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如何战胜野蛮？（转帖）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主题之一。虽然根据某些高尚人士的教导，各种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只有不同，没有高低，更不应该区分文明和野蛮，否则就是种族主义、大**主义之嫌，是歧视以及影响团结等等。看得出，这种“政治正确”腔调很让某些人充满了对自己“普世主义”情怀的陶醉。但象我这种俗人还是忍不住出来煞风景，事实如何，不是光靠自我陶醉的幻想。文明和野蛮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们都能感受到的，不是靠否认其存在的事实和差别就能解决的，拒不承认除了显示自己的愚蠢，实在无益。

　　何况我也相信，那些具有“普世主义”情怀的人虽然看似变态，但多半并非真的很傻很天真，虽然他们经常赞美“高贵”的野蛮民族、文化和宗教，生活如何的亲近自然，性格如何的淳朴、浪漫，某些宗教如何的让人虔诚和高尚，让人向往。可如果真让其放弃被他们认为与野蛮没有本质性差别的现代生活，到深山狩猎，或是到草原上放羊，闻烧牛马粪的味道，过着与那些“高贵”的野蛮人“淳朴”的没有文明污染的浪漫生活，他们多半是不肯干的。至于虔诚的服从宗教头子，老老实实的当奴隶，或是干脆殉教直升天国，恐怕就更难了。叶公好龙，大致也就是这种情况。

　　野蛮人对文明的破坏，是许多文明衰落甚至灭亡的重要原因。而中华文明从领先世界到开始落后，被野蛮人的破坏和摧残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但是文明为什么会败于野蛮人，这个问题却既尖锐也不容回避。很多野蛮人的余孽，仍然时时抓住这一点来贬低中华以及文明，抬高野蛮民族和野蛮化，从而打击汉族和中华的自信，为其罪恶辩护，仇视文明，为野蛮张目，当然这本质就是文明与野蛮区别的重要一点。文明区别于野蛮，很重要一点，就是文明可以能真正的自我反省，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因此，必须要分析我们历史上为什么会失败，我们自身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落后就要挨打”可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论点了，但果真是如此吗？如果仔细想想，这句话是有很多问题的。首先，这是什么方面的落后？落后又是以什么标准衡量的？落后一定挨打吗？挨打的就是落后吗？这种简单化的口号式表述虽然指向明确，似乎让人一目了然，但却经不起推敲。

　　只要我们不迷信这句话，就会发现历史出现过许多野蛮人是主动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和先进民族进行攻击和掠夺，具有主动进攻性，甚至能将文明本身摧毁。而后者却常常表现为被动反击，相对少有主动攻击落后地区和野蛮人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相反，历史上那些野蛮人，如远比罗马野蛮和落后的的日尔曼人和后来的匈奴人则表现的主动积极的多，结果是先进的罗马挨落后的野蛮人的打，最终彻底毁灭。而中国也有数次野蛮人占据上风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宋明灭亡后，全中国沦亡的境地。这种情况在其它各个文明，如埃及、两河、伊朗、印度等都是广泛发生的，许多文明被征服、破坏甚至毁灭于野蛮。那么按实践是检测的标准，岂不是要得出“先进就要挨打”的荒谬结果了吗？

　　许多人也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有解释不了的地方。所以提出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对落后本身含义的阐释。有的说“落后”的是单纯指 “武器”或者更高一级的“军事能力”这一点，准备将这个做为能合理解释“落后”与“挨打”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不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拥有更高文明，经常同时也拥有更先进武器的文明败于武器也落后的野蛮民族之手。

　　但这样就真的圆满了吗？一个文明败于野蛮只是因为军事能力这一点吗？可为什么文明的军事能力会低于野蛮人呢？难道先进与否仅仅在于武器和战争水平上么？如果以此做为判断先进落后以及文明野蛮的标准，那么我们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判断的呢？这种观念很容易转化为纯粹以胜王败寇为标准，不论是非，只讲成败，没有任何道德基准和立场，唯胜者是从（哪怕这些胜利者是真正的野蛮人，是自己的敌人），到了这种情况下，恐怕也确实无所谓文明和先进了，因为这样的思维方式，正是标准的野蛮人的奴性思维。

