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流氓手段”

（袁世凯这个人一辈子只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让他一世英明全付流水，念之可叹！！！）

唐德刚先生在其汪洋恣肆煌煌五卷本的《晚清七十年》中认为:单纯就事功而言，同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要稍逊于其衣钵传人袁世凯，并赞誉袁世凯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唐德刚先生之所以有此结论，主要是他认为：李鸿章毕竟出身进士，他的行事风格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儒家的印记，始终难逃书生本色。而袁世凯则是早早地放弃了读书晋身的传统路数，投身于行伍之间，因此其做派带有浓重的“兵痞”底色，遇事就难免耍些“流氓手段”，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历史环境下似乎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

唐先生的高论自是别具一格，但要说书生出身的李鸿章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却也不是持平之论。记得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论及外交家之李鸿章时，就说他“狡狯”。“狡狯”就难免不做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其实，李鸿章也并非在办外交时常常采取这些非常手段，他刚离开曾国藩独撑台面后不久，就曾在苏州干过违背事先对洋人戈登的承诺，屠杀太平军降将的勾当。

事情发生在“洪杨之乱”后期，即西元的1863 年11月。当时，李鸿章的淮军开始进攻由太平军的悍将“忠王”李秀成部把守的苏州。从大势上说，此时的天平天国犹如风中残烛，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苏州城的直接陷落却是因为困守苏州城的天平军内部出现了动摇的声音。最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在洋人戈登的作保下，和淮军程学启签订了投诚协议，向淮军交出了苏州城。

李鸿章在得知消息后，深怕太平军死灰复燃，竟然置战场上不杀降将的古老规则和洋人戈登的作保于不顾，把太平军投诚的八大王骗到苏州城外的座船上全部杀光。据说，此次屠杀的人数至少在数百人之上，以至于洋人戈登为此恼怒异常，甚至一度提枪要找李鸿章决斗。

当然，尽管李鸿章也时常耍耍“流氓手段”，但比照起后起之秀袁世凯来，的确有些“小巫见大巫”了。因此，从年龄、资历以及传承顺序来看，李鸿章可算是袁世凯的老师；但若从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这个角度看，则袁世凯实在算得上李鸿章的老师。可以说，自从袁世凯在吾乡登州出世以来，在其呼风唤雨的政治生涯中，处处都可见其“枭雄”本色，实是一个集“厚黑”大成的人物，其非常之“流氓手段”真可谓俯首皆是。

近人陈灨一在《睇向斋秘录》中就记载了袁世凯早年在随吴长庆部到朝鲜之后的一则轶闻。某日，吴军营中有一名军官和朝鲜军官斗殴，并重伤了朝鲜军官。袁世凯按军令将该名中国军官抓起来，要对他执行死刑。吴长庆得到消息后立刻前来讲情，而袁世凯则表面上应诺放人，并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本书请吴长庆阅读；一面却借故溜出门外，对那名军官执行了死刑。其后才回营向吴长庆请罪。面对这种已成既成事实的“请罪”，吴大帅也只好说：“执法固应如是也。”事后，还一再告诫其在军营中效力的亲朋，要他们好自为之，否则，纵然他吴大帅有心宽恕，袁世凯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顶住上司的压力，果断地“先斩后奏”，对于袁世凯而言，实在算是“小焉者”。在袁世凯看准了时机的关头，他甚至会公然抗拒朝廷的成命，果断行己之道。比如，在接替毓贤担任山东巡抚后，对待义和团问题的态度上就是如此。

晚清后期率先在吾乡齐鲁大地上兴起的义和团运动，用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里的话就是“我国反动势力的一次总动员”。义和团虽然有反对外来侵略的积极一面，但其所采用的极其野蛮的玉石俱焚式的激进主义路径，则只能使中国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

对于义和团事件，袁世凯积极接受了有识之士的建议，一改前任毓贤“明剿暗抚”乃至公开怂恿的政策，转而采取了十分坚决的“明抚暗剿”的方针。这种做法在满清王朝上层公开支持义和团、把团民称作“义民”之后，实际上是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的，因为这意味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是在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搞不好就是掉脑袋的大罪。

