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的那些前尘往事——不是都如烟
中越战争并非如我们儿时接受的教育那样的,有些事情需要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能知道才会被公开的。
首次,从红色高棉说起:红色高棉集团是使柬埔寨人民沉浮在苦海中的种族灭绝集团。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罪有应得,红色高棉领导人所犯的罪恶必须受到惩罚。国际社会纷纷要求将前红高领导人送到国际法庭去审判他们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但是没想到中国一直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筹码多次阻拦审红进程。这是为什么?首先的原因是,红色高棉灭种集团领导人波尔布特就是由中共一手养育成才的。
一、波尔布特:毛泽东的优秀传人
1952年波尔布特曾第一次秘密前往中国南方参加了某期军政训练速成班。
1957年他在一次潜往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在这里,他勤奋通读了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等等,从此他已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柬埔寨革命的必由之路。
1962年波尔布特当选柬共总书记。当柬共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以哪种模式为样板建设新政权的问题摆到了柬共领导人的面前。
1965年11月,他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的2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波尔布特说,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等一些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实际在那时即已成为他心中的治国依据。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打溃了朗诺傀儡政权,柬埔寨全国获得解放。2天候,在新政权领导人在新政权领导层的会议上,波尔布特提出: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波氏绘成的这一建国蓝图就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此后,仅仅几个月内,波氏的蓝图便已席卷全国各地。一场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的革命运动,在柬埔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了。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则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并告诫说: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毛泽东的指点,波尔布特深表认同,他说: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当波尔布特谈到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说:他们说得比我好。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1976年1月5日,柬埔寨公布新宪法,将国家正式更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14日,民柬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立了以乔森潘为主席的国家主席团和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柬新政府。两天后,毛泽东即致电乔森潘和波尔布特等人,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在柬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但是事实上,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一系列违背国情的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实现柬共领导人所描绘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的美丽前景,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全面推开,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难以完成。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与此同时,波尔布特为防止柬埔寨如毛泽东所提醒的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着手在其革命队伍内部挖“病菌”,揪“叛徒”。他告诫全党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肌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在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看来,要保证民主柬埔寨始终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敌人和异己分子是当务之急,毕竟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于是,一个纯洁党组织的运动应运而生,党内、军内一次次的大清洗,来势凶猛,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揪“走资派”、揪“叛徒”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结果许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级官员以“叛国”、“反党”等种种罪名被捕入狱,十余万人遭处决。
波尔布特推行极左路线的初衷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违反客观实际,超越国情,强化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波尔布特四面树敌,政权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这即注定了它的短命。
从上文可见,中共根红色高棉灭种集团的罪魁祸首波尔布特有了不少牵连。这就是在1998年初当国际社会要求在国际法庭上公审波尔布特的时候中国却力排众议反对国际公审的理由。
柬埔寨民众对波尔布特恨得食肉寝皮,国际社会早就有公审之议。这回连双方关系势同冰炭的拉那烈和洪森都联名致函联合国,吁请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公审波尔布特。联合国首席法官当即表态,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有权设立国际法庭去审判波尔布特统治柬埔寨时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当时正在美国丹佛举行的8国首脑会议也表态赞成此议。
这是有先例的,联合国曾先后设立国际法庭审理过卢旺达以及波斯尼亚的种族屠杀罪行。没想到,中国力排众议,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姿态,强硬反对国际公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说: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国内政,中国反对将波尔布特及其他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这时,人们便可发现,中国虽停止了对赤柬的大规模援助,但其影响力仍是不可磨灭。北京放了话,那些对波尔布特恨得牙痒痒的红色将士,忽而转了口风,无意将波氏交给政府了。他们在丛林里开了党内军内的公审会,波氏确实为恶太多,光是控诉他如何残害战友,就可枪毙他十回了。中国只是不愿在国际法庭上被牵扯出跟自己有关的头绪来,却对波尔布特的生死荣辱并不介怀,如果判他个斩立决,岂不更干净利索!
