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1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冲突的直接双方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部队和新四军直属部队和皖南部队，冲突中，新四军直属部队和皖南部队遭遇沉重打击，所部9000余人中，约有3000人战死，4000人被俘，仅有不足2000人突围。
皖南事件的爆发，在国内国际都有极大的震动，对于此后抗战的形势也有极大的影响。那么究竟为什么会爆发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责任人又是谁？本文试图通过一些当年的文件和记载，对此作出分析。
1、新四军的建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９月２２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同时提出四项保证：中共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个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根据抗战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并任命叶挺为军长，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总兵力约一万余人，编入顾祝同第三战区的战斗序列。
然而，新四军从建军开始，就不同于其他第三战区武装力量，由于此前土地革命时期双方的激烈对抗，新四军所部与第三战区其他国民政府武装势同水火，甚至到各地游击区通告中共中央决定的陈毅都险些为当地中共游击队视为“叛徒”处决，可见当时双方关系之紧张。
此外，叶挺的任命在新四军内部乃至中共内部也形成了严重的矛盾。国民政府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并未事先征求令中共中央的意见，此举令中共中央非常警惕。中共中央一面向远在山西的周恩来询问原委，一面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张云逸、叶剑英，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后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因此要特别警惕国民党的阴谋。”
而叶挺本人事先也毫不知情，在接到任命后立即赶赴南京面见叶剑英等中共代表，请求中共中央能给他明确的意见。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秦邦宪、叶剑英询问新四军隶属关系及叶挺情况如下：“（一）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二）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电报并说：“如上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
显然，当时中共中央中对于叶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由于叶挺曾脱离中共达10年之久，尽管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对其固然仍持有保留的信任，但同样有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对叶挺并不信任，甚至有很深的成见。
11月3日，叶挺抵延安。由于毛的支持，叶终于接受担任新四军军长的任命，并向中共中央明确表态“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
根据前文记载，毛是支持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但中共中央最终决定的新四军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当时商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编制等项事宜由叶挺向南京提出。但在关于新四军成立的文件中，对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都作了明确的安排，惟独没有叶挺任军长的文字。
而项英等人显然是当年“二十八个半”在党内的主要掌握军事力量的代表，而新四军的位置和在党内的领导序列恰好使之必须服从“国际派”掌权的长江局——新四军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以毛为代表的“本土派”和以陈绍禹为代表的“国际派”的矛盾，为后来皖南事变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2、新四军的发展和内部矛盾的升级。
新四军建军虽然在1937年10月，但由于各游击区分散，组织力量花费了大量时间，真正开始作战行动已经要到1938年夏秋了。
1938年9月，新四军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游击支队东征，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1939年1月，在竹沟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挺进，先后与豫南、鄂中、鄂东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辖5个团队和3个游击总队。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1939年5月，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新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第1支队派出第6团向苏南东部发展，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直抵上海郊区。
1939年9月，江抗西撤到长江中的扬中县与挺进纵队合编，并向苏北发展。10月，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在扬州以西改编为苏皖支队，打通了与第5支队的联系。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这一时期，新四军还增加了两支部队。