　　那么，从人类发展角度看，什么是先进和落后，文明和野蛮的最本质区别？除了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生活水平以及相应政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别，也包括全面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但我认为文明与野蛮还有一个突出的差异，就在于对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认识。对建立在理性和感情基础上人的生命、尊严以及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是与文明程度成正比，与野蛮成反比的。而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在具有自觉的人性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可以说，如何对待“人”和理性，才是文明与野蛮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文明远比野蛮具有更高物质生产能力，和更为庞大的组织能力，所以文明应该是对各种冲击（包括天灾人祸）更具有抵抗力。历史上为什么很多游牧民族忽兴忽灭，就是因为其经济和政治稳固性远远无非与发达的包括农、工、商的综合性文明体相比，对冲击的承受力要小的多。相对而言，文明程度较高的波斯文明延续千余年，罗马文明，可以延续两千年，印度文明延续三千多年，而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更延续长达五六千年。这种情况在野蛮和落后民族中绝对不存在，没有一个野蛮民族及其文化能够保持千年的稳定状态的。所以文明肯定是更强大，更有生命力。至于军事能力，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文明更具有优势。既使有几次失败，也是文明所能承受的了的，这是历史上文明经常跨越了数个野蛮人时代所证明的，文明本身具有比野蛮人更强的承受力，那么有时文明会被被野蛮战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由于人类进入现代化后科技的突飞猛进，使新时代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差距更为巨大，使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具有同古典时期不同的地方。虽然如此，西方人曾经称历史学家为“向后看的先知”，因为人类发展所具有的重复性和循环性，使历史具有借鉴意识，而且认识古典时代的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对认识和解决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同样有适用性，只有认识历史上某些情况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也才能真正避免灾难的重演。通过分析古典时期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也同样可以分析当代威胁文明的野蛮势力。而为什么在古典时期，对文明威胁最大的野蛮人是游牧狩猎民族，也会得到解答。

　　文明被野蛮所击败，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双方积极性和主动性上的不对等。

　　虽然现在仍然人们认为野蛮人在历史上领土最大的时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但仍有很多人虽然并不认同野蛮，也同样对野蛮的在历史上的战斗力的庞大惊叹。不仅如此，在历史地图上许多游牧民族的“庞大”领土都会使人受到误导，错误判断了文明于野蛮的实力与生存空间。

　　今天我们看待每一寸国土都是宝贵的，是不可以放弃的，但古代却未必是这种观点。而且无论什么时代，生存空间是伴随着地理纬度和生产力形成的综合概念。也就是只能真正能提供生产的，能开发的土地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前面也说了，那此游牧地带，在当时的文明人眼中，是环境恶劣的地区，是不愿意移居，更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不值得占有的土地。同时，文明重视的建设和管理，使文明结构更为牢固，但对所占有地区所要进行的投入、管理成本以及所需要的精力和智慧远比野蛮民族简单的粗放性掠夺性征服大。了解历史就会发现，进入文明的民族肯定会进行扩张，但这种扩张不可能是无限的，而是在成本能承受下的，能进行有效治理和控制的利益最大化范围内的，既便是有价值的土地，如果距离统治中心过远，以当时的交通状况控制的代价太大，也可能被放弃。

