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逝世33周年祭

　　他是中国外交之魂

　　《世界新闻报》记者 殷立青 葛怀宇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作，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本报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坚如磐石

　　严厉批评基辛格 中法建交破常规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柔如春风

　　三次披上缅甸服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日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杨桂荣(外交部前西欧司司长)：

　　总理在平等待人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不仅对法国这样的大国，对一些小国也是非常尊重。我记得1973年7月刚果(布)总统恩古瓦比来中国访问时，我担任部分翻译工作。总理非常重视这次访问，同恩古瓦比进行了5次会谈，亲自陪他到外地访问，在飞机上、汽车里、饭桌上反复讲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强调中国重视非洲，珍视中非友谊与合作。

　　稳如泰山

　　巧对美记者提问 为礼宾定新规矩

　　梅光(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

　　谈到周总理的外交技巧，我记得有好几个小故事。解放初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面对这个挑衅性的提问，周总理沉稳地说：“有，在台湾。”仅仅四个字的回答，既客观又现实，令当时中外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支美国产的派克笔，于是便用讽刺的口吻说：“请问总理阁下，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总理风趣地说：“谈起这支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觉得这礼物也的确很有意义，就收下了。”这位美国记者讨了个没趣，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还曾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周总理：“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把脚下走的路叫马路？”周总理机智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马路。”这个美国记者接着问道：“我们美国人走的路都是仰着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低着头？”周总理微微一笑回答说：“有什么奇怪的呢？走下坡路的人总是爱仰起头来，走上坡路的人自然是低下头啦。”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

　　我就讲讲总理在外交上的礼仪吧。有一次，我们到机场送外宾登机，总理站在飞机下面跟外宾挥手告别。正在这时，风雨大作，总理坚持不走，迎着风雨站着，直到飞机滑向跑道才离开。

　　总理一贯重视礼宾工作，他认为交际礼仪的基本要求就是彬彬有礼，不卑不亢。比如说，周总理每一次和外宾握手都是目光炯炯，注视着对方。我曾听说周总理和一个外宾握过手后，过了几年再次见面握手，总理还知道他是谁。

　　最值得一提的是总理倡导进行“礼宾革命”。当时，我们的礼宾规格一些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还有一些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来的。总理认为，这些东西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我们得创造出自己的礼宾。在他的提议下，一些繁文缛节被取消了。比如过去欢迎国宾都是在长安街悬挂标语、彩旗，在大北窑、木樨地竖起来访领导人的画像，有时还要在机场举行几千人的欢迎仪式，这些现在都没有了。

　　同时，总理亲自规定了一些宴会的标准，并改革了国庆贺电的处理办法等，这就把中国的礼宾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具有自己的特色了。

　　他是我们的父亲

　　《世界新闻报》记者 张 晖 刘轶瑶

　　●“周总理是伟大的革命家、领导人，但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这一生没有小孩，但是，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时常这么想。”——程瑞声

　　●“尽管四十余年过去了，但是总理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做梦梦到他。”——范承祚

　　平易近人

　　早起给外国员工拜年 关心下属恋爱婚姻

　　范承祚(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63年岁末，周总理访问了阿尔巴尼亚。我作为翻译随行。当时正值新年临近，总理来到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资机构人员、留学生联欢。跳舞跳累了，总理就坐在沙发上，亲切地问我：“你从哪里来？”

　　当总理知道我是他的老乡后，问我：“家乡有什么事？”我就跟他讲，听说淮安要建周恩来旧居，修周恩来纪念馆。总理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事情不允许。你再跟淮安县委提一提，绝对不准搞周恩来旧居、周恩来纪念馆。在我们国家，只能在韶山，或其他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建毛主席的旧居，不能搞周恩来的，不能搞。”

　　当时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1964年元旦那天，天刚刚亮，大概快7点左右，我听见有同事让我赶快起床。我立即套上衣服跑出来，只见总理衣着整齐、神采奕奕地正迈步走向我们下榻宾馆的大楼梯。这时，下面的大厅一下子灯火齐明，从后台好几个门里走出来一群阿尔巴尼亚籍的宾馆员工，他们有的戴着厨师的帽子，有的穿着清洁员的衣服，站在那里。

