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不可承受之屈——当尊重被命运抛弃之人

一日中午与甲午战争史资深研究者孙建军先生和陈悦先生共进午餐、并小酌数杯，谈及几天前《威海晚报》上刊载过的《北洋水师用过的散热器》一文，唏嘘之余心情也颇感沉重，时至今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人一提到北洋水师总是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轻信一些不切实际的负面描述、甚至去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负面信息，以达到所谓的“以史为鉴，教育后人”的目的。

如果说当年的经典电影《甲午风云》中对李鸿章、刘步蟾等人的不实演绎是带有浓重的时代烙印、或者说是艺术加工需要的话那还情有可原，毕竟那个年代身不由己的事例不胜枚举，可如今在对甲午战争史和北洋水师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致、以往的种种错误观点逐渐被纠正、以及评价历史事件越发客观的大环境下，诸如炮管晾晒、炮口积灰、震塌飞桥、邓大人养狗、速射炮藏肉、油漆引火、炮弹掺沙子包括最新出炉的“散热器”却如同野草一般四处冒头、四处开花，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地“求证”着甲午之败，非船不坚、炮不利，而全在水师素质之低下、管理之腐化、官兵之贪生怕死上。而这么做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北洋水师战败了、仅仅因为他们战败了——

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甲午战争作为中日国运的一场大博弈，博弈的结果已经众所周知，作为胜利者的日本无疑是被幸运女神眷顾的幸运儿，而作为失败者的北洋海军则成了被命运抛弃的弃儿，面对如此被命运抛弃之人——不光国际舆论一片负面的讥讽与责骂，国内更是一片愤怒的指责，输掉了国运之战，感到万分耻辱的同胞们毫不吝啬的将一切可堪入耳和不堪入耳的批评、辱骂甚至攻击“奉送”给这支败军和败军之将们。于是乎——刘公岛保卫战之后，幸存的北洋海军官兵被一个不剩的统统革职遣散；服毒自尽的丁汝昌也背上了“指挥无方、丧师辱国”的骂名；甚至在十数年至百十来年后的民国和新中国，国人每每谈及北洋海军，脸上写着的基本上是蔑视、不屑、愤怒以及痛心疾首，稍微好些的也只是惋惜和唏嘘，唯有尊重不见其踪。

其实国人并不缺乏尊重失败者的传统，楚汉之争的失败者，在乌江边拔剑自刎的西楚霸王项羽至今都还是国人同情不已的对象；而因麻痹自大而丢失荆州、最终身首埋葬异地的关羽更是被后人同情到了封帝建庙、常年香火延绵不绝的地步。可见古今的国人还是能够尊重甚至永世纪念一些被命运所抛弃之人的，就算是被长年负面评价的北洋海军的群体里，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林覆中等在海战中随舰阵亡的官兵们在后世还是能得到很不错的个人评价。但是，对北洋海军中个人好评却无法掩饰舆论对整支北洋海军的恶评，国人虽然能给殉国的个人予以尊重，却没办法对整支北洋海军予以尊重。难道就因为他们战败了么？

长时间以来，国人一方面对北洋海军中英勇阵亡的官兵顶礼膜拜，而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听信和制造种种关于北洋海军的恶评，这也成了长年读史的一个巨大的思想误区的典型体现：如果这支军队打了败仗，那一定是这支军队整体的无能，虽然其中不乏勇猛爱国之士，但是依旧无法挽救这支军队的失败。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指导思想下——殉国勇猛爱国之士成了英雄，而他们所在的军队和统帅则成了失败的直接责任人、承担着战败的责任。既然被戴上了战争失败直接负责人的大帽子，那么尊重自然就不敢奢望分毫，而指责和唾骂就必须全盘接受下来——而且还被剥夺了争辩的权利，因为在大部分国人看来：责任人的争辩不管有理没理都会被先入为主的理解为“为自己的罪行进行狡辩和开脱”，那还了得。（好比盛怒下的母亲认定孩子干了件蠢事而抬手给了一巴掌，但如果在这个时候孩子壮起胆子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一个字甚至哪怕哼一声的话，那后果肯定是火上浇油而额外领受第二个巴掌，不管这辩护是有理还是没理）——正所谓败军之将焉敢谈勇，即使是说了句大实话，亦不会招来多少理睬；你战败了，所以你曾经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就都成了指责的理由，因此——炮管晾晒，一个日本小军官的蓄意造谣很轻易的被失败刺激的义愤填膺的国人普遍接受了；炮塌飞桥，一个洋员夸张的修饰词就被歪曲成了所谓的“事实”；而邓大人饲养的宠物狗太阳（）、掺有沙石的实心炮弹、不过几十户人家的刘公岛能冒出“林立的烟馆、七十多家妓院”（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在日本人偷袭刘公岛的时候被莫名其妙的扣上“去船嫖妓”大帽子的邱宝仁和林颖启（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也成了某些不甘寂寞的国人自以为聪明、反思所谓的“甲午战争失败之根源”的死靶。先入为主的误区的影响是无穷的，以至于央视大剧《台湾1895》的剧组在定远纪念舰拍戏的时候一群工作人员依然卖力地试图将衣服往粗硕的305炮管上勾搭未果后还不死心，执着的创造出了150副炮炮管晾晒衣物那种恶劣透顶的“架空情节”。难道就因为他们战败了么？

