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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接见军委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新的军委机关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标志着军委总部改革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鲜为人知的是,在1950年代我军第一个全面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曾经有过一段和这次军委“多部门”改革看起来很相似的“多总部”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成因如何?它和今天的“多部门”有何异同?

一·三变四:解决“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拥有四大野战军(相当于苏联红军的方面军建制)的人民解放军虽然规模已达400万之众,而且随着少量技术装备的引入,各野战军内部的编制体制相比解放战争开始时已经复杂很多,但在军委总部的层级设置上,仍然较为简单。

众所周知,在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指挥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征北战的无数命令,都来自小小的西柏坡——小到容不下后来的解放军四总部中的任何一个。而无论是在西柏坡还是在北京,这一时期的中央军委只辖三个部,也就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而每个部有多小呢?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军的领导机关,是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毛泽东同志由陕北带来的那个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数很少,总共只有20来人,主要是作战部。”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军委的总部

位于西柏坡的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旧址。

对于一支队伍还在不断扩大、并进行大范围运动战的军队来说,这种简单的体制就像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一般快捷实用,赋予了各野战军充足的主观能动性。但在全国大陆大部分地区解放后,各野战军很快在固定的驻防范围内“孵化”出了后来大军区的雏形,并准备第一次大规模裁军。适应和平时期军队变化的总部体制调整也必然随之而来。

裁军永远不是简单的做减法。在1949-1950年,决定那些从新解放区参军不过两三年的年轻战士们谁该留下、谁该脱下军装重新拿起锄头是一回事,决定那些经历了从南昌城下到井冈山头再到太行山上、一路刀山火海闯出来的“老革命”的去留问题则是另一回事。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客观上让这个过程有所减缓(在第五次战役结束时,全军总员额反而从1949年10月的550万增长到627万),但这个没有捷径的问题仍然让总政治部难以应付。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相比保留着基本架构员额,干部的未来相对有保证的主力部队,那些需要集体转业的地方部队的干部该怎么办?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样身经百战,原本也是主力部队的一部分,往往是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作为新组建部队干部力量的骨干才从老部队调过去的,如今要是简单地“一刀切”对部队来说是不是损失?而对于留下来的干部,战争时期以战功作为干部升职的主要乃至唯一标准无可厚非,和平时期又该如何评定?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1个月,中央军委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第四个总部——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7月改称总干部部)。该部下设5个二级部,分别为一般兵种干部管理部、特种兵(和今天的特种兵概念不同,当时的“特种兵”指海空军以及装甲兵、通信兵等陆军技术兵种)干部管理部、组织统计部、军衔奖励部、抚恤保健部/预备役干部动员部。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短暂的四总部阶段,我军政工干部的相关工作主要仍归总政干部部管理。

二·四变八:“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早在建设总干部部的时候,我军就聘请了两名苏军军官作为顾问,他们为总干部部下属编制系统表的起草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当时我军干部规模庞大,情况和苏军存在明显客观差异,因而也没有在出现其他“白纸新画”的军兵种组建时,苏军顾问“过分”插手、甚至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的情况。

但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对全面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无比渴求的人民解放军来说,虽然苏军这个“老师”并非尽善尽美,但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所以正如当时流行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样,与全面学习苏联的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工作息息相关的“八总部”体制也在这次总部调整中被几乎纹丝不动地照搬了过来。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军委的总部

苏联军队总部和军种庞大的编制体系。

在划时代的55式军服换装前夜,1954年11月,由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军械部和总财务部共同组成的“八总部”体制正式形成。和2016年改革后中央军委下属的七个部(厅)不同的是,当年的这八个部虽然也名为“多部”,但每个部都是实打实的高级别总部。

除了总政治部主任继续由罗荣桓元帅担任之外,刘伯承和叶剑英两位元帅分别担任新成立的训练总监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其余几个总部的部长也均为开国大将;只有短暂存在的总财务部由于首任部长杨立三不幸于1954年11月逝世而未能赶上授衔,继任的原总财务部副部长余秋里将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八总部主官中军衔最低的。

而这些总部下设的二级部也是将星闪闪。例如统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其六个二级部首任部长都是开国上将(李达、萧克、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而且在编制序列上其地位仅次于总参谋部,甚至高于总政治部,这也体现了这次总部改革中浓烈的,全面向苏军学习的特色。

