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

东北易帜后，奉系军阀转变成为由国家直接统辖的东北边防军，简称为东北军。它作为民国时期的地方军队，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了大分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进一步分化，其后东北军的称谓虽然还存在，但作为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政治军事集团，它已经解体了。解体后的东北军虽然直属于中央 Government，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它为东北军。东北军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东北易帜与东北军的诞生

　　1928年6月19日，张学良正式就任奉天代理军务督办时，在就职宣言中明确提出了罢兵言和的主张，表示“自今以后，仅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事宁人之旨”。7月2日，经东三省省议会议决，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张在就职的前一天，发表了《决不妨害统一》通电：“至国难所在，学良当以民意为归。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这是张学良以东北集团(原奉系集团)代表的身份，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方势力表明的政治立场。张学良《决不妨害统一》的通电，为内战停止和实现国内和平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为“东北易帜”和奉系集团解体奠定了政治基础。

　　实际上，在张学良发表《决不妨害统一》通电前，南北双方就东北易帜问题，就已经开始接洽。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协商，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实现易帜。同日，由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翟文选、常荫槐等6人正式发表易帜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Government，改易旗帜。 29日凌晨，青天白日旗“飘扬东北，万众欢腾”。青天白日旗在东北大地的升起，标明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同时也标明奉系军阀这个集团的最终解体和东北军的诞生。奉系军阀转变成为东北军，其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思想理念上，由一个没有明确、统一政治信仰的集团，变为遵守三民主义的政治军事集团。中国近代军阀，是中国由封建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不可能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理念。但这不等于他们完全没有政治主张和理念，军阀的共同信条是争兵、争枪、争地盘、争权势。但为了战胜对手，争取舆论支持，也都喊出一些政治口号。张作霖为发展奉系的势力，曾高喊过“国家统一”、“自治”、“反赤”等口号，还曾创立过古怪的“五教之合”，但这些东西都未能成为奉系的指导思想。东北易帜后，宣布遵守“三民主义 ”，是政治上的重大改变，以“三民主义”作为该集团的指导思想，就使这个长期没有政治理念的集团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

　　第二，在组织制度上，该集团由原来完全自主决策的状态，变为接受中央Government领导的状态，自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东北以“东三省保安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实行统治。东北易帜后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原奉系的军队改编为“东北边防军”。1928年12月29日，国民Government任命张学良等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旋改称主席)。1929年1月12日，奉国民Government命令，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从组织形式上，这些标志着奉系军阀的最终解体和东北军的诞生，从组织制度上，奉系集团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否认以直系控制的中央 Government的任命起，就一直处于“自为自治”的状态。以自治或联省自治为旗帜，称兵割据，抵制中央Government的命令和统一领导。易帜后“服从国民Government”，在政治上就改变了东北“自为自治”的状态，东北军由服从个人指挥的队伍，转而变成了服从中央Government统一指挥的国家军队。

　　第三，在目标追求上，该集团由注重追求本集团利益的军事集团，转变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边防军。张作霖控制的奉系军事集团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是维护和巩固东北边防安全的长城。然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该集团却有两个追求的目标，即在维护边防安全的同时极力地扩充本集团的势力，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内战中，破坏了东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易帜后，东北军与西北军、晋军、滇军、川军等一样，均为地方军队，与国民党控制的中央系军队虽然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但同属于国家军队。MZD说：国民党军队中有管理中央Government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这种大小军阀间在本质上仍然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但东北军自易帜后却始终拥护中央Government的权威和领导，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统一，兑现了易帜通电中“服从国民Government”的宣言。

　　东北易帜给东北军带来上述三方面的变化，使已有十余年历史的奉系军事集团最终解体并诞生了新的军事集团——东北军。这里说的解体和诞生，是指这个军事集团政治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军阀首领个人割据一方的武装，而是效力于国家的军队。

　　二、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军的分化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初，由于国民党Government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北军的分化。当时，东北军关外驻军214140人，还有非正规部队(指警察和公安队)70701人，为平定石友三叛乱而调入关内的有两个集团军共13个旅10余万人，关内关外驻军共有30余万人。九一八事变后，这几十万东北军即开始分化。

　　奉命撤向关内，是驻辽宁的驻军保存实力的一种选择。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蒋介石和张学良为避免“冲突”，下令“不可与之反抗”。不抵抗不等于等着挨打，张学良于1931年9月22日发出指示：当敌向我施压时，“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驻辽宁的4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1个炮兵旅及辎重教导队，有近50000人先后撤人关内，辽宁省公安总队及辽宁省各县的部分警察也撤入关内。这些退入关内者与原驻关内的军队，总计约有18万人。

　　坚持就地抗战，是驻吉黑两省部分东北军的一种义举。东北军执行“暂向安全地带退避”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与日军冲突扩大，是想以这种退避来换取日军停止进攻。同时，也以这种行为“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然而，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并没有换来日军停止扩大侵略；国联决议也不能终止日军的军事行动。东北军“将士悲愤填膺，莫可自止，不得不施以正当自卫稍抑镝锋的以保卫祖国疆土，以存华族人格”。驻吉黑的东北军在这种背景下奋起抗战，1931年11月初，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是最早有组织的抵抗日军行为，对坚持就地抗战的东北军产生重大影响。9月25日，吉林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一面向所辖各县发出通电痛斥熙洽卖国行为；一面呼吁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由他发起组成的“吉林自卫军”达7万余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在日军进攻沈阳城时组织指挥沈阳市警察署、局和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进行抵抗，坚持两天不支后撤出沈阳。黄显声指挥警察系统退出沈阳后，在锦州重整全省警务系统力量，组建义勇军，与日伪军展开斗争。