　　以罗马帝国为例，罗马的扩张基本是与其它文明之间，使其能获得大量的财富，但随着环地中海文明区的全面征服，罗马帝国的范围既本囊括了所能占据所有的优越地形，也达到了当时交通和政治控制力的顶点。甚至在最为强盛时期，由于控制困难导致的失大于得，就主动放弃了富饶的两河流域，罗马帝国扩张的脚步就此中止。对向寒冷荒凉的北方的扩张并不积极，只是要维持其已有边疆的安全，而古代中国也是同样如此，在华夏大一统和最大可控制优越地域被征服以后，也丧失了进一步向外扩张的动力。以古代的条件，秦汉以及罗马帝国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文明国家不危及自身安全的面积顶点。相比之下，罗马帝国由于以地中海为内湖，内部交通条件要好于以大陆国土为主体的中华帝国，但罗马的面积却并非达到汉朝的水平，说明罗马帝国的国家控制能力不及汉朝。

　　与之相反，野蛮人生活的地区多数为环境极其恶劣，生产力也无法供养大量的人口，形成了地广人稀的情况，表面的辽阔面积不能真正代表其生存空间的大小。就好比在塔克拉玛干拥有几十万平方米与在发达城市拥有一套一百平方米住房也是完全无法相比一样。至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许多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的民族地区，人口不过数万。野蛮人同样不认同这种面积论。在古代，草原地带更北部的森林和苔原地区更为广大，而且没有强大的对手，但无论什么游牧民族，都对向北统一西伯利亚，向北冰洋扩张不感兴趣，反而为了向南扩张一丁点而打的不可开交，更证明了这一点。从野蛮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就证明了他们的落后性。

　　由于游牧民族做为马上民族的优越条件，更是源于其落后的生产方式，这些游牧民族可以大范围迁移。但这不等于他们对土地有与文明相比的控制力，更没有文明所具有的领土观。把某些游牧民族迁移过程中经过的路线全部算成游牧民族的领土，显然忽视了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导致的不同的土地观。以同一标准，文明也不乏深入攻击草原的例子，如此说来，封狼居胥，至北海而还的汉军所至之地，也应该算是汉朝的疆土才是，而不是现在地图上以长城为边界。游牧民族他们显然绝没有文明所具有的领土观，所以野蛮人相比而言，更容易放弃土地，而去追求能直接获取的物质利益。

　　文明、先进和发达，既有精神层面和文化知识包括科技方面的积累，同时也有巨大物质生产能力，从而能积累野蛮人无法创造的财富和生活资料，生活水平也基本高于野蛮人（当代靠出卖资源过上富裕生活的算是特例）。这些被野蛮人所垂涎的财富和生活水平，就是对野蛮人最大的刺激，也是让他们对文明发动进攻的最主要动力。而绝非偶然现象，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地区，也都是生活环境最为优越的地区。无论是文明的物质和文化，以及生活环境，都会对野蛮人构成巨大的吸引力，推动了一拨又一拨的野蛮人向文明发动进攻。

　　同理，由于野蛮和落后地区生活环境的恶劣，财富的匮乏，野蛮人所在地如果没有让文明感兴趣的资源，文明对野蛮世界则兴趣极其有限。野蛮人因为其习性和观念上的落后，没有能力为创造财富和努力，而由于其世代贫困状态无法提供更多的交换物，对获得文明地区的物资，更多的只能用掠夺和其它非正当手段来实现视为光荣。更由于其生产方式的落后，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差，对文明地区的物资掠夺往往是关系到生死存亡。而文明由于自身的富足对于进攻野蛮人则没有如此迫切的需求和积极性，这当然影响了文明对野蛮的主动性。

　　我们都可以发现，世界各大主要文明区，都面临和经历过野蛮民族的长期进攻，虽然文明在其中获得了多数胜利。但由于很难去除产生落后和野蛮的土壤（也包括现在），也无法彻底消灭所有的野蛮人。因此，虽然文明击败了许多批野蛮人，但野蛮人总是前仆后继，源源而来。而文明如果一时软弱和疏忽，就足以导致被某一批野蛮人钻了空子，遭到灭亡的命运。

