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曾国藩以及湘淮集团的以儒治军哲学

曾国藩以及湘淮集团的以儒治军哲学

与封建社会的所有读书人、士子一样，曾国藩有着强烈的求功名的欲望，建功立业，货卖帝王家，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了。曾国藩出身寒门，自幼就立下宏愿，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所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鸡变蛟龙”的诗文，充分的展现了他的不甘平庸的远大志向。

左宗棠在年少的时候，也是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买灯油，只好借月光苦读，罗泽南业自幼立下了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志愿。曾国藩等湘军头领恰好就生在清朝衰弱之际，列强侵华，国家不能自保，国内又风雨飘摇，生逢乱世，国已不国，将所学之术满腹经纶报效清廷，出人头地，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曾国藩等人对日趋严重的内外危机，尤其是对官场腐败所造成的政治恶习，非常不满，也对不断爆发、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深表忧虑。客观上，它们承认农民的起义时由于官吏的腐败、苛政造成的，也对农民的苦难非常了解。但是，这并不能表明曾国藩等人是同情农民的，它们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所谓为国忧虑。它们作为清朝政府皇权的维护者，长期追求报效朝廷，食受朝廷俸禄，自然会产生要对朝廷知恩图报的想法。在曾国藩的思想深处，认为皇帝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而不是贫苦农民。

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湘军集团中的许多人物都已经是督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了，自身的利益和皇权的是否稳固则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湘军人物大多数出身于书生士子，高级将领几乎都是有功名的士人，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正如曾国藩所言，湘军将领是“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学者。这批人，自然不同于粗莽的赳赳武夫，他们对于朝廷的忠诚源于内华的性格和精神，受到朝廷的嘉奖和重用，则对朝廷回报之心越深切。可以说，“尽忠报国”是湘军这样一批以儒生起家携笔从戎对清廷的基本态度，清政府也正是利用了他们内心牢固的封建忠君思想，恩威并重，游刃有余的驾驭他们，使他们心甘情愿的接受驱使。他们没有认真的反思，行将没落的清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到底是否已经丧失殆尽。正是由于清朝皇权的这种封建体制，才导致了中国被动挨打、国权沦丧、农民起义不断的局面。湘军集团所殚精竭虑维护的只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封建专制。

曾国藩在对待农民起义的时候，态度是相当坚决的，一贯采取严酷镇压的政策，他为了迅速镇压起义，一方面竭力为地主豪强撑腰，把他们积极发动起来，组织地主武装力量，对抗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制造白色恐怖，残杀心仪起义但尚未起义的农民，让老百姓屈服于湘军的淫威，以尽快恢复封建秩序，维护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自然经济。以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为例，经过了他的血腥镇压，已经发动农民起义被无情镇压，正在酝酿的也销声匿迹，封建秩序得以恢复，地主官绅重新巩固了在城乡的统治，使湖南成为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出钱、出粮、出枪、出兵源。

恪守儒教也好似曾国藩一生之中最持久的信念。湘军选官任将，除了宗族同乡亲属以外，重要的将领多用文人，湘军的崛起就是以曾国藩为核心的一批湖南士人为挽救封建末世、中型王朝、实现小农经济的延续，而起于乡里，并建立和发展起来。他们自幼深受儒教传统文化的教育，对封建儒学的尊崇与领悟程度相当深刻。曾国藩早年师从于湖南籍理学家唐鉴，其学术中理学色彩极其浓厚，后来入京为官也继续苦读研修理学，记录并检讨自己各种不合封建圣道的思想和行为，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圣人所要求的方向发展，逐步体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脉络。

尽管曾国藩等人对理学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丝毫不怀疑，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理学所讲的义理和克己修养，不喜欢空谈妄论，不为读书而死读书，也不为读书而读死书，而是深受湖湘学风的濡染和潜移默化，志趣于学术的经世致用。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清廷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腐败不堪，正好为他们展示自己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

这批人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在日常言行和生活之中，严格遵守儒教古训，注意从小事做起，踏实肯干，曾国藩就以“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作为座右铭。注重用小事磨砺人的意志品质，曾国藩每日黎明必须和幕僚们一起进餐，非齐不食。在对于封建道德和礼教的遵守上，曾国藩可称为楷模，对父母之命，倍加顺从，对子孙族人的要求具体而严格。曾国藩家书中对子孙族人的劝诫内容在当时和后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当作进行礼教教育的范本。

在对于军队的教育方面，湘军人物也普遍采用了儒教内容，曾国藩在操练士兵时，除了每日进行军事训练之外，还要定期对兵士们进行政治驯化，重点是纪律教育和伦理等伟人处事之道。招募兵勇的时候，曾国藩主张“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主要招募年轻力壮，朴实而带有农民土气者为上，油头滑面市井之徒，一概不用。显然，朴实的士兵更容易接受儒家传统的观念。提拔军官的时候，曾国藩始终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只要被他认为是有忠义血性者，不论营兵、书生都可录用，而政治思想无非就是封建的仁、义、礼、智、信、忠、勇等内容。

在管理军队方面，曾国藩借用封建农村社会的基层管理模式来对部队进行管理。湘军的各级官兵均由各级主官层层选拔。具体做法是：“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意营之中指臂相连，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一般来说，上级军官招募下级官兵时，大多考虑自己的亲戚、族人、朋友、乡邻，往往一营士兵大都有一定的血缘或社会关系，整个部队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更重要的还是亲情、友情关系。所以，湘军一般只在湖南招募，友主要是在长沙、宝庆两府募集。如此一来，整个部队在依靠儒教理论教化的同时，官与官、官与兵之间又靠同乡、同事、师生、朋友、亲戚等私人感情和血缘关系相维系。血缘、地缘、政治上的一致，生命、利益上的息息相关，使这支部队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

就这样，一支像模像样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阀武装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曾国藩依托儒学治军，日后为官又依托法学制吏，直至最后告老还乡又保守黄老学说，完成了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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