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单兵装具（小鬼子真下血本）

　日军“三〇年式”陆军弹药盒

　　日军“三〇年式”陆军弹药盒及刺刀 　　日军陆军“三〇年式”弹药盒由两个前盒和一个后盒组成。后盒还附带一个枪油壶（图1）。前盒每个可容纳30发子弹，后盒每个容纳60发子弹。前盒加后盒共计可携行120发子弹。在侵华战争的中后期，日本由于皮革短缺，日军的弹药盒有不少用人造革制的代用品，我手中的这个人造革弹药盒印着“昭15”字样，是1940年制造的。此外，日军还有“三〇年式”骑兵用弹药盒，以及海军弹药盒。海军弹药盒与陆军“三〇年式”弹药盒差别不大。

　　人造革制的后弹盒　　说到日军的弹药盒，使我想到清末保定速成学堂的一则故事。1903年以后，日本急欲影响中国陆军的发展，所以积极向中国推荐日本军制和日本教习、教官，当时一些中国官僚也认为日本离中国较近，日本在现代世界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比西方列强更接近于中国实际。所以清末民初的中国各军事学堂逐渐形成以日本人代替德国人充当教习的势头。袁世凯创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聘用日本人多贺长雄为步兵总教习，黑川为马科总教习，木堂为炮科总教习，近藤为工科总教习。这些聘用的日籍教官在一些关键的军事问题的讲授是有所保留的，不肯将全部军事知识教给中国学生。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步兵总教习多贺长雄任教一年多，深为中国学生的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在回国前夕，他热泪滂沱地对中国学生说：“我的良心的没有”。他难言的苦衷是作为一个教官没有把自己的知识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多贺长雄在校期间曾给学生讲授了步兵佩带的三个弹药盒的用法。远距离射击时先用后弹盒，中距离射击时用右边的弹盒，近距离射击时再用左边的弹盒。也就仅仅因为这一点，多贺长雄回国后被日本天皇赐死。

　　昭和13年制侵华日军背囊

　　水壶旁边就是“杂囊”

　　背囊是军人在野战中背负单兵装具的基本携行具。日本陆军的背囊在明治和大正时期是牛毛皮制作的，据说这种牛毛皮是出自朝鲜。昭和5年制定所谓“昭五式” 背囊是用防水的帆布与皮带制作。由于物资不足，特别是皮革的短缺，昭和13年，即1938年出现帆布与帆布带组合的背囊，我收藏的日军背囊就是这一种。这是“昭五式” 背囊和“九九式” 背囊的过渡型。这个背囊是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的父亲，原军委工程兵副政委严庆堤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缴获。单兵的装具，如军毯、携行帐篷、饭盒、小圆锹等全部用背囊上的帆布带予以捆扎固定。至昭和15年，即1935年又列装了“九九式” 背囊，形制与昭和13年制造的帆布背囊大致相仿。“九九式” 背囊的携行总重为：背囊1个1.470公斤，衬衣衬裤1套1.604公斤，袜子2双0.134公斤，工具1套0.87公斤，携带口粮2日分1.704公斤，雨衣1件0.912公斤，军毯1条2.500公斤，合计总重8.411公斤。

　　日军军官背囊

　　此外，日军还有被称作“杂囊”的单兵装具，也有所谓“旧式”和昭和13年制定的“新式”和昭和19年以后的“战争末期”杂囊，主要用以携行卫生牙具之类。上述几种杂囊形制与我军挎包大致相仿。 我的日军单兵装具收藏中还有一个双肩背的牛皮制军官背囊，就其体积而言，充其量是个大图囊而已。

　　日军“九八式”步兵锹

　　日军步兵圆锹，锹头和木柄分离携行，使用时装配。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曾告诉我说，日军在作战中非常注意防护，只要一停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挖工事。无怪乎每一个日军步兵都有一把圆锹。而“圆锹”这样的单兵装具，竟还作为一个条目上了《日本陆海军事典》。我翻阅手头日军1941年版的《步兵教练参考》，日军在防御作战中，其步兵的工事的构筑首先是步、机枪、掷弹筒的掩体，其次是交通壕，再次完成掩蔽部，弹药屯积处，以及用单兵携行的帐篷（方块雨布）搭制防化学的掩蔽部，并对完成的工事进行伪装。

