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朝是汉族王朝，辛亥革命将很难成功

摘 要：辛亥革命虽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出于中国“异族”统治的形势，为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在“反满”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因各革命团体无不以“反满”相号召：第一，同盟会成立前的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皆以“反满”为革命的主要目标。第二，同盟会也以“反满”为自己的三民主义纲领的主要内容。清廷汉族官僚、主宪派、地主及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纷纷应时加入革命阵营，使清廷迅速覆亡，也是因辛亥革命“反满”。“反满”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利弊兼具，既是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又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但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不失为成功的斗争策略。

　　关键词：反满；辛亥革命；二重性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一场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在民国仍然掌握政权，民主共和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虽挂着“民国”的招牌，实行的却是封建专制统治，“平均地权”的纲领并没有实施，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收到触动，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为何不彻底？学术界多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加以分析，认为客观上是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与强大的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结起来共同镇压革命，其力量远远大于革命力量；主观上是由于领导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挤压中艰难成长起来的，经济上的力量十分弱小，又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割不断联系，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弱性。笔者认为，这样分析确有其合理性，能使人把握根本，但若不结合其纲领来分析，毕竟不能使人明了革命方略的利弊得失，太笼统、抽象，不够深入、具体；辛亥革命是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只有结合其纲领加以分析，才能使人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原因有一个深入而具体的认识，明了革命方略的利弊得失。但学术界结合其纲领来分析的反而不多，对作为革命纲领重要内容的“反满”的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也过于简单，对其二重性认识不足。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虽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出于中国“异族”统治的形势，为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在“反满”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反满”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利弊兼具，既是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又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重要原因。

一、辛亥革命主要是在“反满”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三民主义为纲领，但出于中国“异族”统治的形势，为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在“反满”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这是因为：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是由被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看作“异族”的满族来统治的，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中国历史上又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在清朝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对原先被称为“夷狄”、“鞑虏”的满族俯首称臣，一直心有不甘，总想恢复汉族人的河山。革命，若要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和帝王统治的广大群众往往会认为是大逆不道，不予响应；但若要“反满”，恢复汉族人的河山，则便纷纷响应，即便不予响应，也是担心失败而受祸，并非心中不愿。故各革命团体无不以“反满”相号召。这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同盟会成立前的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皆以“反满”为革命的主要目标。如，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 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成立的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以“革命排满”为宗旨；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等成立的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第二，同盟会也以“反满”为自己的三民主义纲领的主要内容。同盟会的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孙中山又把它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族主义就是“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即就是要推翻满清政权，恢复汉族河山。三民主义中，“反满”的民族主义为同盟会中所有派别所接受，但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很多人却持保留态度。原华兴会的某些人本来就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他们接受民族、民权主义，却反对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被人称为“二民主义者”，原光复会中有些人强调“反满”，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被人讥笑为“一民主义者”。因此，可以说，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反满”是为人所普遍接受的内容，是将同盟会统一起来的基础，是同盟会纲领中头等重要的内容。清廷汉族官僚、立宪派、地主和买办阶级代表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纷纷应时加入革命阵营，导致清廷迅速覆亡，也是因辛亥革命“反满”。

二、“反满”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具有二重性

“反满”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利弊兼具，既是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又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重要原因。 “反满”，一方面动员社会力量广泛投入反清阵营，导致清廷在武昌起义后迅速覆亡，对辛亥革命产生了有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也冲淡了辛亥革命建立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导致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对辛亥革命造成了不利影响。现分利弊两个方面，对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作一初步分析。