　　总理跟他们一个一个握手，向他们祝贺新年，并祝他们家庭幸福、工作顺利。炊事员、招待员、清洁员、洗衣员、理发员、司机、电话接线员还有仓库保管员都出来了，他们想一睹周恩来的风采。让他们感动的是，为了给他们拜年，周总理居然起这么早。实际上，总理头天夜里根本没睡觉。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直到现在，这件事还在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中流传。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我在和周总理交往的过程中，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在1970年12月5日的一次外交部会议上，把我称呼为“我的这位老朋友”。

　　我在1956年到1966年期间，曾给总理当过很多次缅甸语翻译，但是文革期间中缅关系一度中断，我就很少见到总理。

　　在我来看，周总理比我的年龄要大37岁，他应该是作为我父亲这辈的；而且从地位上来说，他是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一名年轻干部。在我的心目中，他每天日理万机，对我应该早淡忘了。但没想到他见到我的时候，却那么亲切，称我为“我的这位老朋友”。

　　除了平易近人，总理还特别细心地为我们翻译人员着想。比如，我们在替毛主席翻译的时候，由于他的湖南口音非常重，周总理知道我们这些年轻翻译不大容易听懂，就预先把毛主席的有些话先翻译成普通话讲给我们听，这对于我们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1964年，周总理到缅甸访问，他向对方介绍他之前访问非洲的情况，在谈到一些非洲国家时，有些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写。于是，他就把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写在本子上给我，直到现在我都保留着，这是总理的笔迹，非常珍贵。

　　还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1965年4月28日，那时我已经从外交部调到中国驻缅大使馆联络处做翻译工作，当时总理在访问缅甸后，准备回国。在机场跟缅甸领导人话别后，他正准备登机，忽然想起我这次是要驻在缅甸，不跟他回去了。他便走回来对我说：“你这次不跟我回国了，我要谢谢你的工作！”还跟我使劲地握了下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总理是个非常细致的人，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令我很感动。

　　总理还十分关心我的恋爱和婚姻情况，今年是我和我的夫人李路恋爱50周年，我的恋爱、婚姻是跟中缅友好分不开的。1956年，周总理为了搞好中缅谈判的气氛，特意带了一个歌舞团去缅甸访问演出。这个歌舞团是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只跟周总理去过缅甸，没有去过别的国家。我的爱人就是其中的一名舞蹈演员。

　　这次偶然机会让我们互相认识，回国后，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周总理知道后非常高兴，跟我开玩笑说：“想不到你啊，谈恋爱还挺有办法，一次机会就抓住了。”在我们有了孩子后，周总理有一次还特意询问我孩子的情况。

　　体贴入微

　　问候患病的同志 怕翻译累换座位

　　江培柱(前驻日本使馆官员)：

　　我到驻日使馆工作以后，有一次生病住院，外交部日本处的丁民副组长带领中国的代表团访日，特意到医院去看我。

　　回国以后，代表团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到了我住的那个医院的环境、设备以及我的情况，总理立刻关切地问：“江培柱住院了，不就是那个小胖子吗，生的什么病？我好久没见到他了。”总理还让人给我带话：“转告他好好疗养、休息。”我非常感动，觉得一个国家总理能够如此关心下边的工作同志，让人永生难忘。

　　总理的影响力不光是对我们这些翻译等普通工作人员，对于外国友人，总理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董宁川(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刚果(布)一个政府代表团来中国，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后来他们也想见毛主席，总理把工作安排好后，就让我陪他去长沙见毛主席。我们一行在经过韶山时，特意去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

　　当时从韶山到长沙是土路，一路上颠颠簸簸，总理就在车上继续同刚果(布)特使交谈。刚开始总理同代表团的特使坐在后排，我坐在前排给他们翻译。谈了一段时间之后，总理觉得我一直坐前面把头掉过来翻译太累，就要求跟我换位，让我坐在后面，而他坐前面。我说不行，哪能让总理受累，可总理一直坚持，最后还是换了。

