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三次入侵

两大世界的对垒与文明扩展的“酵母”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

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人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安土重迁，彼此隔绝，具有极其狭隘的地方性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却比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出更为丰盛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可能从基本的生存劳作中解脱出来，去从事冶炼、建筑、水利灌溉、商业贸易、社会管理、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活动。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即汤因比所说的“亲代文明”)都是从定居的农耕世界的文化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子代文明，则都是在这些亲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而衍生出来的。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

　　在公元前2000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这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占的地域非常有限，它们由西向东一线摆开，集中地分布在大约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2］，从而形成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垒。 从地域范围上来看，农耕世界如同文明的“酵母”，被包围在游牧世界的巨大“面团”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这些文明的“酵母”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文明的这种“发酵”过程呈现为时空坐标上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文明范围在空间坐标上的蔓延扩散过程的同时，也就是文明形态在时间坐标上的更迭嬗变过程。通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双向征服活动(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和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文化征服)，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使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区域逐渐联结为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进而使得民族史和国别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更替嬗变，引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种和新性状的产生，最终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

印欧语系游牧者的入侵狂飙

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武力冲击共有三次。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2000纪初叶，入侵者主要是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诸游牧民族。这些操原始印欧浯言的游

牧民族最初生活在黑海和里海周围，从公元前2000纪初叶（甚至更早）开始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扩张。最先是赫梯人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建立了帝国，从而在闪米特语系的巴比伦帝国和含米特语系的埃及帝国之间插入了第一块“雅利安楔子”。不久以后，喀西特人和胡里特人分别从扎格罗斯山区和亚美尼亚高地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前者攻占了巴比伦的都城。建立了巴比伦第三王朝(约公元前1518年～前1155年)；后者则在巴比伦与赫梯之间建立了米坦尼王国。到了公元前2000纪后期和公元前1000纪，欧亚大陆上的印欧语系各游牧民族开始向西、南、东三个方向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在西方，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希腊人(包括爱奥尼亚人、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等）进入巴尔干半岛，意大利人进入亚平宁半岛，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人来到东部欧洲和波罗的海南岸，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则分别深入到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和高卢、西班牙腹地。在南面，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伊朗高原，并先后侵入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起米底王国和庞大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另一支印欧语系的游牧者则取道伊朗高原而冲入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白肤碧眼的侵略者与印度河流域身材矮小、皮肤暗黑的土著达罗毗荼人经过长期的混杂，成为今天印度人的祖先。向东冲得最远的一支印欧人甚至越过了天山屏障。到达中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这支印欧人所建立的国家后来被中国人称为吐火罗或大夏(即巴克特里亚)。

　　“公元前2000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2000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3］这种大骚动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发起第一次大冲击的结果，这次大冲击断断续续地从公元前18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并形成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以后的200年间，在此期间，赫梯人、喀西特人、胡里特人等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入住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和阿卡亚人则冲入爱琴海地区，并在稍晚些时候毁灭了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另一些印欧语游牧者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伊朗高原，向印度和东方的迁徙活动也于此时开始。第二个高潮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前950年间，它的前奏曲是卢卡人、阿卡亚人等“海上民族”对埃及和地中海东岸诸国(赫梯、腓尼基等)的劫掠和入侵，而“海上民族”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侵略说到底又是一支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多利亚人南下浪潮挤压的结果。在这次冲击高潮中，粗犷野蛮而精力旺盛的多利亚人摧毁了由他们的游牧先驱者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致使希腊社会经济萧条、人口流失，各种文化制度瓦解，倒退到一种黑暗的蒙昧状态中。这种蒙昧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诸城邦崛起时才结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赫梯帝国的衰落而留下来的真空地带，很快就由闪米特语系的游牧民族——阿拉米人和希伯来人填补上了；而另一支闪米特游牧者迦勒底人则极力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进行渗透。稍晚些时候，欧亚草原上新崛起的印欧语系游牧者米底人和波斯人也先后趁着这次冲击高潮的余波冲入伊朗高原，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富饶的沃土，并最终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波斯帝国。在印度河流域，此前已侵入哈拉巴文明地区的雅利安人开始了与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和文明化改造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像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的暴力征服活动那样充满了血腥味，但它对于后来的印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四大《吠陀》书和婆罗门教就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见证，它们后来以否定的方式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导致了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复兴。与此同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另一边，来自西部高原的、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从游牧生活方式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化的周民族，实现了对商王朝的政权更迭。而周王朝自建立以后，其西北边界始终受到诸戎狄部落的骚扰，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最终又导致了西周的覆灭，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之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汉帝国的产生。在这些不断威胁中国西北边境的戎狄部落中，有一支就是后来成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第二次大入侵的主力军的匈奴人。

