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精华待审]蒋公的委屈和农民的社会主义

（原创）蒋公的委屈和农民的社会主义

蒋公是个革命家。

蒋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委屈的一生、娘希匹的一生。

啥叫革命？百度、谷歌解释为“人类的深刻变质”。

据野史说：蒋公是河南郑家小户出身，跟着娘亲拖油瓶到浙江蒋家大户，这就算发生深刻变质了，有钱了嘛，算是蒋公的第一次革命。后被蒋家花钱送去日本学军事，算第二次革命，学无所成也混了个东洋派司，海龟上海炒股票，算第三次革命，因为有东洋军事派司，又拜对了革命码头的老大，混上了革命领袖孙公的马弁，算第四次革命。因为机遇救了革命领袖，被提拔到孙公的革命码头与苏联革命帮伙中外合资的黄埔军校当老大，算是第五次革命。孙公薨，蒋公利用胡廖火拼，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手段，抢得了帮伙总舵主位置，算第六次革命，后在苏联帮伙提供的滚滚卢布和GD作为前锋的浴血火拼中，开始了光辉的北伐，算第七次革命。北伐打到南京上海，蒋公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码头，帝国帮伙和江浙资产阶级帮伙，一致看好蒋公码头，把赌注押在蒋公码头上搏大小，一阵暗中讨价还价，蒋公又做了英美和买办帮伙的总代理，三个帮伙联手，把北伐的主要功臣——懵懂的年轻GD，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蒋公即自封“中华民国老大”的称号，算第八次革命。后是新老军阀混战，剿匪、抗日、再剿匪，都是革命。直到革命到湾湾小岛，蒋公终于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光荣而薨。

说唱蒋公的革命，我为啥只细说到第八次呢?因为蒋公的革命生涯，到了第八次也就达到了他老人家一生革命事业的最顶峰，蒋公最幸福无忧的时代，就到这个时期，可以说，蒋公自从投靠了美英帝国的码头，拿了美钞英镑做军需，就开始打遍天下无敌手了，革命的同时，顺便还娶到了当时中国富翁排行榜上上榜大佬的乖乖女——海归精英美龄小姐做老婆，真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蒋公一生中唯一一次自己给自己授青天白日勋章，就在第八次革命后，创造出了中华民国“黄金十年”的伟大工程。

可惜，此后蒋公的黄埔精英团队，遇到了毛公的农民团队，除了刚开始的苏区五次围剿，以后就高手互博，毛公棋高一着，蒋公缚手缚脚。真是即生蒋，又何生毛啊。

蒋公既有美英帝国的支持，又有中国社会地主、资产阶级的追随，还有自己嫡亲的儿子般忠诚的黄埔精英团队，毛公只是一介书生，平时只是用一支笔写写文章，黄埔精英团队，怎么会玩不过土里吧唧、大字不识几个的毛公农民团队呢？

我以为蒋公是不懂哲学，世界上无论在哪个码头混饭吃，要混的好，一定是那些把哲学参详好的人，更容易成功。

别看王宝强没上过学，但他是在少林寺启蒙的，佛家的哲学逻辑，深深的印在了王宝强的骨子里，因此，他能成功，并给那些读了十来年哲学却依然懵懂的大学生们演讲，还能获得大学生的追星，盖因骨子里的佛家启蒙的最基本哲学细胞啊。那些大学生也真好笑，党给他们上政治课、哲学课，他们从来都是磨洋工求一个学分，王宝强小学口才的演讲，却让他们膜拜，岂不知道，大学生们如果把哲学课本当作金庸武侠小说那样阅读，他们也会是王宝强。

蒋公基本是在日本完成了他的思想启蒙的，日本人据说是秦始皇派遣徐福率领出海求长生不老药那5百童男女的后裔，这帮孩子，出海后大风把他们刮到了日本岛，从此过上了岛民生活，就先忙着生孩子繁衍人口，直到几百年以后，才陆续有人回到大陆完成义务教育，文化基础实在太差，缺少哲学细胞。

蒋公的哲学观，自然先天不足。毛公能写出《矛盾论》，我以为蒋公是写不出来的。毛公能审时度势，擦净心头血泪，埋下仇恨种子，主动调整革命政策，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蒋公就很难做到，就是做了，也是被牵着鼻子心不甘情不愿的做，暗中还要与对方在袖子里PK拉手指，限制对方军队编制和地盘大小，以为自己捡到了皮夹子、买到了涨停板。

