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为什么和中央决裂

     
张国焘虽然盖棺论定，但西路军的问题始终成为一个敏感的历史话题，争论不休。李先念同志查阅了当年的历史档案，于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５日给中央写了长篇报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客观地研究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１９９１年，中共中央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关西路军的那段话下，作了一个新注释：“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１０月到底甘肃会宁。１０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１１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失败。”这条与毛泽东原文不同的注释，是字斟句酌，反复研究才形成的，并经中共中央审定，实际上为西路军恢复了名誉。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４日，徐向前元帅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话时郑重地说：１９３５年９月“接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也说危害。我们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夹金山脚下的懋功, 李先念、韩东山在懋功等待中央红军到来——中央红军前卫团在夹金山下与四方面军会师——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的计划——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堵截——会理会议——中央红军的困难局面——鼓舞人心的红四方面军来电——张国焘、徐向前筹备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初会李先念——一、四方面军大联欢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１９日致电正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与四川军阀激战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党中央遵义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又致电红四方面军总部，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

    张国焘回忆：“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张国焘回忆：“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应为政治局常委——作者注）

    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２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到中央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刻开会研究。三位决策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都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大家一致决定，放弃在陕南地区与胡宗南、杨虎城作战的计划，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实现会师，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集中八万大军，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层层封锁，于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旬到达四川西北的松（潘）、理（县）、茂（县）地区，在那里休整，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
时，红一方面军正由会理、冕宁一线北上。消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如何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首先确定由３０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前往懋功一带，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要求部队做好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这个崇山峻岭、地广人稀的偏僻地区，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
６月１６日，毛泽东到达懋功后，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的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这位２６岁的军政委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显得十分激动。毛泽东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３０军有多少人。李先念一一作了回答，并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还说因为时间短，迎接中央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请中央谅解。５０年后，身为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对索尔兹伯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们到后他们跟着就到了，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们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补充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李先念诚恳谦虚的态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当晚，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举行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会师。那几天李伯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夫人）和她率领的文工团成了大忙人，所到之处都要进行慰问演出。今晚她又亲自登台，表演了拿手的苏联水兵舞，引起台下一片叫好和欢呼。在场的童小鹏（红一军团干部）把这些都写在日记里：“６月１６日，到懋功城。晚与四方面军之一部开联欢会，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四方面军的同志对待我军非常之和蔼和敬慕，且军风纪、纪律等均表现比我军好，的确可学习！”

    同日，中央也给张国焘发去一封热情的复电：

    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红色指战员

    亲爱的兄弟们：

    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电复。

    朱、毛、周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    

    会师的喜悦，使红军上上下下都沉浸在欢乐和兴奋之中。对经过长途跋涉和艰难作战的两大主力红军看来，会师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革命形势必然会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当时有谁能预料到，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之间会发生一场严重的斗争

    中央机关刚刚在懋功住下，还没与张国焘会面，双方即频繁地往来电报，就红军前途和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交换意见。

    何以如此匆忙呢？双方领导人的头脑是清醒的。虽然两大主力红军已经会师，但他们仍然处在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重重围困和封锁之下。川西北这个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区，显然不是十万红军的安身之地。红军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双方领导人必须尽快做出决断的头等大事

毛泽东他们初来乍到，而四方面军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双方又来往了几次电报，还是说不清楚。毛泽东他们有点急了，６月２０日给张国焘发了一封急电，催他快来。
接到电报，张国焘立即动身。他回忆：“１９３５年６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茂县方面则由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我和黄超及十余骑兵卫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杂木丛生的乱石坡。这样，走了三天多的时间，快要到达懋功北面约九十里的抚边，这里便是毛泽东、朱德等暂时驻扎之所。”

    为了迎接张国焘的到来，中央已经在两河口（今小金县北）布置了欢迎会场。这是一片山间坡地，从西北的梦笔山和东北的邛崃山流过来两条溪流，到这里汇合，所以取名为两河口。邓发和罗瑞卿两位保卫局局长选中了这个地方，调来工兵干了三个小时，伐木铲土抛石头，把一片荒坡开辟成会场。上边就着自然的坡度削成了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边用沙土铺平地面，代替欢迎贵宾的红地毯。没有房屋和墙壁，欢迎的标语就挂在树枝上。会场是如此的简陋，却又是如此的庄严。