新建的其他三个部同样是苏联军队同名单位的翻版:武装力量监察部涵盖范围广泛,要负责监督和检查全军的战备、训练、编制、武器、装备、纪律、政治教育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总军械部制定和组织实施全军通用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制定通用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指标和各种规章制度,订购、保管、维修和供应通用武器装备全军军械的供应和勤务工作;总财务部则统管全军财政工作。

八总部虽然在我军历史上存在时间很短,但这短短数年却使得总部不再是一个“超级游击战指挥所”,开始转变为既适应和平时期全面建军需要,又符合现代战争对总部要求特点的全新机构。而其下属各个二级部的机构设置更是深刻影响了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总部建设。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军委的总部

1950年代中期“八总部”的机构设置。

三·八变三:持续半个世纪的“大总部”概念

但“八总部”模式和当时苏联政府其他部门机构相似,都存在着分工过细统筹困难,机构庞大功能重叠的缺点。如果说对于军兵种繁多、技术装备规模庞大,而且由于研发装备机构在卫国战争期间因战争需要普遍“野蛮生长”、缺乏整合的苏军来说,这种“叠床架屋”还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对于当时刚刚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人民解放军来说,硬套“八总部”模式就有“没有苏军的命,得了苏军的病”之嫌。

例如在我军步兵装备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56式步兵枪族(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班用机枪)普遍是在1960年代初才换装部队的,而这几种武器的生产技术和成本都不是很高,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的体制下,采购枪械是总参的事儿,生产枪械是国务院下属工厂的事儿,而把枪械发到部队又是总军械部的事儿,中间跨部门要走的流程和手续非常繁琐。

加上当时恰好赶上军队员额的进一步裁减,所以从1957年开始,训练总监部率先归并进入总参;总干部部归并进入总政;总财务部归并进入总后;总军械部则先进入总参,后来又划归总后;至于管辖范围实在太大的武装力量监察部只好一分为三,把监察工作分给老三总部各自管理;看起来似乎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但此时的三总部已非当年几十个人就能组成的“草台班子”,不仅成为了下辖多个二级部,组织结构非常庞大的“大总部”,八总部时期学习到的苏军先进经验也被整合其中,成为一个“土洋结合”的机构。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却缩减到了240万,是从建国以来直到2005年裁军之前历史上最低的时候。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军委的总部

1959年国庆阅兵,见证着人民解放军正走在成为一支现代化精干武装力量的路上。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权力过于集中的“大总部”概念(包括1998年组建的总装备部,重新构建起四总部体制)确实有些不符合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优势不仅使得人民解放军在1958年金门炮战和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等局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也使得即使后来受到“文革”影响,中国在国防尖端科技领域依然取得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工程等重大成就。

国外研究中国军队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如果从1949年至1999年这半个世纪里选出人民解放军综合作战能力相对巅峰的时间段,答案无疑是1960年代初。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性能和外军相当甚至超出的第一代仿苏制武器的全面换装,更是因为这支规模精干、和今天相差无几,从基层单位到军委总部都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军队在整体组织架构上已经是一支适应自身特点的现代化武装力量。

四·尾声

1965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正规化建设的重要象征——55式军衔体系,与其载体——55/58式军服一并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和铺天盖地的“国防绿”一并出现人民战争理论的浪潮中,人民解放军总员额再次膨胀到600万人以上。

20年后,随着“百万大裁军”,让全军为之一振的85式军装终于取代了“国防绿”。20年的曲折似乎从那一刻开始画上了句号。但解决20年遗留的问题,远比全军数百万将士的换装更复杂。当全军其他领域不断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改革时,大总部的基本架构依然保留着,在随时代一同前进的道路上不断进化也不断异化。

又是30年后,这一次没有换装。佩戴着新臂章的中央军委15个职能部门即将从顶层架构开启对这支走过近90年风雨的军队的重构历程。影响了半个多世纪的“大总部”概念的彻底消失,意味着中国军队终于要向那位已经化作历史尘埃多年,却仍然萦绕在很多人思维深处的“老师”彻底告别。2016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路上。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军委的总部

新一轮军事改革后中央军委15个职能部门中7个部(厅)的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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