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推倒柏林墙: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陆离,卒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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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柏林墙: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作者陆离,卒年不详)

文章提交者:空陈 加贴在 陆军论坛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32-0-1.html

特地发上来给大家拍砖,要骂请痛骂。

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GCD。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G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G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GC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G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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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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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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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0/29 22: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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