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及其博弈

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联合政权,晚清72年间(1840年—1912年),满汉

　　关系经历了满汉矛盾缓和(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前)、汉族地主势力急剧上升(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满汉博弈(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满洲贵族最后反扑及失败(1901清政府“新政”开始至1912年清帝退位)四个阶段。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阶段分析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并试图从民族融合与清政府为应付“内忧外患”,被迫启用汉族势力等方面找出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满汉矛盾的缓和

　　满族入关后,在中央机构中实行满汉复职制,名义上满族、汉族各占一半,人数对等,实际上,实权掌握在满人手里。在地方政权中,总督、巡抚、将军等封疆大吏,虽无满汉员额的具体规定,但在清朝前期与中期,汉族士人要想取得与满洲贵族同等的权力,也是十分困难的,满汉官

　　僚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清廷历来注重提高地方督抚中满员的比例,出任总督的旗员(包括满旗、蒙旗和汉军)比例尤高。“自顺治元年(1644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全国除陕西、山西、甘肃外,累计各省总督为185人次,其中满人32次,汉军 128次,汉人仅25次;巡抚共515人次,其中满人36次,汉军260次,八旗蒙古4人次,汉人215次。八旗满洲、汉军、蒙古统称旗人,他们牢固掌握了各省地方政权。”①由于中央机构名义上的复职制,因此作为封疆大吏的督抚中满、汉的比例变化最能体现满汉势力的消长。满汉矛盾的渐渐消弥始于嘉庆年间, 也就是说,晚清的历史是在满汉矛盾开始缓和的条件下开始的。如道光十年(1830年)至三十年(1850

　　年)中,总督人选中就有4年是旗汉各半。②到晚清,除去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外,全国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虽然督抚的人选在道光年间大体上保持了旗人的优势,但与先前相比,应该说,道光对汉人出任督抚的限制有所放松,这首先是民族融合的结果。按照历史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③满族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满汉往与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长时间的满汉民族杂居共处,联姻婚娶、过继子嗣,无论是生产方式、阶级结构,还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满汉之间的一致性日益增多,原有的差异陆续减少。清中叶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满族已与汉族相等的水平,满汉民族之

　　间的密切关系有了很大发展。”④所以,满洲贵族入关二百年之后,对汉族官僚的戒心已大为减

　　弱。其次,满洲贵族的逐渐腐化衰败,给汉族官僚崛起提供了机会。清中期历时九年(1796年

　　—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大批腐败的满洲将领和满洲八旗兵无法扑灭越烧越旺的起义烈火,清廷被迫启用绿营将领和允许地方地主招募“乡勇”,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这说明,仅仅依靠满洲贵族已无法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了,统治阶级不得不让出一部分权力给汉族地主,减少汉族地主步入统治阶层的限制。

　　二、汉族地主势力的迅速上升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处于上升阶段。鸦片战争战败后,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加之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使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清政府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不得不联合和依靠汉族地主阶级一起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镇压1851 年爆发的天平天国运动是晚清联合和依靠汉族力量的开始。为了挽救败势,即位不久的咸丰帝先后任命林则徐、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同时,又先后任命徐广缙、陆建瀛、向荣等人为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连同林、李两人,咸丰即位的前四年中共有五个汉族官僚享此殊荣,与同时期的旗员钦差大臣(纳尔经额、琦善、胜保、托明阿、和春)人数恰好相同。这自然更是清代空前未有的事。”⑤咸丰帝已经认识到,要稳定大清基业,应付“内忧外患”,必须像镇压白莲教起义一样依靠地方汉族地主武装。满洲贵族中的一些要员也公开主张重用汉臣。大学士、军机大臣文庆就曾谏道:“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⑥于是,清廷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1853

　　年)、李鸿章的淮军(1861年)便应运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势力在几年内迅速发展起来。1861年11月“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继续重用汉人。她任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与道光朝甚至与政变前相比,汉族势力开始急剧膨胀,“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湘军集团已经在督抚中人数占据了多数,为总督者除曾、骆外,尚有刘长佑(直隶)、左宗棠(闽浙)和毛鸿宾(两广),共5人。李鸿章、唐训方、阎敬铭、曾国荃、沈葆桢、严树森、恽世临、郭嵩焘、刘蓉等人,也分别出任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省巡抚。”⑦如果连同其他汉人,汉人出任督抚的人数就更高,以至于“(同治)三年五月,总督只有一个旗人,巡抚一个也无。”⑧从满汉关系来说,由于湘淮军将帅拥有自行招募的私家军队,其权力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封疆大吏,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受到地方汉族势力的挑战,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它透露出满汉势力此消彼长的历史信息。