　　日军的“九八式”圆锹锹头上有两个平行的小圆孔，其作用我多少年不得其解。后读日本《帝国陆军战场衣食住》一书才知道钢制的圆锹可在阵地战中作为防护面部的防盾之用，而上的两个圆孔是作为观察之用。我举起手边的圆锹试了一下，果然圆锹上两个圆孔的距离正好是两眼的瞳距（图5）。

　　日军陆军军毯

　　明治至昭和时期使用的携行帐篷

　　侵华日军用“携带天幕”搭制的多人用帐篷

　　军毯与日军称“携带天幕”即携行帐篷同为单兵装具。我手中的日军陆军军毯是中国探险协会秘书长季长春所赠，这块军毯是他父亲、抗日老战士，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季铁中与日军作战时缴获。所谓“天幕”实际就是边长1.5米的方块防水帆布。用这种方块防水帆布可搭成1人用、2人用、直至38人用的帐篷。用24块幕布、8根立柱，组合而成。这种“天幕”还是日军单兵防化的遮帐。我手中缴获日军的“天幕”有两种，一种为明治时期，另有一种为昭和15年（1940年）雨衣状的“九五式携带天幕”，我考虑是与帐篷配用的防寒防潮的垫子（图9）。

　　日军“九五式”防毒面具

　　日军除毒包、防化手套、侦毒器

　　日军装备的检验器材盒

　　在我手中的战利品，我最憎恶的是侵华日军的防化器材，计有“九五式”防毒面具，除毒包、手套、侦毒器和检知器等。除后两种之外，都属日军单兵装具。在防毒面具的滤毒罐上和检知器盒上都印有红色的“军事秘密”的字样。其实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频繁使用化学毒剂，给广大中国军民造成巨大伤害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方面，1995年7月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侵华日军的毒气战》一书，对侵华日军毒气的研制生产、日军毒气部队的编制装备及其训练，以及对我国毒气战的实施记录翔实。而我则对2000年以来，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关注。

　　日军在使用化学毒剂的同时，自身的防护是首要的。日军单兵装备的防毒面具较早的是“八七式”，后来在德国专家的指导下，又陆续研制了“九一式”、“九三式”、“九五式”、“九六式”、“九七式”、“九九式”，以及海军“二式”等。其中“九九式”是1930年制定的新式防毒面具，而我收集到的“九五式”是日军装备量较大的一种。

　　着“九五式”防毒面具的侵华日军士兵

　　侵华日军第22师团士兵藤远皆盛的防化手册 　　

　　我有一本日军大本营陆军1938年印发的教材《对支作战参考资料》（瓦斯防护必携一般兵用）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侵华日军中支派遣军土桥部队，即第22师团一个叫藤远皆盛的士兵的，据日本村上和巳《化学兵器全貌》一书记述，第22师团于1942年5月19日和6月3日在浙江歌山及大洲镇附近使用过化学武器。我还见到过作为“军事极密”的日本《方面军第三次化学战教育细部实施要领》，1939年1月5日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发烟教练实施规定》、1938年12月30日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签发的《昭和十四年初期北支那方面军化学战指示》，以及日军冈野部队注明“军事极密、用毕烧毁”字样的《发烟教育计划表》等油印的日军化学战训练资料。其中有1940年12月日军在北京颐和园附近进行化学战训练绘制的《万寿山附近要图》，虽然这是67年前的图，而图中昆明湖厢红旗、正红旗、黑山扈、兴隆庄等熟悉的地名依然使我不寒而栗。

　　日军在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附近进行毒气战训练绘制的要图 　　

　　据日本吉见义明2004年7月出版的《毒瓦斯战和日本军》一书，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毒剂是贯彻战争始终的。书中还专门提到对我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毒气战，并附有要图，如1942年2月8日～15日《太行地区撒毒实施要图》，1942年4月河北省鲁家峪的毒气战、1942年5月河北省北坦村地道歼灭作战等等。六十多年过去了，日军施放的毒剂、毒烟虽早已流散，而日军秘密埋藏的化学武器依然还在。除我国掌握的之外，据日本内阁府遗弃化学兵器处理室推测在吉林敦化的巴尔哈山岭还有“化学炮弹等67万”。