　　这表明了，文明与野蛮之间是一个长期，并且在以后很久都不会结束的一个漫长过程。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点，不应有任何“翻开新篇章”的幻想，忽视和否认文明与野蛮存在着必然的对立，只会使自己丧失警惕，并给了野蛮的入侵以正当的借口，躲避了理应受到文明和阻挡。使文明在面临野蛮威胁时，无法正大光明的进行反击。纵容罪恶，给犯罪提供条件，同样是犯罪，这就是某些将文明与野蛮差别虚无化的人行径的本来面目。

　　而在现代，虽然很多野蛮人已经没有能力用军事入侵的方式进入文明地区了，但文明自己反而给他们打开了大门。无论是国际间的移民，或是国内异族人的流动，虽然表面上不象古典时代那样明显，但这在事实上仍然是一种入侵。和平的进入不代表和平的共存和和平的结局，随着野蛮人的人数的增加，生存空间的扩大，必然会带来更大的野心，对文明构成威胁。欧洲移民的闹事，和一些我们身边的异族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都证明了这一点。外国有过允许异族人和平进入的先例，那就是罗马帝国接受日尔曼蛮族，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前奏。中国也曾经有过让异族和平进入文明地区的例子，那就是五胡乱华和安史之敌的前夕。

　　第二点，是双方在战争中的成本不对等。

　　我们都知道，无论什么时代，维持战争都需要大量的物质和人力支持，打仗其实也就是在打经济。战争的成本对于野蛮和文明之间的胜败具有很关键的作用。按说，文明的物质财富的水平远在野蛮人之上，应该是占据完全的上风才是，但事实却没这样简单。事实上，野蛮往往在与文明的对抗中，占有成本优势。

　　首先是人的成本优势，因为文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度，使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和物质需求大大高于野蛮人，当然也包括士兵在内。所以虽然文明的经济水平远高于野蛮地区，但动员人力所需要物力的成本也远高于野蛮人。而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文明的军队最终是由脱离生产的壮年人组成，这本身就是双重的损耗，减少了生产者，增加了供养者。而文明的生活状态，不仅使培养人的成本大为提高，而这种先进的状态又加剧了个人和家庭及社会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使人们的分离和伤亡附带了更大的感情和影响，导致文明的战争中人员成本进一步加大。象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双方实力对比如此悬殊，人员损失与越南不能相比，但最后坚持不下去的却是美国。这与双方不同的人员成本观念有很大关系，美国自此之后就废除了征兵制，改用幕兵制，导致现在美国士兵中下层出身，以及黑人、拉美裔和移民为主。可见，“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绝非中国古代一家的专利，或者可以说是文明的一种通病。因为经济越发达，当士兵的损失也就越大，而战争中的人员成本也就水涨船高。

　　反过来，那些在战争中具有优势民族的体制本质都是军事化奴隶制的。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奴隶的身份，都大大降低了主宰其生命的统治者的战争成本。在古代西亚地区，流行奴隶军队体制，无论是阿拉伯还是突厥人，都大量组建由奴隶构成的军队，既然是奴隶，他们的生命价值当然无法与正常人相比。而北亚地区通古斯，内部更是完全的主奴关系，其生命所有权和价值当然不能与文明地区相比。现代的恐怖主义虽然需要的成本要远比古代的野蛮人大的多，但与当代文明同样难以相比，那些靠宗教洗脑的恐怖主义分子，显然其生命的价值已经归零了，使用这些免费的人员当然会极大的降低成本。

　　同样的，由于文明的发展程度高，文明人所用的武器虽然先进，但这种武器的专业性越强，其所耗费的金钱，所需要的后勤保障的也就越高。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劲弩以及各种火器，到今天更为先进的现进武器都是如此。但武器的先进未必就能对战争起决定性影响。由于成本和后勤的问题，使先进文明被相对落后和原始的武装拖疲甚至拖垮的情况并不罕见。