    ６月２５日早晨，天就下起了雨，既像是好事多磨，又像是不祥之兆。毛泽东专门派出了电话兵，爬到五里以外的山上观望，等待张国焘一行的到来。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风雨中焦急地等待着。人们被雨水和寒冷的山风击打着，然而热切的心和兴奋的情绪，早已忘却了潮湿和寒冷。下午，大家预感到激动人心的时刻快要来到了，队伍中唱起了陆定一同志前一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 这首歌后来被改了词，成为人们熟悉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两河口会师与那原始的歌词都被人遗忘了
突然大雨袭来了，粗大的雨点打在人们身上，雨布也失去了作用。山水从树林中急促地流淌，冲走泥沙和树叶。持续２０分钟的暴雨把每个人身上都淋得透湿，但没有一个人离开会场。他们依然等待着。大约到了下午１７时，只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毛毡帐篷中走出来，向前面的树林走去，队伍中立刻严肃起来。随着一声口令，大家收起雨具，把队伍排列整齐，千百双眼睛一齐盯着东方。

    只见东方山脚树林中，隐约地露出几个马头。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小路向欢迎的人群跑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张国焘到达时，看见“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其中有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被免去领导职位的博古。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伤未到。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中央领导人虽然衣服都被雨水淋得湿透，却都满面笑容地向他挥手致意。朱总司令第一个迎上前去，向张国焘打招呼。张国焘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大家围上前去，一双双手紧握着，更多的手挥舞着。口号像暴雷般的轰响着，似乎要冲破低压的乌云。

    又是一阵大雨袭来，但是谁也不在乎了。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成激昂的交响曲，在欢乐的气氛中，中央领导人和张国焘一起走上了小小的主席台。朱德总司令首先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迎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上被压迫者，都在那里欢呼庆祝！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接着，张国焘致答词说：“同志们！这里有八年前我们在一起斗争过的（指南昌起义——作者注），更多的是从未见过面的同志。多年来我们虽是分隔在几个地方斗争奋斗，但都是存着一个目标——为着中国的人民解放，为着党的策略路线的胜利！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有着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张国焘高呼：“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热烈的口号中，红军队伍让出了一条人巷，在两旁红军战士的欢呼声中，张国焘与朱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有说有笑地向小镇上走去。军乐声、口号声和唱歌声与暴雨声在他们的身后混合成一片。

    张国焘完全没有意识到，从他到达的那时起，中央领导人对他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他们感觉，张国焘不像是一个朝拜者，而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耀财富的老爷。索尔兹伯里写道：“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毛的心中产生不快。当看到旁边的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
夜里，张国焘邀朱德在一起长谈。从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分手，他们各自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回想往事，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朱德待人坦诚，一派忠厚长者风度，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张国焘对他也十分敬服。朱德坦率地向他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经历和遭受的损失，但是并不颓丧。中央红军的干部大部分保存下来了，有了这些骨干，朱德坚信革命形势还会发展壮大起来。他对红四方面军力量的强大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感到欢欣鼓舞，他还向张透露：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张国焘对此没有表态，但朱德的诚恳态度使他很受感动。就这样，他们一直谈到东方既白。
      第二天（６月２６日）上午，在两河口村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参加者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
关于战略行动问题，周恩来指出：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争取这一地域。这地区道路较多，人口多，山少。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第二，高度机动，不要被敌牵制。第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这三条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关于一些具体问题，周恩来说：将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右纵队进攻松潘。利用夏季迅速北上通过草地。万一过不去，就向西，也许困难更多，但这条退路要保存。后方补充问题，会合后力量大了，但需要补充。一方面军质量强，但数量需要补充（具体的另谈）。粮食问题也要专门讨论计划。

    周恩来的报告最后强调，战争指挥的最高原则是：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改组为三个纵队。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粮食、寒冷、过草地和少数民族等困难。