罗伯特-L-李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发动了失败的皮吉特冲锋而白白葬送了数千条弗吉尼亚州士兵的性命后痛苦却又勇敢地向残兵们宣称“是我的错，这都是我的错”，却反而得到了士兵们越发的尊重和拥戴，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李将军的这种勇气和气魄。

不客气的讲：将战败的责任归于前线将领和军人绝非一个理智的民族看待民族屈辱史的方法；而对国运之战的失败者的不尊重则更是一种恶习；而通过讽刺、指责、诽谤甚至捏造来表现这种不尊重则绝对是一种罪恶。在甲午战争中、一种奇怪的现象自始至终贯穿全程，即战前喊打喊得震天响的“主战派”们在战争开始后却一个都没踏上战场、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却集体闹了“失语症”、战败后需要有人出面和谈的时候大多当了缩头的乌龟和将头埋入沙土的鸵鸟、而当和约签字画押后墨迹未干就立刻恢复了“主战派”的本色和嗓门，“义正词严”的开始指责丧权辱国的卖国贼来。这群人高谈阔论、器宇轩昂，坚持认为战争失败就是因为前敌将领的无能和士卒的不“豪勇敢死”；坚持认为只要撤换“无能的将领”、换上一批效死命的士卒就足可以转败为胜、扭转乾坤。而当时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到社会舆论的民意走向的，恰恰就是这群亲爱的主战而不战的“主战派”们。如若打胜，头功自然是喊打喊得最响的“主战派”的，但若是失败了，也没有“主战派”们半分责任，因为仗不是他们去打的，真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但失败了总需要出来顶岗的倒霉蛋——所以鸦片战争中的琦善、伊里布，中法战争中的徐延旭、潘鼎新、张佩纶，甲午战争中就成了李鸿章、丁汝昌以及北洋海陆军的众人。在如此舆论和如此的舆论导向之下，“国运之战”的失败者境遇悲惨也就不足为奇，难道就因为他们战败了么？

“假使把找代罪羔羊变成习惯，那么一有错误，马上就有一个‘牺牲品’，这真是一个恶劣透顶的现象。通常这种行为只能表示最高统帅部的无能而已，并使下级完全丧失自作决定的勇气。”——“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话可谓一针见血，每每战败，一线抗敌的将领受到处罚，而缩在后面指手画脚瞎指挥的却平安无事，如此而为的直接后果莫过于“下级完全丧失自作决定的勇气”，从而导致了国家毫无悬念的在下一场战争中继续败北——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罪恶的结果往往都是悲剧性的，在每年少得可怜的四百万两（还是北洋、南洋共同分享的）的经费面前，任何对于战败的北洋水师道德层面以及战术层面的指责都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在那群平日像爱护暖房中的花朵一般维护一颗颗有着十几年“年龄”的开花弹、战时又在陈旧的战舰上——以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在熊熊烈火中一边灭火一边还击的海军官兵们面前，我等后人还有什么资格去指着他们的脊梁骨说三道四？高喊着“金钱买不到强大的国防”的人们啊——又会有几个人会检讨到：正是因为作为国家的精英阶层的士大夫的短视、保守和无知，中途掐断了北洋水师的输血管才导致曾经的远东第一舰队停止“成长”并逐渐“失血”、虚弱而亡？这不仅仅是北洋海军的悲剧、亦是国家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举国上下虽然对北洋海军寄予太大的期望，但是却没有给予他们和期望等值的支援，但是却要这支海军承担国家和民族战败后的责任，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母亲只供她的孩子读完初中、停学三年后就突然逼着孩子去参加高考，在孩子毫无悬念的落榜后却指着孩子的鼻子大骂：“你为什么读书不用功？”北洋海军的责任是没有为国家和民族带来国运之战的胜利，而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没有从硬件和软件上为他们的海军创造赢得国运之战的条件，两者的责任孰轻孰重自是一目了然的事情，然而北洋海军的悲剧就在于承担了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不应该但负的责任、更承受了太多随之而来的诽言谤语。难道就因为他们战败了么？

英国记者克宁汉说过：“当尊重被命运抛弃之人。”如果想要客观的去评价某段历史，那么最起码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尊重这段历史，尊重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不论其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如果带着情绪去看待历史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情绪在赋予人们爱憎荣辱的同时也如同有色眼镜、蒙蔽了人们的双眼，干扰着人们对事物的判断。面对失败者，真正伟大的统帅会给予失败的对手以充分的尊重，学会尊重失败者才会更好的从他们的失败上获取经验、汲取教训，我们一直把以史为鉴挂在嘴边，但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尊重一段历史、那如何能去冷静的分析历史的胜败得失，如此又如何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尊重被命运抛弃之人，因为他们也曾奋力拼搏过——力竭而俘的西汉名将李陵；死守钓鱼城数十年而降的钓鱼城军民；血战衡阳四十七天弹尽而降的方先觉；以及1895年的暴雪中几乎打尽最后一颗炮弹的北洋海军官兵们。后人需要尊重曾为国运奋力一搏却失败的战败者，因为他们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