　　日军官兵的新旧水壶　　

　　在等级森严的日本军队中官与兵的水壶和饭盒是不一样的。士兵包括下士官的水壶和饭盒与军服、武器等装具一样属“官给品”。

　　日本军官水壶

　　明治及昭和时期两种日军士兵水壶 　　

　　士兵的水壶有明治30年到昭和5年间（即1897年至1930年间）使用的“旧式水壶”（图右）。还有1930年制定的“昭五式”水壶（图左）

　　侵华日军新旧两种水壶并用

　　这两种水壶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共同装备部队。当年日军第13师团司令部与步兵第58联队在山东蒙城联络时的照片，可见新旧两种水壶并用。日军军官用的水壶制作精良，外面还有一个棕绿色的呢子套。这三种水壶在抗日战争中我国军队都从侵华日军手中大量缴获并为我所用。此外，日军还有骑兵水壶与海军水壶。骑兵水壶呈扁圆形。海军水壶类似军官水壶，外套为布制，有棕的夹层，水壶盖与壶身带铝制的链。

　　日军折叠水桶

　　携带军官水壶和军马用水桶的日本军官

　　检测水质的日本军医

　　此外，我有两种日军防水布制的折叠水囊即水筒。其中之一是北京军品收藏界中的小有名气的赵宇为我搞到。这种水筒是日军炊事兵用，也是每一骑兵在鞍具上必携的装具。在当年拍摄的历史照片中，日军第16师团在山东济宁附近作战时一个乘马的炮兵军官鞍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军马用的细帆布水筒和身上挎着的军官水壶。同时在历史照片中也可以看到日军第10师团军医用这种布制折叠水筒采水样进行饮用水检测。此外，这种水筒也是当年日军海军陆战队每一个士兵必携的装具，如在山东石岛登陆和实施香港、韶关遮断作战的海军陆战队都携带帆布水筒。

　　日本军军官饭盒

　　日军“代用食器”胶木碗　　军官饭盒也有所谓“新式”和“旧式”两种。旧式饭盒有铁制的提手，日军称“钓手”，野战中较为实用。新式的军官饭盒没有提手，两件分离。大的长方形为饭盒，小的椭圆形为菜盒。在我的藏品中有“旧式”的军官饭盒与“新式”的菜盒，虽不配套，但也反映出日军军官饭盒的大体风貌。在我的藏品中还有粗磁制的日军军官用的饭碗和菜碗（图8）以及称为“代用食器”的胶木制的饭碗（图9）和铝制的士兵水杯（图10）。

　　日军军官用的磁碗

　　日军士兵铝制水杯

　　日军士兵的饭盒有明治31年制定的“旧式”饭盒。这种式样的饭盒在甲午战争中日军已使用。我收藏的日军明治31年式的饭盒也是沈阳朋友曹健所赠。这个饭盒崭新，并配有羊毛的保温套，是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遗留物品。日军在1932年制定九二式“新式”饭盒与“旧式”二重饭盒大同小异，可两个饭盒同时炊煮，一个煮饭，一个煮汤，并可直立套在一起携行。新式饭盒有“4食份”和“2食份”的水量线。日军称“一食分”为“两合”，日军使用旧式饭盒时，二食分野炊的时间要求为：准备给15分钟，炊饭约18分钟，蒸熟约7分钟，总计约40分钟。饭盒在使用中有所谓“各自炊事”、“组合炊事”、“中队炊事”等方法。“各自炊事”是各人用饭盒烧饭，用“挂子”即中盖做副食，也可以米与副食同煮的“杂炊”。“组合炊事”二人以上组合，主食、副食、汤或茶分别料理，最佳的组合是6人一组，即6个饭盒同时使用，分别料理。