　　三、满汉博弈

　　随着满汉两族的融合已经渐渐淡化的满汉矛盾,从同治年间起又开始滋长起来。随着太平天国日益走向失败,形势逐渐稳定下来,清政府愈加害怕汉人羽毛渐丰,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故其防范和压制汉人之心变本加厉,汉族势力和满洲贵族之间矛盾也更加突出来。满清政府加紧抑制汉族势力的膨胀,努力采取包括重建绿营军、加强满洲贵族在地方的权力等措施恢复满族的统治地位。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在清政府满洲贵族的反攻下,不得不采取了“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战略,放弃兵权,裁减湘军。从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的两年内,如果不算已经别树一帜的李鸿章的淮军,50多万湘军裁减到不过10万人。作为汉族最大实力集团的湘系集团与鼎盛时期相比,实力有所削弱,满族贵族势力有所回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满汉贵族都在积聚力量。贯穿于19世纪60~90年代的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从满汉矛盾来看,是汉族官僚积蓄力量,以守为攻的阶段,是满汉势力博弈的重要一环。洋务派前期的主要代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以及后期的张之洞等人,都是一批掌握实权的汉族官僚地主。在满汉地主阶级为统治权明争暗斗的时候,洋务运动中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汉族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成了逐渐影响时局的新兴力量。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他们的崛起也的上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领导发动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不仅是一次****运动、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汉族民族资产阶级势力要求分享统治权力的一次尝试。通过洋务运动,淮军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以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为例,“淮系为督抚则与日俱增,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并为总督竟达四年之多,其他淮系干将丁日昌、刘秉璋、潘鼎臣、张树声也先后出任巡抚。其中一年有两人者凡四年,有三人者凡两年。而旗员出任督抚者却很少,如总督有两年无一旗员,有六年只一旗员,其他五年也只有二个旗员;巡抚只一年有两个旗员,一年一个也没有,其他各年也只有一人。这与太平天国起义以前相对照,满族贵族对省级政权的控制,真有一落千丈之势。”⑨淮系集团的首领李鸿章更是进入了清朝统治的中枢机构,“除领有直隶总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且戴有大学士的头衔,部下又有兵有将,可以指挥如意;所以李氏成为此时代唯一的中心人物。”⑩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由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穿针引线,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导,得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马癸的支持,开始对抗清政府“宣战上谕”的“东南互保”,就是汉族官僚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几十年的积蓄,在满汉实力的博弈中力量日益壮大的表现。

　　四、满洲贵族最后反扑及失败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冲击下几乎垮台。为了迎合列强的需要,安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调和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矛盾,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目的,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鉴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动的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地方督抚对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要求变更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主张的支持,迫使清政府在1906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清末的君主立宪之争,始终贯穿着满汉势力的争斗。以慈禧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企图通过推行新政削弱地方督抚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地方督抚则打算通过立宪增强地方的权力, 拓展自己的势力。这样满汉地主官僚的关系更加紧张,明争暗斗进入了炽热化阶段。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相继死去,宣统帝即位,由其父载沣监国摄政。在内外压力下,“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力 (宗室)、协理大臣大学士徐世昌(汉)、大学士那桐(满)、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11内阁总理、协理和各部大臣13人当中,满族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9个满族贵族中,皇族又占7个。如与过去各部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反而大大减少。所以,当时人们把这个所谓“责任内阁”,称之为“皇族内阁”。清廷的“预备立宪”闹剧,不仅没有达到抵制革命、巩固其专制统治的目的,反而更加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增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怨恨和汉族官僚的离心。对清政府彻底失望的立宪派人士,纷纷到革命派方面寻找出路。曾经为“改良”还是“革命”激烈论战的资产阶级中上层和下层,终于走到了一起,清王朝彻底孤立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清政府被迫启用汉族官僚,袁世凯凭借其嫡系北洋军,取得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实权,在南北妥协之后,2月12 日,宣统帝不得不宣布退位。综上所述,晚清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满汉关系经历了满汉矛盾缓和、汉族地主势力急剧上升、满汉博弈、满洲贵族最后反扑及失败四个阶段。为应付“内忧外患”,使很大一部分原属中央政府的权力转入督抚之手,形成清朝政权内轻外重的局面,渐显“督抚专政”之势。“这种局面,咸、同后,日益加甚,到光绪末年,朝迁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而为督、抚者,都各专其兵,各私其财,唯知自固疆圉,而不知有国家,故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于十八小国。”○12究其变化原因,晚清满汉矛盾的上升主要是与汉族势力的迅速崛起分不开的。汉满洲贵族感到统治权力受到了挑战,而汉族势力的上升,又是清朝国力的下降无法应付“内忧外患”,被迫启用汉族地主武装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清政府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地方主义的膨胀,同时清政府没能处理好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最终为清政府的灭亡埋下了隐患。在分析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时,也要看到满汉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乾隆朝以后,以及晚清初期满汉矛盾日益走向缓和就是例证。晚清后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满汉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背景影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但是不久,就认识到了其缺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在劳动人民中满汉已经融合的现实,革命派纠正了其狭隘的“反满”思想的错误认识,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什么“种族复仇”,而是推翻清政府,去其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13清朝灭亡后,没有发生民族仇杀,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晚清满汉满矛盾的上升特别是满洲贵族和汉族上层地主阶级及随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可以说,只是满汉民族融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一个小波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