但是，袁世凯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糊涂。他对付朝廷的办法正是他一贯善用的“流氓手段”。

首先，是对朝廷决策“阳奉阴违”，利用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巧妙地大做文章。一方面，传檄山东各州府县，公开声明“遵旨保护义民”，但却将“义民”定义为“守法安分之流”，而那些“以邪术愚人，聚众设坛者”则一律是“匪徒妖党”，要求官兵“遇之杀无赦”（事见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在袁世凯的“铁腕政策”下，山东的拳乱很快被平息下来，义和团向北窜入河北京畿一带，在清朝顽固派大臣的支持下，终于坐大成为一股深刻影响了晚清政局的声势浩大的浊流。

另外，在慈禧太后明令支持义和团公开向11国宣战之后，临近的山西、河北、京津地区纷纷执行朝廷决策，支持和鼓励义和团民四处焚烧教堂，捣毁铁路、电报线和一切带有外国色彩的器物，乱杀中国教民和外国人。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而在靠近京畿一带的山东则是顽强地顶住了上层的压力，始终没有让义和团在这里东山再起。袁世凯甚至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将朝廷支持义和团以及向11国开战的诏书，说成是“矫诏”和“乱命”，在其治下的山东境内拒不执行此间朝廷的一切指令，并且积极参加了“东南互保”运动，将山东完全置于了事变之外。由于袁世凯的长袖善舞，山东境内在庚子事变中得以保全。而在天津遭遇战乱之后，山东境内的烟台商埠仍然正常运作，在事变中成了北京、济南沟通中外的主要桥梁。如果我们能够不因人废事，那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袁世凯在庚子事变中是大有功于齐鲁的。

诚如唐德刚先生的观察，“流氓手段”的确帮助晚清乱局中的袁世凯脱颖而出，壮年之时就在李鸿章之后担任了清朝最重要的直隶总督一职，后来甚至直接入京，进入清朝最高决策中枢。但唐德刚先生显然只看到了“流氓手段”成就了袁世凯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流氓手段”也是毁掉袁世凯的一个利器。这就是“流氓手段”的双重性。对此。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的说法是“善用刀剑者必亡于刀剑”。

众所周知，袁世凯之败败于他在1915年的“帝制自为”。袁世凯的称帝之绝无可能成功，从大势上看是因为他悖历史潮流而动。而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实与袁世凯做事一贯的表里不一大有关系。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帝制若想成功，自然离不开袁世凯自打小站练兵时就倾力培育的北洋班底的支持。但是，在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中，王和段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只有坐镇南京握有重兵的冯国璋慑于故主的恩情，还在首鼠两端，态度十分暧昧。对这个可左可右的心腹，袁世凯本该推心置腹，争取理解和支持，但他却在冯国璋前遮遮掩掩，甚至在冯国璋将称帝问题摆上台面后，他犹自信誓旦旦地以自己的年龄以及诸子都不成器等理由，向冯国璋“保证”说绝对无此可能。熟料，与冯国璋刚谈完话不及一月，杨度的“筹安会”就宣布成立，帝制由此步入快车道。这让身在南京的冯国璋十分懊恼，从此袁世凯失去了“北洋三杰”之中最后一人的支持。当蔡锷在云南发难，树起反袁护国的大纛后，冯国璋甘作壁上观，袁世凯也就成了一个“光杆皇帝”，其在身败名裂之中含恨去世便在情理之中了。

固然，在历史的某些特殊时期，“流氓手段”的确可以帮助成事，但“流氓手段”亦足以败事。为政者固然不可以像王安石那样“有学无术”，但像袁世凯这样总是依赖下三滥的“术”来包打天下，也是悖本而逐末的“末流政治”。张之洞当年在得悉载沣要对袁世凯动手时，曾明白告诉载沣政治应该“王道坦坦，王道平平”，为此他建议载沣不要对袁世凯痛下杀手，令其“开缺回籍可也”。应当说，张之洞的政治观才是光明正大的“大道”所在。动辄搞权术，耍阴谋，策划于密室，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纵然手段登峰造极，也能成功一时，但最后难免不败于这些所谓的“术”。谓予不信，袁世凯就是历史的一面生动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