    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发言。他首先谈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以来的作战情况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过程，他说：我们到理番后，知悉你们到了天全。当时我们计划在天全与你们会合，再打雅州。如能在天全、雅州会合，占领芦山，以松、理、懋为后方发展基地。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合了，现在应怎样打？现在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经过，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柴火也没有。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所以，要向甘南发展，要以消灭胡敌为重点。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四方面军要做好解释工作，因为他们的计划是打成都的。他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建的。他主张集中主力打松潘。他说，现在就是要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因为等到冷了，解决皮衣很困难。应力争在６月突破，虽然那里要经过草地。这里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现在就是要力争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最后他强调：“统一指挥的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周、张、毛三人作了主要发言后，其他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讨论结束后，周恩来作了结论。最后，全体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决议。两河口会议在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６月２８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在宣布了夺取松潘，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后，还作出下列决定：

    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决议中的最后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既然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两河口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要给谁戴？“退却逃跑”又是指谁？写到中央的决议里，总不会无的放矢吧。在这份决议中，隐约闻到了一股党内斗争的火药味。

    ６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博古、王稼祥出席。会议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统一组织的问题似乎也解决了。同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派刘伯承、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随张国焘去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张国焘却不知哪里来的无名火。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准备和张国焘一起出发时，却看见他正和毛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

    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一场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拉开了序幕。
五四”时期的张国焘与毛泽东——革命的两大山头：井冈山与大别山——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联邦”问题的争论——张国焘与共产国际的积怨——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肃反和专制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决议，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在一起迅速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于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９日下达到一、四方面军各部队。

    战役部署是：红军主力兵分三路，林彪、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十六个团为左路军；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陈昌浩率八个团为右路军。三军分路并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川西北军事重镇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９军军长何畏分别率岷江支队、懋功支队掩护红军后方的安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率各警备部队负责中央和方面军总部机关驻地卓克基、阿坝等地的保卫工作。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一、四方面军开始联合行动。从表面看，会师后的蜜月还在继续，但在双方的领导层内，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和误解在暗中发展着，并且越来越表面化，令广大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迷惑不解。

    矛盾是从哪里开始产生的，谁也说不清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指战员们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好比两个久别的兄弟重逢，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一见面就互相算计呢？
张国焘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召开会议和与干部谈话，把大家的火都激起来了。于是他开始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理由是要“统一指挥”。７月１日，张国焘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谈毛儿盖战役实施的部队调遣和部署时，强调指出：“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暗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引起部队调动的混乱，给敌军以可乘之机。几天后，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的成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总司令部的建议，推荐徐向前担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便给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宗南）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７月６日１时          

    中革军委对此保持沉默，没有答复。几天后，四方面军的电报纷纷传来，口气也越来越不客气。毛泽东后来愤怒地说：“各种燕雀们都打电报来了。”就是指这些事。

    ７月９日，在张国焘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一个川陕省委居然对中央说三道四，插手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张国焘在当后台老板。中央依然没有反应。

    ７月１６日，陈昌浩出面了。他没有那样直截了当，而是委婉地致电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徐向前：“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如何？盼复。”

    ７月１８日，陈昌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的电报中再次恳求：“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敌前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无法再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是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

    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７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九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

    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提出：中革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是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人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工作。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更扩大权力，前面部队都归他们指挥。

    张闻天讲完后，张国焘、毛泽东等相继发言。张国焘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婉转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最后张闻天说：大家一致意见，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分配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根据会议的决议，当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通知：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７月２１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免作相应的调整。命令如下：

    各军首长：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仍旧。

    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

    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

    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

    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

    特电知照。

                                                               朱张周王
同日，军委还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宣布：“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这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的位子让给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张国焘占了上风，应该满意了。但是张国焘不算完，他还要和中央算政治路线账。在张国焘授意下，以凯丰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为突破口，７月８日，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对凯丰的文章进行反击。
央眼看给张国焘让位和调整红军领导机构都没使他满意，他又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７月２１日和２２日又在芦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前一段的斗争作出评价。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李富春、刘伯承。
会议结束前，张国焘作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两天的会议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

    这次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中央领导人发言的调子并不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
         红军休息了近一个月，但局势却不容乐观。进攻松潘失利后，红军想由大路去陕甘的计划无法实现。敌人估计到了红军的动向，采取了北堵南压的部署。７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纵队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玉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央领导人十分焦急。松潘计划不成功，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毛泽东恨不得迅速北上，离开这个地方。８月３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拟订了《夏洮战役计划》。其要点是：“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其军事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４军、３０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３２军（原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９军、３１军、３３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新的计划拟订后，本应迅速执行。但是张国焘不着急，他还要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搞清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时隔多年之后，张国焘的回忆显然不准确了。两河口、芦花会议都是政治局会议。他之所以对这次会议特别强调，是因为他准备同中央摊牌——让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进中央政治局，和现在的中央分享权力。

