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同是二戰戰敗國 德日為何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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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二戰戰敗國 德日為何大不同?

文章提交者:高有長 加贴在 环球风云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33-0-1.html

德國和日本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軸心國家,同樣發動了對鄰近國家的侵略戰爭,然後在一九四五年,一同面對戰爭失敗後投降的命運。


然而,所有這些相同之處,抵不過兩個國家最關鍵之差異──德國有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罪行,日本卻遭受了人類歷史上至今唯有的原子彈襲擊。在德國被稱為「最終解決」的舉措,設立了大型的死亡集中營,將猶太人運進集中營裡,陸續送進毒氣室以有效的消滅。這件事在大戰結束之後,被攻入德國、波蘭境內的盟軍發現、披露,震驚了全世界。


屠殺猶太人的行為,掩蓋了德國在戰爭中的其他作為,成為戰後德國人意識上最沉重的負擔、最難堪的記憶。


德國人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來?大眾,包括德國人自身,不得不問這個問題。不過,這問題基本上是無法回答的,無法找到能夠令人滿意的答案,反而會在追求答案的過程中,引發出更多的問題。


屠殺猶太人,源自幾個世紀「反猶主義」的累積、發展。我們可以追索仇視猶太人心態的歷史變化,羅列激化反猶情結的因素,同時整理德國人民族主義情緒逐漸膨脹的過程,一直到他們自認為純粹、強大的「亞利安人」,不只是反對、甚至恐懼這樣的血統遭到「污染」,這些都弄清楚了,還是沒有說明為什麼會有大屠殺。


因為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屠殺六百萬人,是種多麼不簡單的事?六百萬,如此龐大數字的人命,絕對不是你高興消滅就消滅得了的。更何況那個時候,德國一面在歐洲和其他國家為擴張「生存空間」而戰,必須調派、耗損大量人力物力,才做得出大屠殺的行為。那其實對戰爭是極其不利的。


德國人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德國人又如何具備那種冷靜到殘酷的理性算計,可以設計出那麼有效的殺人機制?更不可思議的,參與其間執行屠殺任務的人,為什麼能夠冷血無情,極其有效率地盡到這種邪惡的責任呢?這樣追問下去,必然問到更窘迫的問題:為什麼這些被派去屠殺猶太人的德國人,沒有反對、沒有反抗?擴大來看,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是經由民主選舉獲得政權,然後一路重建軍備、組織蓋世太保、發動閃電戰侵略鄰國到下令屠殺猶太人,他在自己的納粹黨內幾乎沒有遭過任何質疑、批判、反抗,十幾年間德國社會,都不曾集結什麼像樣、堅決的反對反抗勢力。德國人沒辦法將罪行推給希特勒和納粹黨,不能主張申言自己是被裹脅、強迫的,因為確實有太多太多德國人熱切支持希特勒與納粹的證據了。德國人或其他人都無法解釋大屠殺。大屠殺是超越解釋的。這是人類文明不得不重建的一條底線。如果承認大屠殺可以解釋,有說得通的理由,意味著我們接受大屠殺是在可理解的人類行為範圍內,就等於我們輕蔑、矮化了大屠殺的恐怖與震駭。


「解釋」(explanation)無可避免和「合理化」(justification)緊密糾纏。大屠殺絕對不該、不可以被「合理化」,因而大屠殺也就絕對無法解釋清楚。


德國人付出之最高代價,就是背負著這近乎絕對與不可解釋、不可訴說的罪咎。不只是罪咎本身,還有罪咎帶來的沉默以及自我疏離、自我否定,籠罩了戰後德國。


布魯瑪在書中一再提到米切利希夫婦之經典著作《無力哀悼》,那是一九六七年,戰爭結束後二十二年出版的書,書中第一次正視這種沉默罪咎壓力,對德國社會集體心靈產生的影響。就連提及那份「沉默」,都得等那麼久!


在大屠殺的對比映照下,德國人在戰爭中的損失、痛苦也就微不足道了。其實英美空軍在大戰後期,早在諾曼第登陸之前,就對德國本土發動了猛烈的轟炸,而且轟炸的對象不只是軍事基地和工業設施,還包括了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尤其是英國人對德國當年空襲倫敦的惡行惡狀記憶猶新,更是藉機狠狠報復。結果許多德國大城、古城、在炸彈中化為灰燼、廢墟,數十萬平民百姓喪失生命,慘狀令人不忍卒睹。


然而戰爭結束後,德國人卻喊不出一聲「苦」來。要靠歸化美籍的小說家馮內果的魔幻之筆,寫出《第五屠宰場》,才勉強留下了德勒斯登被夷為平地的一點記憶。德國人面目冷漠靜謐地在廢墟中遊魂般走著,承受這一切,因為他們明白,透露出任何痛苦,甚至只是一聲唉嘆,不會引來任何同情,只會惹來怒目相對:「你們也會痛了?那些被你們屠殺了的猶太人的痛苦又該怎麼說?」


