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改变中共命运的秘密电台

1934年7月，当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根据地大量丧失，局势日益恶化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最高决策人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和李德，就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命运做出了决定，由第六军团长肖克、中央派驻第六军团的党代表任弼时率领第六军团七千多人冲出国民党包围圈，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运用游击战争“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

8月，第六军团突围成功。两个月后与贺龙的第二军团在贵湘川三省交界处会师。

之后，中共中央在瑞金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住处召开了小型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李德、张闻天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只是产生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关于大规模军事转移的计划，博古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

中共成立以来一直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工作，而共产国际以太上皇自居，对中国共产党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中共几任领导人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特别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领导班子，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盲目服从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示和命令，使大片的红色根据地被丢失放弃，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转移。

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沟通的最快捷的渠道就是电台。中共中央最早是在上海建立了首脑机关，在迁离上海前，一直使用我党设立的大功率秘密电台，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中共中央进入江西苏区后，使用的是一台小功率的无线电台，因无大功率电台，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只能借助上海的秘密电台进行转发接受。这样，上海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就成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电报往来的桥梁，可以说，上海秘密电台的重要程度是不可想象的，一旦断线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这样的事还真来了。

1934年8月，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台长被捕叛变，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随即破坏了整个秘密电台系统，报务员及译电员等5人被捕，收缴发报机3台，上海从此失去了与江西苏区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使中共与共产国际彻底断绝了往来。

当时没有人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和产生的历史影响进行深层次的评估。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次行动“是对共党上海组织的一次成功打击，”而接下来的一连串全市性的大搜捕行动，使“上海的共匪组织已全部扑灭”。

共产党方面损失惨重，中共上海局全面瘫痪，组织完全被摧毁，不得已在1935年夏撤离所剩无几的人员，只保留了一个交通站。

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来说，特别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领导班子，这一事件是灾难性的。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激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官僚们无法对中国共产党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了，博古也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了这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笼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

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1939年9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三个月后遵义，张闻天、周恩来和毛泽东成为了新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最高决策人。

当一年多后，中共再次与共产国际联系上时，共产国际突然发现在西北山沟里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再向以前那么听话了，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了。而他们一直不喜欢的毛在领导着这支工农武装，并在中共党内确定了其领导地位且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