从公元前2000纪初至公元前1000纪中叶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久、成分最复杂、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这场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印欧语系的诸游牧民族，此外还有闪米特语游牧者和中国西北部的诸戎狄部落，而它的承受面则是从西至东分布在旧大陆整个农耕地带上的所有亲代文明国家。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新旧文明的更迭)和文明地域的扩展。从文明形态更迭的时间坐标上看，米诺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夏商周文明等亲代文明灭亡了，古代埃及文明无可拯救地衰落下去，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帝国、古代印度和中国秦汉帝国。从文明域界扩展的空间坐标上看，文明的地域范围从北回归线至北纬35度的狭长地带向北扩展到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今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大约扩展了8至10个纬度。匈奴人的西进运动与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

　　如果说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主要是由游徙于欧亚大草原中部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发起的，那么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主力军却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这次入侵浪潮的矛头虽然也是指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但是其推进趋势却是从东向西的波浪式展开。如同多米诺骨牌运动一样，这次民族大迁徙活动呈现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欧亚大草原上的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被卷入到这场来势汹汹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浪潮中。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到公元后4世纪不间断的西进运动促成了欧亚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西徙，最终导致了整个古典文明体系的崩溃。

　　中国华夏苗裔自商周之时即已与匈奴发生联系。范文澜先生写道：“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狁，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4］先秦史料中有关于武丁伐鬼方、季历伐鬼戎、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宣王伐狁的记载。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活动之地，戎狄族曾多次骚扰周朝疆域，对农耕社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带来了破坏性的灾难。《诗经·小雅·采薇》曰：“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西周与戎狄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就是被戎狄杀死于骊山之下。春秋战国时期，戎狄与华夏列国曾多次交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御戎狄即匈奴人的侵犯，在列国北部旧城墙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并不断地徙谪戍边，以实边塞，构成了阻止匈奴南犯狂潮的坚固屏障。到了秦末，国内烽烟迭起，“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汉高祖平定宇内后，匈奴更成为中国之大患。自高祖至孝文帝，汉朝在匈奴的强劲攻势面前基本上持防御政策。从汉武帝到东**帝之间，汉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派遣大军深入漠北和西域，屡破匈奴，设立朔方郡和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广置边塞烽系统。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部分匈奴(北匈奴)不得不向西迁移，从而拉开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入侵的序幕。

　　在匈奴人的西进浪潮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原来游牧于敦煌以西的大月氏人。公元前2世纪时，大月氏人就迫于匈奴人的挤压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与天山山脉组成的自然屏障进入中亚，征服了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并与当地居民相混杂。公元1世纪中叶，大月氏五个部落中最强大的贵霜部落兼并了其他四部，建立了地跨中亚细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另一支停留在乌浒河(今阿姆河)畔的大月氏人则与西进的匈奴人相混合，形成了哒即所谓白匈奴。公元5世纪初，哒人由中亚南下，侵入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地区，对波斯人的萨珊王朝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最终摧毁了笈多王朝并破坏了“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

　　公元2世纪以后，匈奴人由中亚继续向西，稍后进入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一带。原来栖居于此的阿兰人被迫转向西南，与日耳曼部族中的汪达尔人混居。公元374年匈奴人跨过顿河，进入东哥特人等日耳曼游牧部落的活动区域。野蛮的日耳曼游牧民放抵挡不住更为强悍的匈奴游牧者的强大攻势，在征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许可之后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罗马帝国之所以同意日耳曼人进入其境内，是为了缓解兵源匮乏之忧，企图利用这些勇猛的日耳曼游牧者为其戍边。然而曾几何时，野性未泯的日耳曼游牧者就掉转头来成为进犯罗马帝国的急先锋，拉开了西罗马帝国毁灭的序幕。为匈奴人所迫和继匈奴人之后，日耳曼各部落(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第人等等)以及阿兰人、阿瓦尔人、马札尔人等欧亚草原上的游牧者纷纷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帝国，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古典文明的终结。