　　古典时代，那些文明国家装备昂贵，供养费用高昂的军队，由于信息的缺管，打击没有定居，不断迁移的野蛮人本身就很困难。既便获得了胜利，又能从掠夺野蛮人的账篷中得到什么真正财富？几件烂羊袄？几群仅供伙食费的羊群？几个长相丑陋，一身膻气，除了放羊打猎以外别无所能的野蛮人？所以文明对野蛮人的战争无论成败，其成本基本都是文明支付，文明很难在与野蛮人的战争中得到补偿。既便在今天，在受国际法限制的情况下，占领一个没有丰富资源的落后国家，也大多是得不偿失的。

　　与之相反，游牧和狩猎民族其生存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化训练。而其生活中日常的生活用品，可以直接成为杀人的武器。其落后的生存状态最大可能降低了其物质需求，社会制度的绝对专制和下层的愚昧，使其对首领具有极强的服从性，对财富的掠夺的渴望也成了强劲的原动力。

　　既便在今天，很多野蛮落后的地区同样是武器泛滥的地区，虽然不过是些比较简单和小型武器，但同样能让拥有高技术大型先进武器的一方疲于奔命。而某些国家内部，落后的民族地区也是存在普遍的高犯罪率，低级武器的普及化和生活化的情况，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和安全以及权利的漠视。而这些野蛮传统却被某些以“保护民族传统”的理由，以及对犯罪的减轻处罚给予了保护和纵容。而对先进的主体民族平民拥有保护自己武器却拼命限制，在客观上鼓励了野蛮的延续及其对先进民族个人的侵害和恐吓，可以说很一个因此而受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人，加害他们的不仅是犯罪分子本人，也是制订并实施这种政策的集团。

　　第三点，是统治方式的不对等。

　　野蛮人的国家从未成为真正意义的统一体，由于游牧民族的固有的分裂性，早在很久时代，就已经分割开，只是建立在服从可汗个人威望上的联合体。其后更是分化成一个个征服下的国家群，但内部也是支离破碎，分成大量的割据的政权和领地。为了让某些为一些游牧民族包括匈奴人、突厥人、帖木儿帝国的领土广阔而感叹的人清醒一点，必须须指出游牧民族政权的领土意义，与文明意义的国家领土意义完全不同。而游牧民族建立的所谓国家，其实更准确的说这只是建立在一个军事暴力集团武力威慑下的抵抗较小的掠夺范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更象是黑社会收黑钱的势力范围。

　　不管是野蛮人自己之间或是对文明民族征服后，都是采取一种粗放式掠夺式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于其高掠取，低投入的特点，使游牧狩猎民族的专制统治成本，同时也有其战争成本更为降低，当然这也导致了其容易崩溃的特点。比如历史上的匈奴人、鲜卑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契丹人，没有固定的军饷，完全靠在战争中掠夺维持，而统治者还可以从掠夺中获得最大的一份。这种体制下，支出的成本自然低到最低限度了。

　　众多的观察者，都证明了当时的野蛮人，无论从战争中掠压了多少物品。但其人身、家人以及所有财产的所有权，都是由统治者占有的。酋长及其家人可以从属民中任意的拿走财产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当然，这在他们的属民眼中，是统治者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权力。这种野蛮人的奴性，极大的降低了统治成本，使统治者更方便的集中权力，使之形成具有强大破坏力的野蛮战斗体。但由于缺乏具有理性和稳定的社会中坚和人文限制，这种极端专制奴化体制也很容易引发内乱，游牧民族密集而血腥的上层斗争和残酷内斗导致其乍兴乍亡同样是野蛮的必然结果。

　　既便野蛮人暂时征服了文明，也同样难以改变他们的本来面目。如：野蛮人在征服中国后，采用了一种扑买制。就是先从色目人手中收取大量资金，将某一行业或某地的税收交由这些走狗收取。这种制度使得税收额完全丧失了底线，导致文明汉族人的财富被无限的掠夺。在高税收的条件下，野人对社会福利的投入相比文明朝代少的可怜，不仅如此，对各项政府支出都是如此。野蛮人一朝，官俸极低，但官吏生活的却很滋润，完全没有文明朝代明初低官俸下的怨声载道。莫非这是蒙元官吏的先进性觉悟导致的？