（一）利：是导致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是由同盟会领导的，是由武昌起义发端而推翻清政府的。但同盟会手中并没有掌握强大的 武装，武昌起义的规模也并不大，根本无法和太平天国相比。太平天国拥有一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的庞大军队，人多势众，金天起义时即有会众1万多人[1](p82)，极盛时期兵力逾百万，势力波及18个省区，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 而参加武昌起义的新军，开始只工程第八营几十人，后增加到五营[1](p591)，人数不足千人，起义后军权落入原新军协统黎元洪手中，革命党人手中并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军事上根本没有推翻清政府的实力。但历史结局却正好相反，太平天国坚持14年之后却被清廷镇压下去，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后仅历4个多月即将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的清王朝推翻。为何会造成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呢?这和辛亥革命以“反满”为主要目标有密切关系。大家知道，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自然便要求有主体民族的地位和权力，但清王朝是由满族建立的政权，汉人地位低下，在政权中处于从属地位，不能掌握实权（按清朝官制，各部门官员往往满汉并设，如内阁设大学士4人，满汉各二，协办大学士2人，满汉各一，各部尚书也满汉各一，但掌握实权的总是满族官员。），更不能掌握军政大权，且入仕与升迁要比满人困难得多（汉人入仕必经科考方为正途，但满人无需科考，可通过捐笔帖式、袭荫等多种途径入仕，升迁也较易。），故时刻都有恢复汉族河山，由汉人掌握天下大权的企望。这样，那些清廷汉族官僚、立宪派及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虽并不主张民主共和，发展资本主义，但也和清廷有矛盾，不尽心为清廷效力，武昌起义前即通过支持立宪等活动希图限制满官权力，增大汉官权力，武昌起义后，纷纷应时加入反清阵营，使清廷处于孤立无援之境，被迫宣布退位。如，立宪派即是一个典型例子。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多是有科举功名的人物，如张謇为1894年殿试状元，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为进士，郑孝肯为举人[2](p71)。他们虽不主张民主共和，但也盼望汉人掌权，故他们热衷于搞君主立宪，企望实行君主立宪后，由汉人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掌握朝政大权。为此，他们曾于1910年1月、6月、10月三次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但却受到清廷压制，尤其1911年5月，由立宪派干呼万唤而成立的内阁，竟是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13名阁员中，满族占8人，其中皇族7人，蒙古族1人，汉族仅占4人[2](p570)，与立宪派由汉人出任总理大臣、掌握朝政大权的意图南辕北辙。故和清廷的关系陷于破裂，武昌起义后，其控制的浙江、安徽、广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大大加速了清廷的覆亡。另一典型例子就是清廷汉族官僚。他们因在政权中处于从属地位，不能掌握实权，出仕与升迁远比满族困难得多，故也和清廷有矛盾。武昌起义前，他们，如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2](p72)，为改变满族大臣把持朝政的局面，纷纷表示赞成立宪，支持立宪派的活动，立宪派1910年10月的第三次请愿竟争取到17个省督扶联衔入奏[2](p72)；武昌起义后，不少人加入倒清阵营。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在武昌起义后，不去镇压起义，反而宣布江苏独立。袁世凯为清廷中的汉人权贵，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新军。但也和清廷有矛盾，1905年曾主张君主立宪，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名罢免。武昌起义后，他不是应清廷之召，速速“赴难”，而是以种种借口和清廷讨价还价，以谋取清廷大权。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也不为清廷真心效力，而是玩弄两面派手法，以清廷压革命，又以革命压清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谋取临时大总统之职，掌握国家最高统治权。终迫清廷接受优待条件，正式宣布退位。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的满清王朝终告覆灭。

（二）弊：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应打倒地主阶级，建立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但清亡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实际是由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军阀掌权，实行专制统治而不实行民主政治，仍然维持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不平均地权，积极发展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封建势力并没有被真正打倒，共和民主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并没有扫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辛亥革命很不彻底。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这和辛亥革命以“反满”为主要革命目标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应以追求民主共和、发展资本主义为主要目标，但在中国“异族”统治的形势下，辛亥革命实际变成了以“反满”为主要目标的民族革命。广大汉族人士，包括清廷汉族官僚、立宪派、地主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武昌起义后纷纷加入革命阵营，只是为了倾覆满清政权，恢复汉族河山，而不是为了实行民主共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些人在推翻满清政权的斗争中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以功定赏，在中华民国各级政权中自然要占居重要地位，掌握相当大的权力。最典型的便是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因逼清帝退位有功，先是取代孙中山而成为临时大总统，继又作正式大总统，掌握了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权。其权力丝毫不亚于满清皇帝，最后竟欲帝制自为，作中华帝国的皇帝。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这些人也占居重要职位，如原江苏巡抚程德全因较早宣布独立有功，任内务总长；1894年殿试状元、原江苏谘议局长张謇任实业总长；原清朝进士浙江谘议局长汤寿潜任交通总长；原清廷外交高官伍廷芳任司法总长；被革命党人枪逼而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原清军新军协统梨元洪，因有武昌“首义之功”而出任临时政府的副总统[1](p608)。袁世凯之后的历届中央政府也都是由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军阀当政，民族资产阶级从未在中央政府中掌握过实权。如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南北妥协的第一任唐绍仪内阁，虽名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军事、内政、财政、外交等大权完全被袁世凯集团所控制，同盟会只得了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几个闲曹[1](p632) ，唐绍仪内阁后的历届内阁，便更鲜有革命党人入阁。这些清廷官僚、立宪派、地主及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本应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但因辛亥革命以“反满”为主要目标，他们也为汉人，也反满，在倒清斗争中立有功勋，故而成了革命的功臣，在革命后掌握了中华民国的军政大权。他们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缺乏民主意识，饱藏扩权独裁知心，当然不会去真正实行民主共和，而是打着民主共和的招牌，行封建专制之实。他们本身就是大土地占有者，很少投资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利难及己，实行“平均地权”却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为免损己利，不仅在他们掌权时，不可能实行“平均地权”，积极发展资本主义，而且由于他们的制约，即使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发布执行“平均地权”的法令。这样，便造成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总之，“反满”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利弊兼具，既是清廷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又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不过，总的来说，“反满”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还是利大于弊，不失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一项成功的斗争策略。因为倾覆满清政权在当时毕竟是第一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社会根本性变革的前提；如不推翻满清政权，就不可能对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异族”统治实际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条件，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比较容易地调动起社会力量加入反对封建专制政府的斗争；可以设想，如当时统治中国的是一个汉族王朝，那么就很难使大量汉族官僚、汉族地主加入革命阵营，大大增加革命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