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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列斯特·坦尼的[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

1942年4月10日早晨,一队日本兵把我们赶上大路。行军的路面有20英尺(6.1米)宽,整个路面已经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硌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觉得痛苦,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日本兵强迫我们这些虚弱的人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不允许我们休息,动不动就抽打我们。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来喘口气的话,就站不住了,但日本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我们停留。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大约28岁,一头金色鬈发,总是干干净净的。他块头很大,有6英尺(1.83米)高。我估计他在战前的体重至少有200磅(90.7公斤),行军刚开始的时候也有150磅(68公斤)。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走得很慢,因为他背着个大包。一开始,他把大包夹在胳肢窝里,后来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压之下他步履维艰,没有人知道包里装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当我们的队列超过中尉的时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双眼已经充血,目光呆滞,他似乎已经丧失意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劝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拒绝了。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不回答。等我回头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步履已经踉跄,身体也东倒西歪的。他挣扎着向前挪动了几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见我们的队列停了下来,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几声,刺刀毫不犹豫地刺进了他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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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继续往前移动,几分钟之后,又发生了悲惨的一幕。我们身后驶来了卡车,这是日军在向克雷吉多方向输送战斗人员。中尉的尸体横卧在道路中间,但卡车毫不犹豫地从中尉的尸体上碾过,日本的车队经过之后,中尉的尸体已经被压成肉饼。道路上残留的鲜血和肉末,显示这里曾经有人倒下,日本人用这种方式为中尉完成了葬礼。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我们的身体急需补充水分,可是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日本兵是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让我们喝。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水哗哗地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有10到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都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杀害了。所有在井边的战俘,赶紧跑回队伍当中。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它离路面大约50英尺(15.2米)。水塘里的水根本不能饮用,因为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两头水牛正待在里面。有一个兄弟大胆地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水兜起来喝,他们觉得经过手帕过滤以后,水会干净一些。他们真笨!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盘旋,水里残渣泛滥,病菌是过滤不掉的!这不是人喝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回到了队伍里。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然后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战俘都拉了出来。日本军官命令他们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恐怖的大屠杀!日本军官强迫我们站着观看,我们不敢不看,否则,他会下令把我们也枪毙了。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有一个患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没办法行军了。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狠狠地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0.33米)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让他们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将其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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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其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撒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我们走了好些天,有的时候夜间也赶路。日本兵只给我们提供过两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从卢保出发后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咆哮的次数更多了,声音也更大了。几分钟之内,就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

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刀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紧跟着,这个军官又把他的躯干踢倒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看到他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日军强迫美菲联军经历死亡行军后,又将战俘关押在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奥唐奈战俘营,后来又转送至甲万那端战俘营。其间,又有2.6万名战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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