　　佩有羊毛保温套的日军“三十一年式”饭盒

　　日军第27师团进攻江西时用饭盒野炊　　

　　日军的饭盒在野战中无论行军与宿营十分适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长沙作战》中载，日军在进攻长沙时：“接到立即出发命令的户田部队，正是准备用晚饭时，官兵们手拿饭盒开始前进。在黑暗中一边用手抓饭大口地吃着，一边连续行军。8日中午左右已进至象鼻桥西方高地。”日军带“钓手”的饭盒便于野战条件下加热。如日军第27师团在进攻江西时行军途中用饭盒野炊即是用木棍将串在饭盒的“钓手”在篝火上烧烤。不仅如此，饭盒还是野战生存中保留火种的容器。1945年侵占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日军第54独立混成旅团的士兵，在战败退丛林中，他们将烧过的木炭放进饭盒，不使雨淋湿，撕下死者的军服搓成棉绳，点上火带着走。点火时，拿出饭盒中的木炭用嘴对着火绳吹气，把木炭点燃，然后再放上干树枝和枝叶增强火势。我曾访问过琼崖纵队的老兵，坚持海南岛抗日游击作战的我琼崖纵队战士也是将烧过的木炭放在缴获日军的饭盒中携行。一是便于点燃，二是以免生烟雾暴露目标。这些昔日的战场经验，我写进了修订版的《野外生存》一书中。

　　二战末期日本的军用小刀

　　日军军官小刀和带有陆军工科学校标记的单开小刀

　　日军士兵制式军用小刀　　日本军队的制式军用小刀在大正时期以及侵华战争初期是一种全金属三开小刀，有主刀、开罐刀和锥子。到侵华战争中期以后，日本的军用小刀简化为一个主刀，手柄尾部有开罐装置的单开刀。另据日本《帝國陸軍戰場の衣食住》一书说，到战争后期这种军用小刀的柄由金属改为木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日军在侵华战争末期战争资源的匮乏。可惜这两种小刀我还没有找到。2003年秋，我在日本的大阪买到一本日英对照的《世界の軍用ナィフ》和英文版的IMPERIAL JAPANESE的书，发现这两种日军小刀的照片。

　　在我的收藏中还有六开的日本军用小刀，主刀处有日本旗，此刀明显是仿德国军用小刀。另有一种带陆军工科学校标记的单开小刀，以及刀柄有日本零式机图案的小刀（一些明显带有日本传统锻造技术特点的单开折刀。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把刀身一面是一个端着三八式步枪的日军士兵站在插着太阳旗的长城上，一面是我国华北地图的双开军用小刀。在地图上，北起赤峰、承德，南至太原、平津、张家口等我国要地，长城、铁路都标绘其上。同日军的一些军用香烟盒一样，在其上有中国和朝鲜的地图同，，我惊异昔日日军在生活日用品上亦有明确的战场意识。

　　侵华日军带有我国地图的小刀

　　“认识票”和《军人手帐》

　　侵华日军的“认识票”

　　“认识票”和《军人手帐》　　日军将其军人用于身份确定的“军牌”称之为“认识票”。“认识票”每个出征的官兵都有，为椭圆形金属制，用绳系于衣内右肩左肋下，也有将“认识票”镶在佩挂军刀之用的腰带，即所谓“略刀带”上的。上面刻印有佩戴者所属联队、中队及个人的番号，军官还有姓名和军衔，以便在军人战死或面部受伤、军服破损的情况确认其身份。这种“认识票”以往我国市面较少流通，军品收藏者们较为忽视，我仅在美国出版的UNIFORMS AND EQUIPMENT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IN WORLD WARⅡ一书中见到过美军收集到的照片。2005年从黑龙江某原日军筑垒地域出土了一批侵华日军的“认识票”，沈阳朋友宋柏赠送我了两枚。

　　这两枚“认识票”分别刻字。一面：光四四　た一四。另一面：六国守炮　中一　番五○。

　　另一枚一面：独炮　一中　番二一六，另一面：五○七。

　　这里我们首先要从侵华日军的部队代字，即所谓“兵团文字符”说起。日军为保密起见，1937年9月1日，日本陆军省规定出征部队以部队长的名代称其番号。例如第一师团步兵第一联队第一中队，则称为中国战线上海派遣山田部队，铃木部队小林队。此后，随着部队长的战死和调任，称呼开始混乱。1940年日军在《昭和一六年度陆军动员计划细则》中规定，军、师团、旅团实行“兵团文字符”，即以一到二个汉字作为部队代字。如“德”为关东军，“统”为第六方面军，“甲”为北支方面军，“吕”为第8军，“龙”为第56师团，“衣”为第59师团，“桐”为第5混成旅团；又如两个字的“武甲”为第354师团，“东旭”为第119独立混成旅团等等。