戰爭後期,日本的城市也受到美軍空襲轟炸,整體的人命損失並沒有比德國多,然而他們卻不必忍受德國人的沉默壓抑,最關鍵的差異在:廣島。廣島核爆當然是歷史性的。一瞬間,成萬條人命在單一的火光爆炸中消失了,而且很大比例完全消失,沒有留下任何屍骨殘骸。人類歷史上沒有看過如此巨大、如此徹底的破壞。更可怕的,帶來破壞的,只是一顆小小的、很容易裝上飛機從空中投遞的原子彈。


兩顆原子彈迅速結束了日本最後的抵抗,推翻了日本人原來的「玉碎」決心。兩顆原子彈同時也將令人類帶進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核恐懼」的新階段,人類可以靠自己製造出來的工具,毀滅掉整個地球、毀滅全體人類。


後者的震憾效果,顯然遠甚於前者。尤其是接下來美蘇開始進行核武競賽,冷戰架構下核彈頭快速累積,「核恐懼」的程度隨而與日俱增。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戰敗、投降的意義,重要性相形褪色黯淡。「廣島」象徵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不是一場舊戰爭的結束。然而「廣島」也就象徵了核毀滅的具體威脅,「廣島」是一場真實的夢魘,藉「廣島」讓人類明白了戰爭的破壞升等了、戰爭的代價數十倍數百倍的提高了,也就刺激了人類對於和平更高度、也是更現實的嚮往。


冷戰是戰爭又不是戰爭。美蘇之間的仇視對立緊張程度,等同於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戰爭,可是數十年間沒有發生真正的火熱衝突、短兵相接。因為雙方都握有核武器,雙方都知道「廣島」、記得「廣島」,所以再怎樣仇視對立,都還是得維持和平相處的表象,至少維持在不必動用核武器的狀況下。


這對日本社會而言,既是天下掉下來的災難,更是天下掉下來的庇護。日本因此具備了衝突矛盾的雙重身分,一方面是舊戰爭的元兇、戰敗國,另一方面是新戰爭新威脅的犧牲者、受害者


犧牲者、受害者的形象,塗抹在原本戰爭加害者的暗影上,使得日本人、日本社會得以有所逃避,不必像德國那樣背負多重罪咎,也就決定了日本人普遍面對戰爭責任的不同態度。


戰後日本社會努力將自己重新改造成「和平」的代表。強調「和平」,也就強調了廣島與長崎的核子爆炸傷害,日本之所以比其他國家更有資格、更真誠擁護「和平」,因為只有日本有過原子彈毀滅的真實經驗,如此一來,也就更加凸顯了日本作為犧牲者、受害者的角色。


六0年「安保鬥爭」的起因之一,是要和美國簽約建立「自衛隊」。反對「安保條約」的陣營認為此舉破壞了日本的非武裝性,也就破壞了日本好不容易在戰後建立維持的「和平」形象,很可以挑起別人對於二次大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角色的記憶,對日本是再糟糕不過的事。


躲在廣島後面、壓抑、淡忘、甚至取消戰爭記憶,是日本社會最基本、最主流的態度,雖然有少數異議人士不能認同這樣的逃避,畢竟還是很難憾動強大的主流架構。


德國與日本的異同,尤其是彼此內在組織的集體心理運作,很少受到認真的處理、對待。這兩個國家分別以沉默與逃避來對待戰爭記憶,是一大阻礙。兩個國家都有各自性格強烈的民族文化,卻一東一西,要同時掌握這兩個國家的歷史,已經很難,要去碰觸歷史中的罪惡責任敏感問題,當然更是難上加難。


這說明了為什麼戰爭結束半個多世紀後,才出現了像《罪惡的代價》這樣比對德、日態度的書。《罪惡的代價》的作者布魯瑪是戰後出生的荷蘭人。德國詩人海涅曾經開玩笑的建議:「如果世界末日降臨了,趕快搬到荷蘭去吧!那裡什麼事情都晚五十年才發生。」這句話雖然是玩笑,卻最精確的點出十九世紀荷蘭在歐洲的形象。那是一個平和、遲緩、沒什麼大事會發生的地方。


然而這樣的荷蘭,卻在二次大戰中躲不過德國佔領的遭遇,而且在德國納粹的刺激、引領下,也參與了反猶運動,整肅乃至屠殺了自己國境內的猶太人。


放在大戰背景中,放在德國的整體作為中看,發生在荷蘭的事,微不足道。然而在荷蘭,這件事產生的衝擊效應,卻再強大不過。


布魯瑪那一代,正是必須承擔荷蘭罪惡感的一代。而要理解荷蘭人自己在戰爭時期的作為,他們非得繞個彎子,從理解德國、德國人、德國納粹做起不可。


布魯瑪又因為個人的生命經歷,深度接觸了日語日文和日本社會。他對日本電影的介紹、分析,很早就在西方媒體上佔有一席之地。由電影必然接觸到文學,進而觸及電影、文學的愛國表現、或愛國掩飾的戰後日本心靈。


不是德國人、不是日本人,這樣反而讓布魯瑪能夠成為德日集體心靈有效的解釋者。另外,不屬於盟國,不具備戰勝國國民的地位與經驗,更讓布魯瑪可以遠比美國、英國的學者,容易貼近德日敗戰經驗中複雜、曲折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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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財
2010/4/9 20: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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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除了出战犯,还出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

2010/4/9 21: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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