　　当然不是。而是野蛮政权完全权力本位的“不给资金给政策”，使官员的收受贿赂，以及额外榨取民众的行为合法化了。在这种“取之于民”的体制下，政府支出被降到最低限度。高税收，低福利的野蛮式掠压体制，当然就没有文明政府通常意义上的财政支出压力，而是将资金全部在既得利益阶层内部瓜分。最终是“富称塞北，贫极江南”。当然，最后这种无度的压迫，也只能导致“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野蛮人的政治体制适合愚昧、落后和掠压性的野蛮人自身，但无法适用于文明，如果不能使文明倒退为野蛮，就只能被文明所踢开。

　　第四点，思维意识的不对等。

　　文明和野蛮，由于各自的生活状态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思维、意识和道德伦理上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异甚至大到两者完全无法相互理解和沟通的程度。象我以前说过的一样，轻视人的生命、尊严、理性的价值，以及奴性是野蛮的重要特征。思想意识的差别，必然带来行为方式的区别。比如经过儒家长期的规范化和理性化的相互制约的礼制以及君臣关系，到了满清统治者那里，就被理解成单方面主导的主奴关系。有条件的忠诚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还要谢恩。而忠诚本意的尽责和匡正的意义，也被其变成了绝对的奉承和服从的奴性意识。如：满清虽然表面说的一些名词看上去与中华文明一致，但其内涵已经完全异化，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由于这种野蛮人特有的奴性做祟（所以现在让他们做平人他们不习惯，非得鼓吹独裁奴才社会和过他的奴才瘾），他们极其推崇野兽，不管是那些“狼图腾”，亦或是崇狗，爱常以狗自居的满清，看到那些满清的奏章上满是“奴才”，“至微极贱”，“蒙主上豢养”，“舒犬马恋主之诚”“老佛爷”的文字，足以让人做三日呕，真让人搞不清他们究竟是人还是已经变成会说人话的畜牲了。

　　而在某些同样奴化性意识形态的洗脑下，让女人认为男人可以拥有四妻以及不限数量的女奴，被强奸时必须有四个人当现场证明才能成立，是保护妇女权利和公平的。绝对服从于领袖，不要抱怨，受不了可以当烈士去屠杀异教徒，据说可以领到上天堂享受美女，甚至包括男童（L我想吐）的一张门票。可以为了听“伟大领袖”的话，六亲不认，相互残杀，破坏祖先的文明成果，仍然“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被剥夺生老病死学都很困难，连生育权都没有了，还认为生活在“河蟹剩世”里的，都是被奴化的结果。

　　知识是力量，愚昧同样是力量。因为愚昧意味着没有个人的思想和意识，不具有思考的能力，也同样会导致缺乏人性和对生命价值的低估和藐视，而会轻易的服从主子的指令。这样的群体，当然具有很大的危险。

　　由于野蛮人长期以来落后愚昧的生活状态（当然贫穷与野蛮并非有必然联系，贫穷不一定野蛮，野蛮人也由于很多原因未必贫穷，但思想的愚昧和非理性则是野蛮人的共性），他们既不尊重他人，也不尊重自己。无论是那些“憨不畏死”的野人，或是当今世界把杀戮平民和犯罪当做英雄行为某些宗教信徒。他们对包括同族、同教以至于自身生命的漠视。我们都不否认，无视自身的生命算是一种勇敢，但就象《勇敢的心》其中一句台词一样“狗也勇敢”，这些野蛮人的勇敢，建立在最卑鄙的物欲，头脑的无知，愚昧的迷信基础上，与文明人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真正勇敢是完全不同的。