1940年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八路军应派部队与新四军合力发展华中的部署。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和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先后越陇海路南下，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第4纵队执行向西防御任务。第5纵队执行向东发展任务。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10月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后，与南下支援的八路军第5纵队会师。11月，在江苏海安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留在苏南的新四军第2支队领导机关，组建了新的江南指挥部。
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新四军确实与相当数量的日伪军作战（主要作战对象为伪军）先后建立了豫皖苏、豫鄂等根据地，至1940年时，部队数量已经发展到近十万，形势对新四军似乎非常有利。
但在形势大好的表面情形下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危机既存在于新四军的外部，更存在于新四军的内部。
从新四军集结开始，叶项两人在部队发展的方向上就存在根本矛盾。根据本朝官史记载：叶挺认为新四军应挺进苏南敌后创建根据地，东进北上开展游击战争，这一主张得到了毛和部分领导的支持。但项英则意图南进，建立以天目山、黄山等为基地的“三山基地”，与以毛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战略方针背道而驰。
而中共军队组织严密，严格执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体制是党委负责制。叶挺虽然是军长，但因其非中共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也无权阅读党的指示和文件。即使是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也是先直接发给项英，再由项英口头传达给叶挺，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手中。而项英本人恰恰对叶挺担任军长一职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更对同意此决定的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深表不满。
项英也确实有不满的理由，尽管叶挺是北伐名将，资历颇深，即便在中共内也少有人能与之比较，但项英的资历却更老。
前文已经指出，中共内部相当部分领导干部对叶挺是极为不信任的，项英恰是其中一员。项英的资历堪称中共元老，其不仅为最早期的那批中共党员之一，且一直为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并富有实际斗争经验。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在瑞金成立时，毛虽为中央政府主席，项英为副主席，但项却是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党内职务在毛之上（1934年1月经共产国际认可的另外六名是：博古，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陈云和在莫斯科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的陈绍禹）。且因为富田AB团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两人观点迥异，关系非常紧张，在罗明事件等后来中央一系列针对毛的“肃反”行为中，项都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在长征开始前，项仍坚持将毛留下。而在最终毛参加长征，而项留在南方八省后，南方八省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除陈毅等少数外，大部分领导干部对项非常熟悉，而对毛则颇为陌生，新四军内基本上成为项的一言堂。因而，其对叶挺初始尚能保持表面尊重，但随着双方对于战略目标根本性分歧的浮现，项英开始以“党领导枪”的原则为由，逐渐排斥叶挺。
仅举几个电报为例：
1938年1月，项英致电长江局，并转中共中央汇报与国民党方面就经费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新四军整个经费每月只批六万元，其他补充均未批示。如此每月不能维持其军伙食实数一万余，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鉴于此，他在电报中建议中央：“请你们对于新四军问题设法直接交涉，易于解决。”
3月18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称：在与三战区交涉新四军向敌后挺进路线和防区等问题时，“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为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辣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
4月29日，项英关于新四军的战术原则及先遣队出发致电毛泽东等，电报内称：“总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给予我们的任务详前电和屡次以命令强迫执行，显然是将我们送出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加以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使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
这些电报仅是其中部分，但通过这些电报，可见项英对中共中央委托叶挺代表新四军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而未让自己出面极为不满，更对叶挺抱有明显的不信任和排斥的情绪。
