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三人团”

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长征之后，博古（秦邦宪）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

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博古、张闻天、王明、周恩来、项英、张国焘、陈云、康生、任弼时、毛泽东、顾作霖；候补委员为朱德、王稼祥、关向应、刘少奇、邓发、凯丰。

而当时王明、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张国焘、关向应均在外地。

二十七岁的博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达到了政治权利的顶峰。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红军军事决策实施人。

李德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红军军事决策人。

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并“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是个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军事转移的决定应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极小。

“三人团”是在何时建立的？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记述：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其性质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在中共最高领导负责人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将领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应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备转移的准备工作。就这样李德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

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张闻天明确提到过“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将领从未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显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这样一来，表面看就与伍修权记述有出入，其实这个决定是中共中央书记博古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作出的，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博古绕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而此时的中革军委成员除副主席周恩来、委员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外，其他包括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代理副主席项英、委员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张闻天、毛泽东等都不知道此事。

“三人团”毛泽东虽然不知道，但是他将博古、周恩来、李德的决策班子戏称为“三套马”。

“三人团”班子一直工作到1935年1月的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上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定；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就达成了决议。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

博古的“主报告”强调的是“敌人过分强大”，虽然涉及到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周恩来的“副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地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毛泽东近两个小时的发言后，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会议进行了三天。会议最后选举张闻天为中央总负责人。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但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

张闻天负责党务工作，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协助军事工作。新的最高决策“三人团”班子组成。

新“三人团”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掌控着中共和中共军事力量的命运，它的决策决定权依然与老“三人团”一样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直至后来的“五大常委”体系。

同样的“三人团”，结果却大相径庭。老“三人团”使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运动日益衰退，大片根据地丢失，干部战士大量减员，放弃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进行盲目的军事转移。新“三人团”改写着历史，使困境中的红军有了信心，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史料中，记载博古、李德如何控制最高行政和军事指挥机构的内容较多，也比较详细，大有一边倒的趋势。而对老“三人团”中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却很少提及，是否与后来在新“三人团”中留任或任共和国总理有关，不得而知。其实历史是让后人评说的，不论对与错，黑与白。一谈起这段历史总是说博古、李德如何如何，周公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凡是遇到大的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周公有没有据理力争坚持原则？明知道不对，却一味的盲目服从，其结果越来越糟。虽说周公在遵义会议上作了检讨也承担了相应责任，周公对中国革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事实大家也清楚，但这段经历不应掩盖。历史就是历史，是是非非无需遮遮掩掩，很多同时期的知情人也对此不加评论。谁人无过，知错能改，才是胸怀坦荡的共产党人。

此次遵义会议，毛泽东能成功翻盘，重掌军事大权，主要是在前期行军途中与张闻天、王稼祥的秘密交谈的结果，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

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看，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作为中共总负责人，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

李德到死也不承认在军事上失误和错误，而他的来历和身份无从查起，可以确认的是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另一种说法是苏联总参谋部派李德作为信使，与在上海的“佐尔格小组”接头后留在中共机关，作为博古的军事顾问，直到进入中央苏区，而博古在军事认知上是一片空白，此事正好成全了两人，但是却几乎毁灭了中共和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