　　但毕竟，理性的勇气并不易得，野蛮人既缺少理性道德制约，也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有多大价值。所以他们可以更无顾忌的，有着文明所缺乏的“愚昧性勇敢”，确实使文明世界应对起来非常吃力，看看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我们也就能理解了。只要不被彻底消灭，野蛮对文明的进攻是不会停止的。在这种连绵不断的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远程中，文明可以击败其中很多次，但总难免有失败的时候。既便野蛮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败于文明之下，但在文明内部出现危机的时候，野蛮人也会获得意外的成功。其结果就是，野蛮人以自己获得微小进步的代价，严重的破坏了文明的进程。这种攻守形势的不同，和价值观念的不同，是野蛮有时战胜文明的重要原因。更让人痛心的是，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野蛮靠自己的实力战胜了文明，不如说是文明自己打败了自己，让野蛮捡了便宜。

　　从某种角度来讲，文明本身导致了自身力量的分解。因为文明本身的复杂性，会形成复杂的利益阶层，也会形成复杂的思想意识形态。而相比之下，文明对社会各阶层的人身束缚相对较小，也容易形成个人主义。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文明社会有一种力量相对分散的特点。而不某些野蛮人那样长期维持一种强烈军事化组织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军事化独裁专制体制。文明社会的居民，更无法象野蛮民族那样组成对宗教或政治领袖那种不需要思考的绝对性服从的奴化群体所具有的合力。当然，这种奴化性群体还无法成为真正的无敌铁金刚，在受到残酷和惨痛的失败后，这种奴化野蛮人同样会迅速屈服，这是源于其不具有真正理性信仰的必然。这是面对野蛮人我们所要注意的，既不能轻视他们，也不需要对其太过恐惧，因为使人恐惧正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而文明内部不同利益阶层和集团的矛盾和纠纷，也是分化、消耗甚至自我毁灭文明自身的力量。就象前面所说的脱离了“义”的利，所谓“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和道德责任感。正是那种没有责任感，为了谋取个别人表面和暂时利益，最终实际上是无法真正得到利益的，这种目光短浅的唯利是视，是很多文明由于内部纷争而自我毁灭的重要原因，而其结果就是整个文明社会各个阶层都受到重要的损害，谁也不会真正得利。

　　而文明社会有时对野蛮人表现的宽容甚至软弱，是因为由于文明社会毕竟相对高级的法律、道德和行为规范，这使得文明社会的人不能准确的理解野蛮人的思维，往往容易以己度人，忽视了野蛮人的世界观、道德和行为远远超过文明社会底线的。对野蛮人的残酷性理解不足，而忽视了与野蛮人在一起共存的危险，以及野蛮人得势后的可怕。这种错看，是很多文明面对野蛮的威胁表现迟钝和软弱的原因，而且文明程度差异越大，这种可能也越大。当年明末江南一开始对满清的抵抗并不激烈，直到满清剃发易服时才看清了野蛮人的真面目，但为时已晚。

　　一些当代野蛮人，在受文明恩惠的同时，不遵守文明的规则。把自己当做特权阶层，同时为野蛮人的罪行唱赞歌。做为外来民族，却把自己称为主人，把原住文明称为客。将剥削主体民族的民族不平等视为理所应当的同时，却仇视和侮辱主体民族的文明和历史。把自己没能彻底毁灭文明做为功绩，如阎某某的大清十大功绩等。把最露骨的压迫，如用暴力禁止他人吃为野蛮人所不敢食用的食品，而还自称宽容，要求他人尊重自己。这些完全没有理性和逻辑的思维，文明永远不要指望能与之相互理解。他们既便生活在文明世界，但其思维、文化认同仍是野蛮人的，而这种生活内部的野蛮人就象人体内的寄生虫和病毒一样，其危害性有时更甚于外来的伤害，并且经常是在外伤时开始病变，这种内外夹攻的威胁是需要警惕和清除的。