　　在东方，汉帝国在抵御匈奴人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虽然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其精力也逐渐消耗殆尽。到了汉代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和诸侯迭起，曾经不可一世的汉帝国终于毁于战乱，而一度臣服于汉朝的南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也乘机再度崛起。公元316年，匈奴首领刘曜夺取长安，晋朝遂告灭亡。此后羯人、鲜卑人、氐人、羌人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胡人政权，形成“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来临。

　　然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故事至此并未结束。由匈奴人引起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和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余波在中国晋王朝、西罗马帝国和印度笈多王朝灭亡以后又持续了一两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元7世纪，西方***文明和中国大唐王朝才从混乱局面中真正确立和重建起来。然而就在这时，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支游牧民族——贝督因人又从农耕世界的南面对刚刚稳定下来的旧大陆各文明中心发起了攻击，从穆罕默德建立***教到阿拔斯王朝崛起的100多年时间里，阿拉伯人把他们的疆域扩大了几十倍，先后征服了亚美尼亚、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萨珊王朝、埃及、北非、西班牙和印度河西岸地区，并严重地威胁着西方***社会和拜占庭帝国，从此奏响了宗教时代文明对垒的新乐章。

　　概而言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根本原因是处于强盛状态的秦汉帝国对企图东进和南下的匈奴人入侵浪潮的有力遏制和坚决反击，而它的历史结果则导致了东起秦汉帝国、西迄罗马帝国的整个古典文明的覆灭。从时间坐标上来看，第二次农、牧世界大冲突和大融合促成了人类文明历史从古典时代向宗教时代的过渡，具体地说，它导致了秦汉帝国、大夏王朝、笈多王朝、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代埃及文明的衰落和灭亡，并且在这些旧文明形态的废墟上促成了一批新文明形态的产生，如唐宋帝国、阿拉伯帝国、西方***文明和拜占庭帝国。从空间坐标上来看，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使得游牧于欧亚大陆上的—部分匈奴人、鲜卑人、大月氏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南的日耳曼诸部族、马札尔人和阿拉伯人进入农耕世界，摆脱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的域界因此又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了约20个纬度。

来自欧亚大草原东北端的入侵狂飙

　　到公元11世纪末叶，当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余波已经完全平息，此前侵入农耕地区的游牧者逐渐放弃自己的野蛮习俗而普遍接受了农耕世界的文明生活方式时，欧亚大陆东北端的广袤草原上又开始酝

酿新一轮的大规模入侵浪潮。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欧亚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人和突厥人，这次大入侵最初采取了日耳曼蛮族对付罗马帝国的方式，即通过充当雇佣军的方式入主宗主国。这种和平渗透的工作是由一支突厥人——塞尔柱人来进行的，他们先是受雇于阿拔斯王朝，后来却成为这个王朝的统治者。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渗透严格地说来只能算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一部冗长而低沉的序曲，虽然潜藏杀机，却并不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这次大冲击的主旋律是由勇猛凶悍的蒙古人奏起的，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率领下，蒙古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横扫了从中国东海到匈牙利的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虽然蒙古人的征服如同昙花一现，为期不长，但这次征服却像噩梦一般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第三次大冲击的压轴戏是由一支信仰***教的突厥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来主演的，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反串了两种历史角色：一方面他们是***教世界主动攻击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批穆斯林战士，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游牧世界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最后一群牧羊人。

　　在蒙古人悄然崛起的12世纪末叶，欧亚大陆的各文明中心都呈现出一派积弱不振和分裂混乱的局面。在东方，宋王朝在辽(契丹)、西夏（党项）和金(女真)的轮番攻击下节节败退，一度不得不对金国俯首称臣，偏安江南一隅。在中亚和西亚，曾经不可—世的阿拉伯大帝国已经分裂为许多分立交讧的穆斯林王朝。在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不仅时时面临着穆斯林的威胁，而且也从假道东征的西方十字军的大肆劫掠中饱受其苦。至于西方***社会，则处于内部的教权与王权之争和外部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的双重困扰之中。因此，当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挥师西侵和东犯时，除西方***社会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文明圈均在蒙古人(以及各支突厥人)的摧枯拉朽的入侵狂飙面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蒙古族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蒙古”一名最初见于邱处机的《西游记》，后为元史所沿用。“蒙古”一词在蒙古语中的原义为勇悍无畏，一说为“银”(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曰：“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白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银。”)。蒙古人早期曾居住于额尔古纳河上游地区，约在8世纪时西迁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的草原地带。1206年，蒙占孛儿只斤部落的首领铁木真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统一了长期处于分散状态中的蒙古各部族，建立了蒙古国，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不久以后，成吉思汗就开始向蒙古族过去的统治者金国发动战争，1215年攻陷金中都燕京。接着又掉头向西，攻打西辽和花剌子模，一直推进到里海地区和高加索；向南跨越帕米尔高原，掳掠了印度的信德和拉合尔。1222年，成吉思汗经由兴都库什山脉返回漠北，顺势灭了西夏，以喀剌和林为都城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蒙古大帝国。