而在具体工作中，项英更利用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将叶挺架空。陈毅后来回忆中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军长不信任、不尊重，不让他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包办到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曾任新四军司令部副官处科长的叶钦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说：“（项英）说叶挺是大革命的逃兵，将参谋处机要科、作战科控制在自己手里。重要决定、中央文件往往不让叶挺知道。”曾长期担任项英警卫工作的郑德胜在回忆资料中说：“毛主席于5月4日对中共中央东南局写了指示，批判了项英等的右倾错误。叶军长得知中央5月4日有个指示，问项英：‘怎么还不传达？’项英却说：‘这哪里是什么指示，是不点名的批判。’”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也写道：“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加强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
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不尊重更影响了一大批新四军将领，这些人或由于曾和项英战斗在一起，或受项英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影响表示出了对叶挺的不信任、不接受。正如原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所讲：“我们过去对叶军长是不够了解的，既不尊重也不够信任。”
从另一方面看，叶尽管受到东南局、长江局的抵制，但叶的战略构思却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也就得到了新四军江北的陈毅、粟裕等部队的支持。这些部队服从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加之陈毅在南方的威望，与项英控制的新四军军部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叶挺的支持者。但这些部队距离遥远，且在长江局、东南局没有大的发言权，对叶的实际地位没有太大的支持力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无论是在军事决策还是战斗指挥都常常处于无权的地位，其军长职务形同虚设。对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项英都当成“党内机密”来处理，完全不征求叶挺的意见，而基本上是由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参谋长等定夺。叶挺一度被迫向蒋辞职，负气出走广东（1938年10月），经周恩来等百般挽留才收回辞呈。为解决叶项间的尖锐矛盾，1939年1月，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提出让叶挺仍回新四军的建议时指出：“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但叶返回后，情形并无改善，叶不得不又于1939年10月再次离开新四军，出走澳门至1940年夏。
而1940年夏天，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后，再次出面说服叶挺顾全大局，回新四军任职，不久，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到重庆将叶挺接回皖南新四军军部。但情形仍没有根本改善。李一氓在回忆录说到：“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军部，以后不再回来，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
从后来的发展情形看，叶项不和作为表象，意味着新四军内部已经形成了实质上的裂痕，这种裂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战事，是皖南事变的爆发的内在诱因。
3、新四军的外部环境与危机
前文已经叙述了新四军的快速发展和良好局面，并提及了新四军在抗战初期的一定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主要受中共长江局管理的新四军此阶段最主要的打击对象仍然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属下的各部队，尤其是“黄桥事件”，导致国民革命军韩德勤部精锐损失超过万人，更致使此前一直控制在国民政府手中的黄桥仅仅三个月后即沦入日寇手中。
国共双方虽然曾一度密切合作抗日，但这一合作很快即为双方接连不断的冲突所削弱。而最终宣告合作基本上结束的正是两个事件，一为北方八路军造成的“深县事件”，另一即为新四军造成的“黄桥事件”。而后者更是导致此后皖南事变的直接原因。
深县事件一度为本朝早期官史称之为“深县惨案”，并将责任人推到国民政府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头上，然随着近年来对抗战史料研究的深入及官方民主进程的发展，所谓“深县惨案”早已不攻自破，为史学研究者证明了真正的责任人。然“深县事件”虽然挑起了国共双方大规模冲突的开端，但毕竟遭遇攻击的只是“民军”，并非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因此国民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并未深究，而是采用了冷处理的方式。
但是，“黄桥事件”则远较“深县事件”影响更大、性质也更为恶劣。因为在这场冲突中，新四军歼灭的已经是国民政府中央嫡系的正规军了。
在本朝早期官史中，一直声称黄桥是“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重要战役。”然而，不仅台湾学者，近年来许多大陆史学研究者都提出了一个极为尖锐、令官史无法回答的问题：新四军防区早已明确规定为安徽，而黄桥则在江苏，是韩德勤部的防区，怎么能在韩德勤部的防区“反击”韩德勤部队并歼灭其万余精锐呢？！近年来官史对新四军战史日益冷淡化，或许也是对这一问题的非正面答复。
回到当时，从中共中央此阶段向全党全军下发的指示即可明确看出原因，毛泽东在1940年5月4日早已明确向新四军等各部队发出了指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其中尤其列出了韩德勤部的问题：“（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
