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就是一切吗？——孙中山日本筹款记

（六）《中日盟约》事件

1913年2月，孙正式访日。18日大隈出席日本邮船会社的招待会，并发表演说，称孙“为政治革命之大成功者，而愿献身于铁道事业，此虽世人所泽，而余之敬服惊叹孙君，谓其有英雄非凡之眼光，即在于此。”孙致答词，宾主至为欢洽。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流亡日本。1914年，第二届大隈内阁成立，孙为联日反袁，对大隈寄予厚望。5月11日，孙致长函于大隈，促其“助革反袁”。

早在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大隈重信

一、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二、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三、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四、“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孙中山抛出如此筹码，竟也难打动日本首相。因为在日本看来，依靠已经统治着全国的袁世凯，比起指望形单势孤的孙文一伙显然更加实惠。孙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压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

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个秘密不慎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无，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内外疑谤丛集，真伪莫辨，亲痛仇快，而祸根却在孙文的作为。”

8月21日，孙中山走访过头山满。头山满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孙。孙中山通过头山满争取日本政府支持的行动宣告失败。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

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了《中日盟约》。

《中日盟约》规定：在军事上，“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在政治上，“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在经济和实业上，从事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在外交上，“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3月15日，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因此，日中应“有巩固之同盟”。“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

孙文等对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满，是日本不以孙文一伙为主要合作对象，而“对无诚意之敝国政府始终一贯持续执行强硬之交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实在可悲……远离日中提携这一最终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遗憾至极。”

一纸《中日盟约》，葬送了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的独立。实在不能说是理智的！

（七）让渡“满蒙”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

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和中共党员高崇民写道：“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

袁世凯去世后，孙中山在广州举起了护法大旗。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一旦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年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类似的记录共10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如果日本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灭满兴汉”的主张虽然有些偏侧和狭隘，但多少还有情可原；但“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的论调则实在是荒诞不经！

以分裂国家、割裂同胞为代价的“革命”，实在是对革命的侮辱。孙中山的这些言论，无疑值得反思。

（八）旧情难忘

对于曾经赞助过自己的人，孙中山念念不忘。他曾说：“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冢为最。”

毛泽东会见久原房之助

实业家久原房之助是日军参谋总部与外务省和孙中山联系的中间人。1916年2月20日，久原付给孙中山一笔70万元的借款，孙签发了一张收据，保证了他对于“东方和平和中日友好”事业的献身精神，并且答应这笔借款或者由共和国政府偿还，或者由他本人偿还。3月8日，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从久原那里拿到了20万借款，他在印有中华民国海军部抬头的便笺上写了收条；8月16日，孙和王联合收到了一笔30万元的借款；4月8日和27日，孙收到了两笔额外的10万元借款。通过久原，日本政府借给孙和王140万。一直到1965年去世，久原都保留着这些收据。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犬冢信太郎先生拿出大批资金，支持同盟会印刷发行了《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义饷凭单》背面印有的“要则”为：

“（1）（同盟会）本部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起见，特发行此义饷凭单，分百元、伍拾元、拾元、伍元四种。

（2）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

（3）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通用。

（4）本凭单得由所有者转让他人。

（5）本凭单发行时，盖有三印为据，如未盖印及印迹不符者，作为废纸。”

正因为发行了这套义饷凭单，才使同盟会本部及时筹集到资金，解决了革命经费之急需。孙中山对此至为感激，1918年春，他致信犬冢先生：“犬冢仁兄有道： 新春想贵体安和，潭第多祥为颂。敝国改革事业，实东亚和平之基，忝以志同，诸承鼎力，至今心感，莫可状喻。时局变化虽多，大体日趋良好，西南内容虽复，护法则出一心。纵吾曹理想之实现尚遥，而惩戒叛人，使国民知法力胜于武力，保护约法之尊严，则实现当不远矣。耑布，即请大安。 孙文启 一月二十一日”

1915年1月，犬冢信太郎向孙中山提供13万日元。三月，又追加5000日元。据说，犬冢信太郎提供给孙中山的财政援助总额达五六十万至一百万日元。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陈炯明在《闽星半周刊》第１卷第８号发表《孙中山没有革命专利的成案》中说：“革命两个字并非孙中山的别号”，“革命的事业是牺牲的，不是利润的”。或许，竞存的这段话有些义气用事，但确实发人深思。

　 大凡历史人物，就像坐在时间的秋千一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荡，或者纯洁无瑕，或者一无是处。这种唯意识形态马首是瞻的历史观无形中抹煞了历史的真实，偏离了历史的轴线，导致了思想的混乱。

无论你是否承认，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评价，远没有盖棺定论。关于孙中山的一系列借款行为，美国史学家韦慕庭的评价可谓中肯：“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