    获悉张国焘的建议后，中央没有丝毫迟疑，立即发出开会的通知：

    国焘、昌浩、向前：

    请准于明日四小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闻天        

                                       ８月３日２１时    

    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历史称这次会议为“沙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有两项议程：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还未开始，就显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沙窝是红四方面军１２师陈锡联的防区，张国焘回忆：“这里四面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张闻天迎接张国焘进村开会时，张国焘发觉他们“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中央防谁呢？防的就是张国焘。因为中央已经知道张国焘开会的目的是要权，用毛泽东的话，张国焘要开“督军团会议”，仗着人多枪多来压迫中央。张国焘心里也明白，这是一轮新的较量。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决议草案报告第一个问题。主要内容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强调创造陕甘根据地和加强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报告后，大家进行讨论。

    毛泽东首先发言。关于在陕甘创造根据地的问题，他说：西北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我们应做好准备，特别是到了甘肃、青海、宁夏，派一个支队去新疆。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的困难是这里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气候差，但均能克服。因此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我们会合后，要在这里领导全国革命，把党中央放在这里。

    毛泽东还谈到一、四方面军的关系。他说：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有些不好的现象难免，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时，也闹了不少乱子，这些经验今天还有用。两个部队一下合起来，是要经过一个时期耐心的工作，差异能克服的。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

    朱德发言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的缺点是可以改进的。

    张国焘发言说：一方面军应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四方面军也是如此，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各种问题才能解决。这方面据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但从自我批评来讲，有些问题未注意到。一方面军有过光荣的历史，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是打掩护战，受了很多损失。这教训是值得研究的。四方面军一路打了很多胜仗，开展苏区，英勇善战。四方面军西征是运动战，怎么说成是逃跑？退出通南巴是否轻视根据地？这些提法都是不对的。到了少数民族区域一定要组织政府，不管叫不叫联邦。西北特委所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原则上是正确的。

    张国焘口气强硬地说：不管哪个部队，一定有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懈，如果政治部把这些看轻了，就会影响整顿。要抓紧整顿，不是要向负责人来解释的问题。四方面军不能估计它落后，它是工农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纪律问题，党与军队的纪律有什么分别？我们并不赞成肉刑，就是有打骂，性质一定要弄清，不然会放松纪律。政治局的同志对一方面军了解清楚些，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地方或许不融洽，但不能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反党。这些同志是党的柱石，应当吸收到中央工作。

    陈昌浩配合张国焘的发言说：大家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不应当说哪个反党，使下面怀疑不好工作。四方面军并没有人说党的路线不正确，只有我个人与泽东谈过话，说遵义会议前是单纯防御，遵义会议后又是决战防御，我以为只有进攻才是对的。后来经过与同志们谈话，我现在没有怀疑了。下面的干部有的凭本身经验来评价一方面军，但我可以担保他们没有反党思想，只是对一方面军有些批评（如说纪律松）。估计一方面军，好的应指出。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干部不负责任。应专门进行整顿。四方面军到通南巴，张主席就说要建立根据地，坚决打敌人。出通南巴是由于战略决定向西发展，与敌情有关，与中央军委指示有关。我们主观上没有想要放弃通南巴，退出通南巴没有错。

    周恩来说：当前敌我力量的变化，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敌人，建立苏区。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关于路线问题，我们的整个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在战略上有时是防御，现在则是进入反攻了。对四方面军的估价，我想我们都看得清楚。对鄂豫皖已有估价，对通南巴还未有结论。对一方面军，虽然国焘、昌浩的估计过火一些，出发点是要整顿我们的部队，但应注意对下面的影响。国焘讲，一切问题要在原则上来解决，这是对的。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致。

    在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刘伯承、傅钟、博古、凯丰、邓发。会议由张闻天作了结论，大家原则上通过了决议草案。第一项议程结束了。