红色高棉党内公审会最终判处波尔布特终身监禁,但国际社会纷纷表示不满,连联合国总书记安南也要求将波尔布特交给国际法庭审判。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波尔布特在1998年4月18日突然死于心脏病。波尔布特之死对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乐不可支的消息,但也有很多人质疑其的确实性。波尔布特的火化礼有可能只是假象。红色高棉精心玩弄这个花招是为了躲避正朝着自己的万万矛头,同时把其最高领导人从世人的强烈攻击下解救出来。因为无论如何,波尔布特也是红色高棉的灵魂,人家可以失去自己的一切而不可失去自己的灵魂。这意味着,红高官兵不能按全柬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要求送其“一号大哥”到死地。
波尔布特死后,偶尔人家还听到跟他有关的消息。最让人注意的是中国已经秘密收容波尔布特的传闻。但这是永无可能的。中国是否肯收留他且莫论,只怕首先是波尔布特自己断断不敢前去投靠的了,因为他不是愚人蠢伯,晓得最想要他闭嘴断气的是哪一家。
前不久又有一位深入山区腹地的记者见到波尔布特,他像一条被遗弃的丧家犬,衰颓苍老、形单影只的在泥尘中踯躅。真正把毛主义付诸实践的波尔布特,反而失落了终老于中国这个精神家园的荣幸。他已经沦落成为“人渣”,世人皆曰杀,却谁也不愿弄脏自己的手。于是,他只好永远在野村里如行尸走肉一般流浪,让人们清晰逼真地看到那个已失去了的时代。
二、中国与红高真的只有意识形态上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老毛学生,柬共是中共样板。中国和红高有意识形态上的关系,这个事实连中方也承认的。但中国人要知道,对于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共政府从革命理论到武器装备或经费资金都已经援助了一大串。这里要注意的事,向红色高棉提供援助的国家有三个,其援助的目的是帮红打越而不是帮红建设社会主义的,分工原则大体是美国人出钱、中国人出枪、泰国人出力、柬埔寨人出命。但中国仍然是红高的主要支持者,红高军队用的枪支地雷等武器多半是中国人提供的。据统计,从1975年到1977年中国已经向波尔布特援助了2艘载重800吨的高速战舰、4艘巡逻艇、200辆坦克、300辆装甲车、300口火炮、16架歼击机、2架轰炸机、1300辆运输车和各种弹药3万吨。 其中,最有价值的军事援助可以是1977年的16架歼—6。这是柬埔寨空军首次拥有超音战斗机。
西方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共向红高提供了高达10亿美元的援助。援红的时候,中共知道不知道自己正在抱养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灭种集团?当然中共的目的是借刀杀人,利用柬埔寨来牵制越南,但是无论以什么理由来庇护,中共对柬民众的命运要担起不可避免的历史责任。
此前有报道说,在中国某领导人来访金边期间,一些柬埔寨学生和知识分子试图向中国驻柬使馆提交请愿书。他们要求中国就支持过红色高棉向柬埔寨人民道歉,并要求北京赔偿红高的受害者。中国使馆显而易知拒绝接受这封请愿书。
除得了柬人的罪外,中共对在柬华人也犯了大罪。1994年4月28日发生了著名的“桔井(Kratie)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高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中共援助的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下令全部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100多名犯“煽动华人回国罪”的嫌疑分子,这一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被折磨致死。此后,马德望(Battambang)、磅湛(Kampong Cham)等其他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红高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1975年,红高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前夕,华人在该国曾多达60万。在红高执政期间的3年多里,柬埔寨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度下降50%,其中20万人死于中国喂养多年的柬共的残酷统治,只有10万人跑出柬境,得以逃生。
中共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不顾柬人的命运,不顾华人的死活,断断不绝地向红高援助,间接造成了柬埔寨的那段黑暗历史时期。明显的是,中共在各方面对柬共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中共咳嗽一声,柬共浑身冷汗。如果当时中共停止援助柬共,提醒在沉迷于建设一个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红色高棉,劝导波尔布特改变正在实行的错误政策,声称谴责红高虐待、杀害华侨华人等强硬办法,也许红色高棉已没有这样倒行逆施而最后遭受灭亡的残局。
可是,中国对像自己儿子一样的红高的暴戾恣睢只是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大量援助并策动它入侵越南。为了加大由红高掀起的针对越南的军事攻击力度,中国曾向柬增派了许多给红高军队出谋献计的军事专家。就是这些军事专家怂恿红高起兵打越并帮其准备详细的进攻计划。换句话说,中国已间接给越南西南边疆的人民带来极大伤亡和损失。所以,如果中国不暗中火上浇油,也许70年代的越柬边界冲突没有变成旷日持久、损兵折将的战争了。
1979年1月7日金边失守,红高西退,中国急了,中国舍不得甩掉红高,所以不久后中国就举兵打入越南北部。这次中国进行的“自卫反击战”与其说是和越南交恶,倒不如说是暗中支持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反对越南扶持的“傀儡政权”的举动。中国对越南的敌对态度一直延续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止。
从此可见,中国与红高并不是只有意识形态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红高利用中国的援助来增强自己的力量,镇压国内人民反对浪潮,屠杀不同政见者,同时对越南进行攻城略地,杀人越财,扩张势力。中国则利用红高的双手来抱住越南的后腿,控制正想成为东南亚地区一个“小苏联”的越南在自己的魔圈里。
