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授予十八路军的军衔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军未能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当时我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有些高级干部还佩戴过缀有金星的中将、少将领章。而且，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年代我军还曾两次酝酿在全军范围内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里许多中共产党员都有军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武装，许多后来的我军将帅当时都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且都有军衔（时叫军阶或阶级）。譬如朱德就曾有过中将军衔。从近期发现的朱德亲笔撰写的一副对联中可以看出，朱德授中将的时间是在１９２２年春之前。１９２２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的杨廷材要回云南老家为母亲祝寿。他的好友——即将赴欧洲留学的朱德知道后，挥笔写下对联一副，上联：片瓦传千古，下联：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很快请人将此联用行书书写并镌刻在一块大石碑上。后来，朱德从欧洲留学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５日，授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规定，是沿用了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加衔制度。陆军中将符合晋升上将条件者，因受员额所限可先加上将衔，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待上将空出缺额后，再从中将加上将衔者中择优正式晋升上将。在国民革命军中，授过将官军衔的中共产党员至少有２０人。他们是：

中将加上将衔：

刘伯承，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五军军长（未就职。１９２７年４月撤）；

贺龙，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５日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１９２７年８月２日撤）。

中将：

郭沫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１９２７年７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１９２６年１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１９２６年９月８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林伯渠，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６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

叶挺，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李之龙，１９２６年３月任国民政府海军局党代表兼代理局长；

刘伯坚，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周逸群，１９２７年７月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等等。

少将

孙炳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季方（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萧劲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

刘志丹（国民革命军平凉甘军新编第十三师十一旅旅长）

蒋先云（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追授陆军少将）等１０余人。

他们的军衔，都是在南昌起义前获得的，即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之前。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后，许多国民革命军军官放弃了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了将校呢军服，换上了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被称为“红军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对联，生动描述了红军将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夫待遇完全平等。”

抗战初期

抗日战争初期，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从１９３８年３月八路军一二○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均为中将；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团团长张才千、一二○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就是所谓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可以看出，当时至少旅级干部的军衔是公开的。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因未普遍实行，而且只是在抗战初期有过记载，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我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神州四处燃起抗日烽火的形势下，叶挺临危受命，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

由于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１９３７年９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按国民政府的规定，中将的月薪为１６０块大洋，而周恩来却被特准享受每月２４０块大洋的上将待遇。但周恩来律己甚严，每月领到这笔“巨款”后，都一文不留地作为党费上缴，自己也和长江局其他同志一样，过着与延安一样的供给制生活。

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１９３７年９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

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军打交道方便，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在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在抗战期间，还有一位外国女性获得了军衔。她名叫王安娜，是一位哲学博士。年轻时，她积极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不畏强暴，曾两次被捕入狱。后来，她和一个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了婚，并双双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的抗战斗争。１９３９年４月，周恩来亲自任命王安娜为八路军少校，负责从重庆到贵阳这条八路军接受国际红十字会药品和补给物资的“红色交通线”。王安娜在抗日斗争中机智勇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军衔的外国女性。

抗战胜利后，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中共代表均有军衔

１９４５年９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驻我国东北的苏联红军要求我党派负责干部去沈阳，协调苏军与我方的行动。党中央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６位同志担此重任。考虑到苏军有军衔，我党也给这６位同志授了军衔：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下了任命书。前些年，有些书刊摘转文章认为“这６位同志是最早获得我军军衔的人”，此说显然是不确切的。这６位同志中的伍修权，早在抗战之初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时就被授予过上校军衔。

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底，面对中国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局势，美国总统杜鲁门调整对华政策，派已经退休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军事调停，并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即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为避免军事冲突，在军事三人小组的领导下，１０月底在北平着手筹备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由美方委员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１２月初，军调部正式成立，地点设在协和医院，下设３８个执行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由于张治中的军衔是二级上将，为体现对等原则，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任）。《周恩来传》中，有一张周恩来于１９４６年５月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正挽起裤腿立于河边的水中，上身穿的是国民党将校呢军服，戴上将领章。

按规定，军事三人小组各方可各带一名将军和一名翻译，各自组成三人代表团。中共方面参加的将军是中央军委一局局长童陆生，这是他第二次佩带少将领章。早在１９４０年时，他就在第十八集团军军事高参室任少将高参。

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工作，我军参加军调部工作和派驻各地的军调部代表，也都被授予军衔：

中将：

叶剑英，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

罗瑞卿，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

饶漱石，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少将：

李克农，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张经武，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参谋长；

宋时轮，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

李聚奎，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处长；

耿飚，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

军调部四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黄逸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

许光达，军调部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韦国清，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赵尔陆，军调部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另外，伍修权、方方、黄镇、段苏权、陶希晋、黄华等也被授予少将军衔。

上校：

驻淮阳代表韩念龙、驻德州代表符浩、驻朝阳代表李逸民等。

据当时驻朝阳代表李逸民后来回忆：“在热河有承德、赤峰、朝阳三个小组。朝阳军调小组是１９４６年３月建立的。……国民党代表是马上校，美方代表是海军上校汉夫。３月的一天晚上，在北平翠明庄招待所，军调执行部我方参谋长罗瑞卿对我说：‘准备让你到朝阳第２６小组任我方代表，军衔是上校，今晚就打扮起来，明天去协和医院同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开会就算到职了。’又让我去找李克农同志谈谈。”

１９４６年７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解散。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参加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相继撤回，他们的军衔也就自然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