    今天重读沙窝会议的记录，我们不难体会到当年与会者微妙复杂的心情。双方都知道，他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与隔阂，但谁都不愿，也不敢把它摆到桌面上来辩出个是非曲直，而是谨慎地字斟句酌，说些对方能够接受的不刺激人的话，半吞半吐，闪烁其词。

    张闻天起草的沙窝会议决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洋洋万言。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决议的文字，可以看出中央与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分歧所在和双方表达的基本立场观点。

    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彻底的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为此，必须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针对张国焘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决议解释说：“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决议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决议肯定“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刻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
在这个决议中，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作了很大的让步。说了很多赞扬四方面军的话，原来指责四方面军放弃通南巴的话都收回了。并且承认了一方面军的失败和挫折，进行了有限的自我批评。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的差距和分歧并未消除。
张国焘终于摊牌了。他要求将四方面军中九名干部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当时连他本人在内，中央政治局共有八名政治局委员，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果按张国焘的意志办，四方面军一下有了十名政治局委员，在中央政治局自然形成多数，中共中央就是张国焘的天下了。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进攻，毛泽东等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作了部分的妥协。在中央政治局内张国焘的人虽然还是少数，但在红军指挥机构里四方面军占了明显优势。总政治委员是张国焘的，红军作战指挥，他有决定之权。前敌指挥部是徐、陈的，打仗要靠他们。总之，中共中央已经对张国焘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就是为了团结他。因为眼下中央要靠红四方面军强大的力量打开北上之路。周恩来在会上对张国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一方面军从江西拖出来，确实拖瘦了；象王稼祥同志一样，骨瘦如柴。你（张国焘）胖胖的，还要你帮助帮助，这是兄弟之情。”

    好累人的沙窝会议终于结束了，张国焘怒气未消地和陈昌浩一路走一路说。陈昌浩激动地问张国焘：“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会逼使中央让步？”张国焘还下不了这样的决心，和中央决裂，毕竟不是随便干得的事。

    在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正焦急地等着他们回来。他看到“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的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地步，我心里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周恩来同志患疟疾，病得起不了床，我去看望他时，带去几斤牛肉，算是头等补养品。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原因就在这里”。

    在徐向前等人的催促下，张国焘总算答应走了。他也认为毛儿盖地域狭小，不宜久留。但他打算和中央分开，免得在一起吵个没完。毛泽东等也十分赞同。按照夏洮战役计划，红军部署又作了一些调整。８月１２日，在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右路军的红一、三军团、４军、３０军、军委纵队、红军大学陆续开始行动，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

    左路军在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下，红五军团、９军、３１军、３２军（原红九军团）、３３军及军委纵队一部，本应在卓克基一带集结，向阿坝地区前进。可是张国焘迟迟未动。据他说是因为地形道路不熟，总参谋部刘伯承派出侦察部队，费了几天力气才画出比较准确的行军路线图。出发前，张国焘又担心后方安全，打算分兵回击抚边之敌。８月１５日，中央急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行动。……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５军、３２军速开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８月１９日，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开始行动。董振堂的五军团为先头部队，由查理寺探路向班佑前进。大部队和红军总部依次向阿坝进发，没有一支部队来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阿坝仍须取得，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

    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来电，心里突然闪过一阵忧虑：他的五、九军团都跟张国焘走了，还能再回来吗？早知要分开，当时为什么不叫五、九军团迅速向毛儿盖集中，共同北上呢？
沙窝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安排，朱德总司令与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告别，带着刘伯承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来到左路军的红军总部，与张国焘共事。朱德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但他从心里不愿离开中央。从张国焘这一段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已经预感到今后的工作将是很困难的。朱老总后来回忆说：

    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两河口会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作。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

    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与中央分开行动后，左路军的日子就没有太平过。行军前进到处受阻，内部也不断出乱子
与左路军相反，右路军正在积极准备北进。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与中央合作得很融洽。

    自从中央８月１５日致电张国焘要他“专力北向”，张国焘仍率左路军向阿坝进发。８月１８日，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汇报他们已经开始北上：“四方面军走右路，一方面军走左路，平行进，兵力颇集结。拟主力走洮、岷一带。”劝告张国焘“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但是，不管谁劝，张国焘就认准了阿坝，哪里也不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