我以为五次围剿后，蒋公大可不必把红军逼到遵义去，在围追长征中已经弹尽粮绝即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红军时，蒋公如果能象邓公那样，果断提出终止“以剿匪勘乱为纲”的口号，邀请红军加盟国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那时，毛公已经被GD留洋派废为闲人，就给他个抗日委员，交给戴笠监视居住。封博古若夫李德一个国府抗日部长当当，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宰相——周公，也就成了蒋公的助手。蒋公岂不是可以继续延续他老人家“革命不败”的神话？

可惜，蒋公留学日本学的是军事，归国后实习的是炒股票，只知道扬刀立威、有便宜就赚，没有便宜创造便宜也要赚。不懂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更不懂得中庸和谐。唉，再伟大的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我是事后诸葛亮，不提也罢。

年少时，蒋公的革命事业开始，是镀金拜码头培养自己的嫡系团队，毛公是读天下书、会天下人、走万里路。

蒋公的革命快到鼎盛时期时，踌躇满志、神采飞扬滴指挥黄埔团队，横扫千军如卷席，娘希匹，革命的买卖也太好做了，只要能够拉到美英资本的头寸，哪怕是卢布，叫做“黄金一到，枪炮轰鸣，枪炮一响，黄金万两”。

而此时的毛公，却放弃蒋公码头里的高官厚禄、汽车洋房待遇，连老婆孩子都不管了，扎下根子在湖南与农民同吃同住，对中国农民的朴素思想进行提炼，寻找中国革命胜利的捷径。

中国社会，因为封建文明太长，农业文明的优点和缺点，已经深深的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拿时髦话来说，叫做中国的文化基因，本质都是农民的。

农民与工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农民被地租租约束缚在土地上，自由度有限，又很难获得义务教育启蒙，因此，农民的目光，与他的种地成果有关，交了地租，余粮扣除种粮，多余下来的口粮，能吃到什么时候，农民的眼光就看到那个时候。所谓小农经济思维，就是目光短浅、自私、爱赚小便宜、窝里横。人与人的关系，是听惯了族长（皇帝是最大的族长）的吆喝的血缘纽带关系。

而工人不同，工人一无所有，没有顾及，因为工作需要技术，还被做了文化启蒙，自由度要大大超过农民，走的地方多，见识自然就广，容易被启发革命的思维。

马克思写《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的农民，大多已经被资本家剪了羊毛做了工人，所以，我以为《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这等高级的思想，绝对不会是写给农民看的。而是给工人看的，巴黎公社也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不会有多少农民去参加。

中国的农民是看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由于工业革命没完成，中国社会直到上世纪中叶，依然是一个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产业工人特少。所以，中国社会不会有多少人读懂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曾经就很怀疑中国的农民运动，他只支持蒋公，而不太支持毛公，认为山沟沟里根本出不了马列主义。

毛公也曾经说过：“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为何？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农民国家，这不管你是城镇户口，还是农业户口，中国社会，每个人都是农民。

我个人以为，毛公自己也未必能看几本马列的书。马克思是知识分子，写的文章太博大精深，我到研究生毕业，除了背下那些公式原理，还真不知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那些内在逻辑，只记下了一个概念——资本主义必腐朽，社会主义必灿烂。而欧仁•鲍狄埃所做的《国际歌》就浅显多了，不但工人唱了能很容易的懂了入门级马列，农民唱了也知道要造反。

毛公自己懂不懂马列呢？《大染坊》里的陈寿亭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一等人自己会，二等人要人教，三等人要人揍了还不会”，毛公是世界上一千年才出那么一个的哲学大拿，根本就不需要翻看《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只要听博古、小平们哼唧哼唧，也就大概明白了马克思的意思——资本共有，按照劳动贡献分配社会财富，不许世袭。各国的文化，到了尖峰部分，实际上都是相通的。

其他党内同志，能懂马列的可能还真不多，我以为不外乎周公、刘公、邓公、薄公、习公、陈公、高公等，各人悟性也不同。党外那就更少了，陈独秀我以为他是懂的，但他的理念与中国农民社会不相容，虽忠实信仰，但党内因为他的理念，党外因为他的信仰，都不可能接受他。而蒋公肯定是不懂的，他本来就没有哲学细胞，没有哲学细胞的人，喜欢骂娘。