　　我得到的侵华日军“认识票”，其“光”字，我认为应为“光集团”，即日军第4军的代字；“六国守炮　一中　番五○”应为第六国境守备队炮兵一中队五○号。据日本菊池实《苏满国境要塞遗迹群研究》和小林静雄《遥远的黑龙江》等书载，当年日军第六国境守备队在日本关东军第4军编成内，驻黑龙江的瑷珲县，由三个步兵大队（其中第一、第二大队各辖4个中队，第三大队为2个中队），炮兵二大队（辖2个中队）、工兵一大队编成。装备100毫米榴弹炮12门，100毫米加农炮4门，中型迫击炮14门，高射炮12门。主阵地位于瑷珲的北镇台，有守备的永备地下工事。其右翼为野战阵地，以及朝水永备阵地。1945年第六国境守备队解散，主力及炮兵调至太平洋战场。遗防由“开拓团”担任守备任务。此外，我手中的“认识票”上“独炮　一中　番二一六”应为独立炮兵一中队二一六号。“独立炮兵”在日军第4军编成内单位较多，有独立速射炮第3、第5大队，独立重炮兵第1、第8、第9大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军队官兵金属制成的身份牌，历经战火，不易损毁。美军的身份牌用金属链连接更为可靠。而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个人身份识别是佩于左胸的布制胸章，其上有佩戴者的姓名、部别、军衔。侵华日军步兵第34联队少尉河村太美在《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一书中写道，他在湖南常德作战时“看见五六个穿着青灰色衣服的敌人正规军躺在那里。他们衣服上的符号已被撕去。敌人来不及收尸，为了保密，把符号撕了去。”保密是一方面，重要的是作为官兵阵亡的依据。但布制的识别符号若烧毁，则无法确定其身份。随后1950～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布制胸章（背后为姓名、部别、佩戴年份等）也如是。这使我想到我军1965年到1985年沿用20年的红领章背面的“姓名、部别、血型”的记录。虽有其优点，但未考虑领章织物的战火损毁。按军事斗争“真准备”的要求，我军作战部队官兵战时佩发金属的身份牌是值得考虑的。这是以人为本，对参战官兵家属负责的具体体现。

　　大正与昭和时期的日军手帐与手牒

　　另外，日军个人物品中还有人手一册的《军人手帐》，大正和明治时期称《军队手牒》。该手册是陆军士官和士兵的身份和服役的履历书。手册中首先是天皇的所谓《军人勅谕》，接下来才是士兵本人姓名、出生年月、籍贯、管区、兵种，入伍退伍的服役情况，奖罚和军衔的晋升、战斗经历等的记载。日军的《军队手帐》是重要的情报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的官兵很注意从日军尸体上搜寻这种《军队手帐》，并作为战争纪念品。

　　与之相反，我国军队对战利品的态度限于当时的条件，大多从实用主义出发，注重武器、装具、地图的收集，而对于日军“认识票”、《军队手帐》之类的个人物品，大概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或忌讳，对此是不屑的。因而我手中藏界朋友相赠的“认识票”历经60余年颇为珍贵，具有史证意义。

　　日军注重兵要地志即战场环境的调查的同时，注意其单兵装具适应于野战条件下战场特殊环境。如风镜和防蚊手套等装具即是。

　　日军风镜和皮盒　　

　　风镜，日军称“防尘镜”是步兵、骑兵以及战车兵（装甲兵）的个人装具。普通步、骑兵的风镜是可以折叠由4块玻璃组成，战争初期的风镜是由皮革与玻璃制作，到战争中期为布与玻璃制成；战争末期用其它代用品替代布。我手中的这副缴获日军的风镜，应该是战争中期的制品。风镜在不使用时装在牛皮盒中挂在腰带上，我们从1938年日军骑兵第28联队侵入山西临汾的历史照片中可明显看到骑兵腰间的风镜盒。日军装甲兵坦克乘员的风镜为两块大镜片制成。