这里实际上已经显现出问题，驻防安徽的新四军为何会在苏北、苏南、淮北、鄂中和鄂东与国民党部队爆发战事？！考虑到不久之后（7月）新四军即以突袭的方式一举攻占黄桥，答案不问可知。
毫无疑问，无论此前国民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对这些冲突冷处理，这时候也不可能在装聋作哑了。蒋介石乃向何应钦、白崇禧发电如下：
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秦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百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河北“深县事件”和第一次“黄桥事件”后，国民党内无法容忍中共的袭击行动，在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严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此时由于深县事件和第一次黄桥事件而在舆论上极为被动的中共已经判定，国民党可能会实施报复，同时为争取舆论主动，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以下是部分当时的电文：
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电
叶、项、胡服、陈毅、雪枫：
一、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韩进攻陈毅部队，被消灭二千余。另有顾、冷一师到江边还有北渡增援韩之模样，而李品仙等也可在策应，但是次要的方向。
二、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不[有]可能，也不（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口决心移皖北，由四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
三、苏北以全力击退韩之进攻，解决韩部。对顽方之李品仙、何柱国（5），等力求和缓，惟同时应注意日寇之“扫荡”。日寇有可能配合此磨擦，四出“扫荡”我华中地区。
四、苏南新四军部队，应以游击战争坚持原地区。
刘少奇关于军部应速北移致叶挺等电（1940年10月9日）
叶、项并报毛、朱、王：
一、桂军（2）三个师已由五战区开大别山。另据立煌（3）来人谈，鄂北东到有中央军，立煌亦到有中央军两个师，只据守据点。淮南路附近之吴山庙、高塘集到桂军一个师。
二、据确情息，李品仙在重庆令各部将于最近向皖东大举进攻。因我军在苏北之胜利，使津浦路东西直至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实为顽固派不能坐视之事。现我在皖东兵力薄弱（因四个团东进），且部队未整训好，在屡次战斗中伤亡数目甚大，棉衣未作好，今年路西灾荒我中心区又十分严重，故在顽固派大举进攻下只能以游击战争坚持，原有阵地不能巩固。
三、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阵地即用游击战争坚持，如不可能坚持即放弃亦可。因我如能巩固皖东、苏北、鄂北广大地区，使之民主化，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指挥部暂时不能北移，希夷同志及若干人员是否可以首先北来？如何处理望告，二、四支队及游纵如何策应亦望指示。
10月11日 项英关于皖南情况及军部北移困难致毛泽东等电
毛、朱、王并告胡服：
齐亥，电悉。“扫荡”皖南敌军被我追击，已向青弋江下游退走。希夷尚在泾县，明日回部，讨论后再作详报；现在我军已积极布置准备。最近三十二集团军指挥部移宁国，新增来八十八军（原在上饶）两个师，行动布置已至绩溪、宁国一带。附近友军（总共八个师）不久前曾有军官会议之举行。地方政府传说正在开会，显系战备，正从各方布置。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也不便移三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以便与三支地区连成一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
刘少奇建议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巩固华中致毛泽东等电（1940年10月12日）
毛、朱、王：
一、据各方情报，蒋、李将大举向皖东进攻，并有桂军两个团即将进入无为县讯（原无为有桂军一两团），江南军部北渡道路可能被切断。
二、现皖东兵力薄弱，在顽方进攻下只能坚持游击。我因苏北百事待办，拟即日去苏北。而张、邓（3）两同志留路西，一老一新，在情况紧张时亦不无问题。
三、前次建议江南军部及三支队即速北移（因移苏南已不可能），你们意见如何？我意应速下决心放弃皖南阵地，或以游击坚持皖南，而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否则华中、华[皖）南均不能巩固，于我不利。除华北外，如我再巩固目前华中已得阵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下相当的保证，时局的好转亦有相当的保证。
四、目前华中部队仍过少，屡次作战，伤亡减员甚大，且未经过长期整训。地方干部更少，华北干部事实上不能到达。军部现有大批干部，并有工作能力的机关在皖南，又没有很多工作可作，故为巩固华中，应付磨擦与“扫荡”，军部及三支均以即速北渡为有利。望考虑速决电叶、项，办理。
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
然而，就在此期间，第二次黄桥事件爆发，本朝官史通常称之为黄桥战役。
黄桥战役的爆发几乎是必然的。从政治上说，国民政府7.16的《中央提示案》已经为进击黄桥做好了准备；从军事上说，失去了黄桥防区的韩德勤部，其征兵、粮饷都遭遇严重困难。且韩德勤部规定防区原本就在黄桥，是被新四军偷袭而丢失，其返回驻防区显然属于正当行动。且三战区各部队原本与新四军之间即有摩擦，新四军违令跨防，袭夺黄桥显然是让三战区各部均有怀疑。
摘录两份新四军分别发给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电报如下：
1940年9月22日叶挺、项英关于国民党军有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企图致毛泽东等电
毛、朱、周、叶：