李云龙我更以为是肯定不懂马列的，但他虽说识字没有一箩筐，革命前只知道财主和农民，也有着自己朴素的马列主义思想——“反正你知识分子精英楚云飞，地位不许高过俺篾匠老李”。这就是天份，所以老李早期，在GD内，被提拔的特别快

你要对普通农民讲清楚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是很难的，中国古代农民革命，靠的是 “均田”口号，尽管孙公的三民主义中，也有“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但是，孙公的团队，主要是由地主精英组成，让地主把自己的田分了，岂不是痴人说梦话？所以，孙公革命一生，并未能建设好他的三民主义。

毛公在研究孙公革命实践中，针对革命需要发动的对象，还是使用了古代中国农民比较质朴的思想——均田赋，让普通农民获得土地。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GD的革命就会又是一个李自成，最多就是朱元璋。

所以，毛公用了他一生中最大部分的精力，告诉中国的农民，要 “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并与其团队中的精英分子一起以身作则，压抑了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个人生活乐趣，作为个人生活，毛公最向往的居然只是一碗红烧肉，展览馆里也都是他老人家打着补丁的衣服。

蒋公不搞“为人民服务”，蒋公的团队是地主，要地主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门都没有。

蒋公搞的是“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与为人民服务的区别是：前者是改造地主学习成为资本家，后者是改造农民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近代后，中国社会因为农业文明的顽固，没有搭上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的高速列车，严重落后于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文明，是20世纪全体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最高诉求，他们为此做了长达1个世纪的革命和探索。20世纪的前大半段时间，主要是毛公与蒋公在领导中国的两种革命。

毛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把自私的、一盆散沙的中国农民，一步到位的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资本共有，人民按照劳动贡献大小分配社会财富，在这个艰难的改造过程中，大家要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并纪念那些为中国革命无私出力的白求恩。

蒋公虽说参加革命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找到一个好饭碗，但他一旦得到了那只金饭碗，更想青史留名。

这好比资本家，一旦搞大了，肯定要从政，当金钱多到象一串串的数字时，他们谈的最多的肯定不是生意，而是主义。

蒋公做了刮民党老大，又何尝不是？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挑选蒋公作为代理人，也是看中了蒋公的政治潜质。

毛公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大家都懂。

蒋公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一杯白开水。

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文化核心就是反饥饿，吃和吃的更好，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中国的英文名china-瓷器，就是为吃服务的。

中国的烹调和瓷器，在农业文明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华彩程度，在封建社会时代，为中国的GDP和外汇创收，做出了极大贡献。

今天中国用8亿件衬衣换取欧美一架大飞机，在封建文明时代，欧洲要用他们的无数奇珍异宝，换取中国的一件薄胎小陶瓷碗啊。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后，工业文明的欧洲，与农业文明的中国做生意时，他们依然被贸易顺差压得死死的，最后，欧洲人海盗本性毕露，用枪炮强制中国政府赔银子。从此中国的农业文明终于奄奄一息。

但是，中国的农业文明的优点丧失殆尽后，农业文明的缺点，却依然压制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嫩芽，（至今还有中国人要买几亩地做地主，呵呵）

所以，蒋公用新生活运动，改造中国的地主阶级，要他们做一个成熟合格的资本家。

新生活运动中的地主是中国社会的及少数派，怎么可能斗得过被毛公做了初步思想启蒙的中国最广大普通农民的革命呢？所以，地主阶级最恨《毛思想》。

蒋公最后是革命到了台湾，跟去台湾的地主太多了，台湾没有那么多的土地，给这些落魄地主顽固坚持农业文明的残余，加上蒋公用金圆券和持刀强行搜刮的硬通货，作为台湾资本主义的启动资金，台湾最广大地主阶级，终于在蒋公父子的新生活运动逼迫下，走入了工业文明。

所以，蒋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自授青天白日勋章1次，当然光荣），实际上也是委屈的一生。

中国的农民（抱括地主），都不听蒋公的。蒋公的要求——减租减息令，形同废纸。要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当初接受了蒋公的新生活运动和减租减息令，毛公的土改和“为人民服务”，对农民的启蒙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还真不好说。

蒋公革命一生，极其委屈，地主阶级选他做政治代理人，却并不听他的英明指导，难怪他蒋公一生都在骂：娘希匹！

而中国最广大的普通农民，追随给他们做了思想启蒙的毛公，走资本共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过程，我不在本篇论述，需要在另篇研究，待续。

最后用毛公的话作为结尾——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