机及更可怕的类似事件,才能安然度过法国的优势时期。如果德国的目的只是韬光养晦,等到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再度走军国扩张的道路,大可到此为止,但是施特雷泽曼却另有积极方面的考虑,即通过深层建构新型德法关系,不仅为德国找到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还为欧洲真正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找到一条出路。

4.通过前述2、3两方面的努力,逐步瓦解以德国为假想敌的英法同盟。

5.在前述基础上,不动声色地经略东欧,伺机解决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从而最终通过对东欧的影响,奠定德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 前述每一个任务都非常艰难,而堪称传奇的是,施特雷泽曼仅用了8年时间,就解决了这一难题。

1924年,施特雷泽曼与美国财政部长道威斯一起启动了著名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减少了德国的年赔款额度,而在于初步形成了德、美间的合作关系。此举平衡了欧洲邻国的压力,也让德国获得了经济复苏的推力。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与英、法、俄等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就在这个时候,施特雷泽曼遇到了堪称一时瑜亮的白里安。1925年再度出任法国外长的白里安,是施特雷泽曼晚年最大的对手,同时又是最大的知音。在二人主持外交事务的时代,是德、法力量对比渐趋接近的时期,又是一个即将走向未知拐点的时期。法国要竭尽全力在自己的优势消失前解决德国威胁,德国则有必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形成一种有创造性的新德、法关系,还是虚与委蛇等待时机再来一次施利芬式的突袭。最终,施特雷泽曼选择了前者。这不是空喊和平口号的乌托邦,也不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而是一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一种建设性的权力政治。

1925年,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法国外长白里安和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围绕德国的未来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了一次铺垫性的三方会谈,初步达成了德国以永远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要求,换来英、法等国对德国西部边疆的永久性承认;并且允许德国首先在国际政治领域恢复大国地位。 同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7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国际会议,最终签署了著名的《洛迦诺公约》。德国得到了重返国联的机会,而且是在推卸掉了共同对付苏联的联盟负担的前提下,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英、法希望德国能够承诺,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德国参加对苏经济制裁,甚至允许法国军队通过德国领土。对施特雷泽曼而言,苏联是他手中不多的几张牌之一,在他的目的还远未实现的时候,他是不会先放弃这张牌的。就在洛迦诺会议召开的当月,德、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经济条约,该条约的内容远远超出一般通商条约的范围,由一般条约和若干专门协定构成,其中包括关于居住和一般法律保护协定、经济协定、铁路协定、税务协定、通商航海协定、商事仲裁法庭协定和保护工业财产协定等。

1926年4月24日,德国与苏联又签订了为期5年的友好中立条约,进一步增强了德国与英、法讨价还价的筹码。同年9月,德国在坚持保留对苏条款的前提下,正式参加国际联盟,并担任了国联理事会的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1928年,施特雷泽曼赞同旨在消除战争的《巴黎非战公约》。

1929年,他又同美国律师杨格共同制订了“杨格计划”,再次修订了赔款进度表,并进一步深化了德、美间的多方位合作。同样是在这一年(1929年),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开始探讨建立一个欧盟的可能性,进而展示了一个新欧洲的愿景。 短短10年内,能将战略大势逆转至此,对一个战败国而言,堪称奇迹。也可以说,从战略理性上,德国理应是最不应该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只可惜,自命伟大的德国人民却在同一个地方,连摔了两次!

由于字数原因2、3楼续接......(阅读顺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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