战区近来对我外表缓和，而实际加紧限制。缩小我在皖南活动地区，将友军靠近军部附近，形成包围，并密令友军以实力对实力，组织对组织，公开对公开，秘密对秘密，来打击和摧残我军周围之地方与群众组织，强迫接近我分子自首。停发我军弹药、器材（已有半年之久，四个月经费至今未发）。近日加调一四四师开入军部与三支队之间的地区（青阳以东中山镇、乔木湾、何家湾、六里丁、戴家汇），大构筑工事，双方步哨远则不过三五里，近则二三百米突。该师师部与军部仅隔一个山，并有一部已入三支作战地区，在名义上为布放水雷与袭击长江，将我军作战地区划入该师范围。一0八师近有一个团开到泾县及军部以东地区，并诡计有可能派队进驻章家渡。该地区如此。一四四师、五十二师，一0八师一面将三支与军部截断，一面形成对我紧密包围。友军之一切移动和战区作战行动并未知道，也无通报。目前三支与友部之地区回旋甚小，特别在敌“扫荡”时，三支无法回旋，有被夹击之危险。我交涉抗议，彼则敷衍或不理。估计以目前局势，特别两党谈判之际，彼尚不敢公开向我进攻。但此企图和举动，显然系对敌人不作实际进攻准备，在形势突变中以便于随时对我攻击，使我困难防范与作战。前曾经联合要求重划作战地境，划清我友防地，均未理。当继续交涉，估计无成功。我军除严加戒备和遵守严格自卫立场外，但此种对峙形势恐难避免冲突。此情是否请恩来直向蒋、何提出抗议，并划分作战地境，以避免冲突。如此，在将来冲突时，以免彼方造谣责我。同时，请给以对策指示（请延安即转重庆）。
1940年9月25日叶挺关于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制造磨擦致蒋介石、何应钦电
重庆蒋委员长、何部长：
窃五十二师与职部戍区密迩，纠纷叠出。前奉钧座电示，宜以大局为念，互让互助，职勉力奉行，无敢违怠。而该师殊未能仰体斯旨，仍不断向我军进行威胁。近如：
（一）职部兵站第三派出所（泾县东之马头）遭该师强令迁移，该站迫不得已让出，后撤十余里。二日该师又派兵一连强进住屋，遂使该派出所不能执行职务。
（二）该师近两月来，时以演习为名，多至一团，少亦一连，于职部驻地附近进出不已，民心为之惶惑不安。
（三）职部通信、采买人员于南陵、泾县区内，虽服装整齐，证件备具，仍遭其扣押毒打。近有职军职员在南陵旅社中被其毒打禁押，且强污以押娼之名。
（四）该师近于南陵、繁昌境内，多次召集民众大会，公开辱骂职军为匪军、异军等。以上种种，虽遵转托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前往晤商，要求制止，而多诿为语误，变本加厉，后果堪虞。职迫不得已，谨电呈明，伏乞转令制止，实为万幸。
职叶挺 有午
两份电报非常清晰的表明，7月的第一次“黄桥事件”已经使得新四军和第三战区走到了近乎决裂的地步，双方此时已经矛盾极深，冲突迫在眉睫。而9月30日，韩德勤部试图收复黄桥的尝试被新四军彻底击溃，韩军精锐损失达1.1万余人。由此开始，各地都普遍出现了分属国共双方势力的冲突，其激烈程度、规模都远非抗战初期能比。
如果说1940年10月，韩德勤收回黄桥防区的努力还勉强能算是韩德勤挑起战事的话，那么曹甸战役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国民政府一方的责任了。童年11月29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第，2纵队和八路军第5纵队一部约10个团的兵力，分3路向曹甸地区韩德勤部发起进攻，首先攻占了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诸点的包围。12月13日总攻曹甸。15日突破其前沿阵地，韩德勤军伤亡惨重。而东北军第112师由车桥南援未成。但韩军顽强死守，新四军和八路军对曹甸屡攻不克，转而采取持久围困的战术，历时达18天。韩军虽最终守住了曹甸，但损失高达8000余人。至此，原本曾长期与日军三个师团周旋，保卫黄桥及周边地区长达3年之久的韩军所部精锐基本打光。
4、皖南事变前国共双方的活动
黄桥、曹甸三次冲突，使得国民党第三战区再也无法容忍新四军的行动，双方全面战斗一触即发。鉴于抗日统一战线有彻底破裂的危险，何应钦、白崇禧随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如下：
…… 因此，又证明兄等来电所谓编制方面，因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因而超过原来编制，现在有五十万人之说者，果指此而言乎？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员？若本无此数，而漫为虚报，则法定编制尚应剔除缺旷，更无不经点验而滥发之理。苟有其一皆悖抗战建国，统一军政之原则。 …… 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最后，且不惜将抗战有功之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与该战区抗战有功之国军各部，均予调开，而如提示案中所示，准予玉阶兄指挥冀察区内军事指挥之大权，俾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全数集中该区域内，得有广大之作战地域，尽量发展抗战之功用，并免与友军杂处，根本消除所谓摩擦之因素，藉使全国各军，同仇敌忾，无所牵制，得以各对当面之敌，专心作战。中央之所以维护兄等所部，委曲求全，盖已无微不至矣。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对于国民政府的激烈反应，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中共中央此时对时局的发展相当担忧，在黄桥战役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然而，新四军仍然迟迟不动。
国民政府在迟迟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开始对中共的目标产生怀疑，1940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这已经是蒋介石最后的耐心了。该电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同，并再次警告新四军方面，但已被架空的叶挺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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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龙骑士统帅 在第165楼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国产AK47 在第154楼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