　　1227年，成吉思汗在武功显赫、踌躇满志之时死去，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推行他的扩张政策。拔都、贵由、蒙哥、旭烈兀等相继率军西征，先后征服了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吐番(西藏)、波斯、叙利亚和巴格达。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位，并把首都从粗犷荒凉的漠北小镇喀剌和林移至文明富庶的北京。1279年奄奄一息的南宋政权终于被蒙古人所灭，从此以后，忽必烈潜心经营中国事务，西域的蒙古各部则分裂为几个互不相属的汗国，各行其政。在里海和黑海以北的南俄罗斯地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和长孙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在中亚，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在阿姆河以西直至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旭烈兀建立了伊儿汗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地区，则是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这些汗国大多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联合体，靠着—个强有力的军事统治者来维系，缺乏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行政体系，因此它们后来又进一步分裂为一些更小的汗国。事实上，自从1260年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军队击败蒙古大军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浪潮即已开始走向低落。此后不久，接连发生的内部纷争(如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之间的战争、13世纪末叶窝阔台之孙海都对忽必烈元朝的反叛等等)使得蒙古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到了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蒙古人的征服狂飙已成为强弩之末。

　　到了14世纪，日益萎缩和分裂的蒙古帝国如同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融化。窝阔台汗国早在14世纪初期就为元朝和察合台汗国所兼并；1353年中亚的伊儿汗国灭亡；1368年元朝覆灭，蒙古人被逐出中原；在俄罗斯，莫斯科等公国的王公贵族们从14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拒绝向金帐汗国的宫廷纳贡和效忠，到了1480年伊凡大帝使莫斯科公国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而察合台汗国则长期处于几大汗国的左右夹击之下，一直处于是分裂和积弱不振的状态。虽然14世纪末期帖木儿帝国的崛起曾一度造成了蒙古大帝国中兴的假相，但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一样，帖木儿帝国也不过是夜空中的流星，一闪而逝。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迅速分崩离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主乐章到此结束。再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奏起的悲壮尾声了。

　　蒙古人的征服是人类历史上来势最凶猛、波及范围最广泛、为时最短且破坏性最大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那些身材矮胖、骁勇善战的黄皮肤蒙古人，以其高超精湛的骑术和骇人听闻的暴行，给从中国到西欧的各个农耕文明圈中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蒙古人的征服活动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新文明，但它却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时代。由于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把中国的火药这一伟大发明带到了西方，从而使得后来的凶猛矫健的游牧骑兵再也不能在滑膛枪的密集子弹面前任意地纵横驰骋。而继蒙古人之后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活动，与其说是表现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不如说是表现了***教世界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当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锐利兵锋终于被遏制在维也纳的坚固堡垒之前，或者说当15、16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来临时，整个欧亚大陆已经泾渭分明地被划分为三大块：天山——喜马拉雅山以东是信奉儒家伦理的大明帝国；从印度到小亚细亚直至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是穆斯林的天下，它包括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菲帝国和囊括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直至匈牙利的奥斯曼帝国；在旧大陆的西端和西北端则是西方***世界。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使得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游牧地区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与强大的农耕世界相抗衡了，游牧生活方式一蹶不振地衰落下去。不久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就开始取代了农、牧世界之间的冲突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分散的区域史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

　　最初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渺小脆弱的农耕文明，正是借助这三次游牧民族大入侵的反作用力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文明通过野蛮而“发酵”的过程是如此的顽强和不可抵挡，以至于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越过了公元1500年这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以后，原来如同蔓草一般四处蔓延的游牧民族反倒变得像3000年前的农耕世界一样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了。接下来的历史就是关于新崛起于旧大陆西北隅的工业世界怎样一大片一大片地把汪洋大海一般的农耕世界从地图上抹掉的故事。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 吴于廑先生认为：“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由各种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相互闭塞的历史，发展到有联系以至于密切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史，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它是历史自身漫长发展的结果。”［5］ 从这种发展的世界史观来看，3000年来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冗长的序幕，15、16世纪以后开始的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