　　思想意识的多样化，以及个人主义的泛滥，也是文明社会的弱点。这种情况往往使人只考虑个人的权益，却忘了人是有社会性、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因为这一切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自由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但自由不是无限的。所以个人的自由是受社会自由限制的。“团结就是力量”可以算是人类社会永恒真理之一，一个不团结的文明是会败给力量集中的野蛮的。文明社会舒适的生活，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肯定，使文明社会的人民更加珍惜生命，重视生命的意义，但如果无法理解个人利益与自己文明、国家、民族利益的关系。一味的将苟活于一时当成最高准则，既无法维护文明、国家和民族的自由，更谈上不自己的自由和安全。

　　前面指出了许多野蛮于文明的相对优势，并非是以此说明，野蛮的力量必然强于文明，文明在对抗野蛮时没有胜算。首先，野蛮的优势既便有，由于其本质上限制社会发展的特点，是非常有限的。上述那些优势，在文明处于强势时，是不存在和被抵消的，只有文明受到严重内外危机时，野蛮的优势才有了可发挥的空间。

　　为了应对野蛮斗争，文明必须保护内部相当的团结和凝聚力，而这就要求必须尽量减少文明内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的解决是建立在维护社会内部秩序的公平公正上的文化认同感，这就要求国内政治上的公开性和民主性，以及文化主体性的确立。要求个人特别是强势地位的阶层必须保持道德范围内的自我克制，使之不与社会公益，其实也就是自己的最大利益对立，除非他们将自身的利益寄托在外人身上，将自己置于内奸走狗的地位上。

　　要想压缩野蛮的生存空间，就要提高主动性和扩张性。不能再被动的承受野蛮的攻击，而应当更具有主动进攻性，先发制人的对其遏制、削弱，直至消灭对方让对方也变成文明。扎实的进行文明的扩张，文明的拓展就意味着野蛮的压缩。对于这种付予文明的使命，为了消灭那些丑恶的野蛮，这是当仁不让的责任。

　　虽然文明并不提倡残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文明与野蛮的斗争中，人类的道义和感情对野蛮人不起多少作用。一万个野蛮人也不及一个文明人的价值，对野蛮软弱就是对文明残忍，让人生活在兽性统治下，退化成禽兽，让更多的人遭受更多的苦难。所以除恶既是行善，行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对于那些仇视文明，视杀人为乐趣，或自谓不惧死亡追求死后天国的野蛮人，我们应怀有自觉的悲悯意识，无庸有道德负担，只要不把单纯的杀戮当成乐趣，而将此视为一种为了文明尽责而不得不进行的工作，就是既成全那些野蛮的愿望，给他们以解脱，又保卫了文明的两全齐美之举。

　　文明社会拥有更多的选择和宽容，赋予了成员更多的自由和权利，除了文明所拥有的物质水准外，这些物质之外的内容也是文明先进和进步的一面。但更高的道德要求和宽容，也会造成对野蛮的纵容和缺少遏制。特别是现在的世界，野蛮通过移民等方式，暂时和平的进入文明内部，但却并非被文明所同化，而是利用文明的包容保持野蛮思想和生活方式，并且仇视文明，准备以野蛮取代文明。在这种情况，文明社会本来基于共同文明认同形成的社会规范，不仅不能限制野蛮，反而给了他们扩张和发展的空间。野蛮缺少底线，但文明对自己的限制又太高。

　　采取刚性手段虽然必要，但完全依靠强力，也未免过于冷酷。如果因此造成文明内部的分裂，甚至由于长期手段与野蛮对抗相适应，而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那代价也未免过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仍然坚持与野蛮对抗的前题下，在大棒之外，文明也给一些愿意脱离野蛮者以出路，以更小的代价削弱野蛮。至于如何使与野蛮对抗的同时仍然保持文明，就需要合适的理论思想以做为保持文明，对抗野蛮，并且扩展文明的指导。这种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会使文明的力量加倍的强大同时也让野蛮慢慢变成文明人类！

总之对野蛮的让步就是鼓励野蛮，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没有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