　　戴风镜的侵华日军坦克乘员

　　防蚊手套和蚊帐

　　戴防蚊覆面宿营的侵华日军　　

　　蚊虫是疾病重要的传染途径，对蚊虫防护是军队野战生存一个重要的课题。我有一副崭新的日本陆军“防蚊手袋（套）”，从其中的制作印章可知，这副手套是日军1941年的制品。这副手套从战争中被我军缴获之后便放置于仓库之中从未用过。我从历史照片中还发现攻占广州虎门炮台的日本陆军还装备有防蚊覆面，即头罩。另从资料中发现日军还有防蚊眼罩。这些防蚊虫的单兵装具，不仅对广大的中国战场的春、夏、秋三季适用，更适用于印度支那和太平洋战场的热带丛林地区。可见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的侵略野心之大和着眼之处之具体细微。

　　绑腿

　　皮护腿

　　绑腿、皮护腿与长靴　　绑腿作为陆军，特别是步兵的装具在二战中风行，如英、法、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军队。印度军队甚至在配短裤的长毛袜上再打绑腿。日军士兵也有同其军服同等颜色的绑腿，我手中的这副日军绑腿质地较好，明显是配呢军服的。绑腿通常由脚腕部一直缠绕至膝盖以下的小腿。士兵打绑腿的作用，一是跨越障碍不易钩挂，行动利索；二是绑腿将士兵小腿踝部适度扎紧，以避免短时间内大量血液流进脚部，造成脚部长时间过度运动而产生的肿涨。据我从大量的历史照片中发现，日军士兵在打绑腿的方法上，在小腿下端有两处“人字”的折卷。我听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讲，由于小腿有自然的弧度，绑腿从脚腕到膝的水平缠绕的打法易松脱。而绑腿折卷的“人字”打法则可紧帖小腿起伏的肌肉不易松脱。老兵们讲，打绑腿是个“功夫”。中国军队士兵的绑腿打法较为讲究，一面的“人字”折花从底到顶，而且要在一条线上。两面“人字”的折花，一条腿要两副绑腿，较为费事。此外，绑腿还可以代绷带应急裹伤，以及多副绑腿连接还可代替绳索在山地攀登、降下之用。

　　着皮护腿的侵华日军军官

　　羊毛护腿　　日军步、骑的下士官、宪兵、以及野战军乐队配有牛皮原色的护腿，这比士兵打绑腿就方便得多了。军官是棕色的外光皮护腿。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则是黑色的皮护腿。日军寒区部队冬季还有羊毛毡制成的护腿。

　　骑兵马靴工厂印记

　　着防寒长靴和军靴的日军军官

　　防寒长靴

　　防寒长靴工厂印记

　　日军军官都着长皮靴，有黑色和棕色两种颜色。其步、炮和辎重兵军官长靴与骑兵长靴区别在于靴筒，靴筒平口为普通军官长靴，而斜口则为骑兵马靴。步、骑兵士官、士兵的马靴为牛皮原色。我收集到的一双“昭五式”日军骑兵马靴根据靴底的印记是“广支 昭十四制”，可知是1939年制作，这种马靴陆军下士官也着用，因其又称“下士官长靴”。日军寒区部队还装备有羊毛毡制成的防寒靴，有半靴和长靴两种，我有一双缴获日军的“九六式”防寒长靴，其制作年代为“昭十六”，即1941年。我还见过日军1945年生产的防寒毛制靴袜。另外，我手中还有几种战时缴获日本生产的“手炉”。这种御寒物品虽非军中制式装备，但从这些小物品也能体现日本人细致的民族特性。

　　日制手炉

　　历史上日军觊觎我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地区由来已久，视之为预设战场。因而其军队一向注重寒区作战研究及其寒区防护。甚至现代日本自卫队仍重视研究寒区作战。我曾见过日本自卫队上个世纪80年代的《积雪严寒地战斗条令》，从其单兵冬季防护方法的图示看，明显是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单兵防护教令》中照搬而来。

　　日本人或许不会想到，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缴获侵华日军的单兵装具如士兵的皮带、水壶、军官饭盒等，我一个中国的预备役上校会在登山和野营等准军事行动中使用。这些战利品，使我缅怀上一代军人的功勋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