　　总理扭回头来讲话，而我在后面翻译，就这样差不多持续了半个小时。后来，我一再要求跟总理把位子换回来，他不答应，这让我很感动。刚果(布)的特使也对总理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体贴下属的国家领导人。

　　宽严并济

　　指出翻译的失误 让翻译同桌吃饭

　　华黎明(前驻伊朗大使)：

　　我在当翻译的时候，感觉总理的工作作风十分细致，所以，人家说给周总理当翻译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懂英语、法语。虽然他并不懂波斯语，但他总是很仔细地听着。

　　有一次，他讲了个什么事情(具体事情我记不清了)，其中提到了10个国家的名字，我翻译的时候少翻了一个，总理立刻就说：“你少翻了一个，是某某某国。”

　　总理对工作一丝不苟，对我们这些翻译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伊朗王后回请总理，吃饭的时候，对方提出要在饭上浇点汁儿。因为我是南方人，发音不是很标准，我就将汁儿理解成了汤，跟服务员说，客人还要点汤。总理说：“你说的不对，这是汁儿，不应该说汤。”

　　总理还非常强调，翻译也应该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凡是在总理举行的宴会上，就有个规矩：翻译都是要上桌的，而且都必须坐在领导人边上。

　　要知道，我们当翻译的在宴会上是不能坐正座的，领导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拿把椅子坐在他们后面。我还赶上有两次，连座位都没有，就站在后面翻译。给总理做翻译就不一样了，他总是很仔细，主动给我盘子里夹菜，令我非常感动。

　　此外，总理还主张翻译的名字要见报，如“参加会议的有谁谁谁，还有工作人员谁谁谁”，所以，如果你们去翻翻上世纪70年代的报纸，还能找到我们这些翻译的名字。

真的想哭

这样的帖子不看也要顶 看了更要顶顶

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党不会忘记！！

总理的功绩，永垂！！！

人民的好总理.我们永远怀念他!!!

周总理的伟大与崇高，以及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可以从另外的方面来说明，一提到主席，那肯定是毛泽东毛主席，提到总理，绝对是周恩来周总理，不会有第二个。朱、温两位总体来说是受到大家的好评与肯定的，但是不会比肩周总理，更不要说超越。周恩来一直是总理的楷模，优秀共产党员的典范！

周总理永远活在中国的崇山峻岭和江河大川中

周总理的伟大与崇高，以及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

永远活在我们百姓的心中。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缅怀总理！

你的愤怒我们也感同身受.为了军事论坛的洁净,请文明发言----超级小钢炮.

永远活在我们百姓的心中! 永垂!!

一位伟大的领袖,鞠躬

永远怀念总理,也要让所有的80后,90后乃至以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记住我们有一位好总理

怀念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我5岁

三十三年前我为总理带过孝 虽然那时候我不懂得什么

而今天缅怀总理 是因为我懂得了总理的那伟大的人格 以及总理伟大的情操

周总理的人格魅力至今无人出其右

鞠躬 致敬

虽然我们伟大的周总理不在拉 可是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官方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出《周恩来的惊人六无》文章，纪念周恩来去世33周年。

　　文章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膀胱癌于北京市逝世，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去世为止，一共做了13次手术。他的死讯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线。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自194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49年至1954年间称政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1949年至1958年间兼任外交部部长。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等要职。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多起重大事件的进程都有重要影响。在中国民间，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形象和崇高的声望。据说，在文革的高潮时，少数红卫兵要批斗周恩来，毛泽东说：“那好吧，让我也和他一起被批斗吧！”1974年，毛泽东又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文章总结了周恩来的“惊人六无”，称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

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l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有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的事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

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

　　文章称，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文章称，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文章最后说，这就是生命的哲学。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我最敬佩的人就是周总理了。

周总理代表的不光是中国军魂！更是中国外交之魂！他不光重振中国外交的雄风，更是极有人格魅力的人！要是在党、国家和军队里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