为什么中国想控制越南?当时中国的背面是强大大苏联,从中俄关系恶化时起,中苏边境有成千上万的苏联红军在游戈,中国的南面又是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宿敌印度,中国人连睡觉都不敢闭上双眼。现在东南面的越南打退美帝国主义并实现全国统一后需要在已吵了架的中苏之间(越南抗法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时,苏联和中国是向越援助最多的2个社会主义兄弟)做出自己的选择时,越南断然选了比中国更为强大的苏联。如果在中国东南面出现一个“小苏联”,中国人可能呼吸都要感到困难了。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中国要怎么办才可以摆脱险境呢?聪明的中国人就以俄之矛攻俄之盾,在南面开始大量援助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在东南面则不惜血本的扶持红色高棉(不论是在它夺取政权占领金边之前还是在丢失政权退入热带雨林之后),把红高喂养成为自己的忠诚猎狗并催他咬住了越南的大腿。
这里有一个历史事实要弄清楚,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一个从红高与越南交恶后开始大力支援红高的国家。那就是美国。当时美苏正在处于冷战期间,苏联在亚洲的势力每涨一分,美国就要下跌一分。若是苏联把越南喂养成为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代理人,东南亚诸国将会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在这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再说,越南战争中,美国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沉重的损失,列强之首的美国偏偏败于小弱穷苦的越南手下,美国确实感到丢了脸,虽口上不说出来但心中恨越南恨尽骨髓。美国一定要想方设法报越南的这个仇。于是,美国一方面对越南进行全面封锁,另一方面公然支持并秘密援助红色高棉,借助红高来打越南一顿。
说实话,美国和中国有红色高棉这样一位伙伴也是够尴尬的了,因为红高在国内外的名声极坏。但是时局紧迫,一向以维护民主和自由为己任的人全斗士美国以及一直声称要拯救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纷纷撕下了自己的伪装,扯起维护世界和平大旗,公然支持红色高棉。照理说,红高获得了美国和中国的支持应该有能力与越南周旋了,可红高偏偏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没几回合就被越军赶到了离柬泰边境10公里处的深山老林里了。眼看红高奄奄一息,中国沉不住气了,中国忍无可忍了,中国要“自卫”了。中国终于挥出了一记重拳,把越南打得满脸开花。面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越南不得不迅速从柬埔寨撤回精锐部队,拉开架势与中国进行殊死的斗争。遇到越南的顽强抵抗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严厉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行为当然装聋作哑,坐山观虎斗,伺机渔人得利),中国最后只好撤了军。中国从越南撤军了,但越南再也不敢倾全力进攻红色高棉,美国和中国继续通过泰国更加源源不断地援助红高。屈从于中国的压力,红高与同样渴望恢复政权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前首相宋双结成所谓“抗越同盟战线”。这样一来,越南想消灭红高就难上加难了,所以在1989年只好从柬埔寨撤军。
1991年苏联解体,越南失去了强大靠山,没办法要向中国和美国伸出橄榄枝。越南与自己进行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美国和中国的眼中,红高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柬埔寨该是真正和平的时候了,而红高却成为和平的障碍。
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红色高棉、西哈努克、宋双和洪森)在巴黎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但是,后来红高公开拒绝实现和平协定,开始走进叛乱的道路。从红色高棉开始叛乱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不再使用“民主柬埔寨”代替红色高棉的称谓,其间的意味可想而知,因为那时渴望回归世界的中国再也没有理由支持一个遭世人唾弃的暴君。
兔死狗烹,越南相继与中国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红色高棉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不约而同都停止向红色高棉援助。失去外援,红高就要寿终正寝了,虽挣扎了几年但最终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中国和美国曾经向比希特勒(Hitler)更为残暴的种族灭绝集团—红色高棉提供大量援助。这是中、美不可隐蔽的历史真实。中、美援红的目的都是利用红高来牵制越南。但在援红的过程中,中、美之间有3个突出的不同之处:
一是,中国从红色高棉还只是一撮小弱的游击队就开始扶持红高了而美国当时却扶持与红高厮打的朗诺政府,直到红高打倒朗诺亲手执政并与越南交恶以后美国才开始向红高提供援助。
二是,当越南军队介入并击溃红高政权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持默许的正面态度或只是声称谴责几句而已,因为至少这样也制止更多的人道主义灾难。只有中国将越南此举等同于地区和平的一种威胁,甚至举兵“教训”越南,拯救红高。
三是,停止向红色高棉援助以后,中国一直阻拦国际法庭对红色高棉进行公审,恐怕自己在柬的所作所为被曝光,担心自己在柬的所犯大罪被揭露;美国却不一样,苏联崩溃了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什么都不怕了,所以他就是审红进程中的最积极者。
这就是几个大国间的斗争与博弈,一切都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标准。反之,我们要壮大发展才能不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