　　东北军将士坚持就地抗战，是顶着违背Government“不抵抗”的命令进行的，是面对日军和伪军共同进攻的局面下而举起义旗的。有的还是从已投敌的长官手下举义起来抗敌的。在东北义勇军抗战阶段，其主要将领均出身于东北军，东北军有大约20000人转变成为义勇军，坚持就地抗战。正是他们的这种壮举，才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部分东北军叛国投敌，变成了供日军驱使的伪军。据1933年7月伪满洲国军编制序列，其伪军主官主要有：伪满军政部长熙洽(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奉天之第一军管区司令长官于芷山(原东边镇守使兼辽宁省防军第一旅旅长)；驻吉林之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原延吉镇守使兼东北军陆军独立第27旅旅长)；驻黑龙江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涛；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澈(张作霖时期吴俊升部下第16师师长)；兴安警备军司令凌升。此外还有原东北军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后任伪边防保安总司令；原国民Government军事参议院院长兼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投敌后任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原驻满洲里东北军独立骑兵第8旅旅长程志远，投敌后任伪黑龙江省长、伪黑龙江警备司令官。截至1932年3月底，伪满洲国军队总数为85000人，其中有近80000人是由原东北军改编而成为伪军的。一部分东北军将士叛国投敌，在日军的武器供应下与抗日义勇军作战，起到了日军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带来极大的困难。

　　东北军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军事集团，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出现上述分化的局面，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第一，国民党Government的不抵抗政策，是东北军分化的根本原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国民党Government推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报告中说：“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中央Government实行这种政策，就让遭受敌军攻击的东北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尴尬局面。进行抵抗有违军人以服从命令的天职；不进行抵抗有辱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下，才出现了上述三种不同的选择。

　　第二，日军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两手政策，是东北军分化的直接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在实行灭亡中国方针中，武力征服始终是其主要手段，但同时也交换使用政治诱降政策。1931年9月22 日，关东军在《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中规定：“建立受我国支持、以东四省及内蒙古为领域、以宣统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使之成为居住于满蒙各种民族之乐土”，并还确定了诱降的目标，选择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作为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这几个人，“过去就属于宣统皇帝方面的复辟派，并与该军有通信联系”。在日本武力攻击和政治诱降下，与国民党Government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同政策价值取向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出现上述三种分化倾向是必然的。其中，出现个别高级将领叛国投敌，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依赖国联制裁和国际社会干预，是导致东北军分化的重要原因。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国民党Government当局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就存有幻想，对日本即将发动的侵华战争，只寄希望于国联和国际社会的制裁与干预。蒋介石认为“ 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而不能进行抵抗。事变发生后，则更明确强调依赖国联的方针，深信“必能与我以充分之公道，乃合理之解决”。要求“ 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东北军上下为贯彻这一方针，极力避免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为此，驻辽宁的东北军撤人关内。就连吉林和黑龙江坚持就地抗战的东北军，一开始也只与伪军交战，回避与日军的正面交锋。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后，“仍遵守北平电令”不与日军正面抵抗。在这一方针主导下，东北军从统帅、将领到士兵，都希望国联能够制裁或阻止日军的侵略，也有不少人幻想出现第二次“三国干涉”而阻止日军侵略。日军正是利用了中国军民的这种善意的期待，长驱直入，迅速地占领了东三省全境。

　　总之，九一八后东北军出现的分化，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Government的不抵抗政策，依赖国联思想是这一政策派生的。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才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得逞，并进而推行武力征伐和政治诱降政策。

　三、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进一步分化与解体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虽然出现严重的分化，但进入关內的东北军仍有近20万人，在张学良的统领下，仍是国内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劲旅。然而，这支劲旅在西安事变后却进一步分化，并最终解体。解体后虽然有东北军的称谓，但实际上是名存实亡。

　　首先，张学良被囚，使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核心。东北军是从奉系体系中转化而来，这支军队虽然在政治属性上发生了变化，但思想基础却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维系这个集团内部结构的关系基本没变，张学良顺利实现子承父位就说明了这一点。张作霖不在了，无论是在东北军内部还是在社会心理及舆论层面，都把张学良看成是东北军的象征。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东北军内部的封建依附观念及依附关系的存在，张学良子继父位，就使张作霖时期那种“张家天下”、“吃张家饭”的观念得以延续。二是张学良自身的影响力所致。在张作霖时期张学良就已显示出很强的军事领导才能，在他执掌东北军政后，实现易帜促成全国统一，枪杀杨、常再树个人权威，调停中原大战出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他个人在东北军中的超然地位。三是上述两方面因素导致东北军内没有形成以张学良为首的核心领导集体，更不可能产生众望所归的能接替张学良的人物。这样一个集团，当它的领袖人物一旦不在，这个集团的分化是必然的。

　　张学良离快前曾给各师长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但杨虎城和于学忠却不能统帅、控制和指挥东北军。首先杨虎城虽然在西安事变中与张学良密切配合，共同承担责任发动事变，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和友谊，但他始终还只是友军的领导。在政治和军事都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作为友军的杨虎城是没办法控制东北军的。于学忠虽然不是东北军的嫡系，但却一直得到张学良的信任，在东北军内也有较高的威信。但这些还不足以让于学忠替代张学良填补东北军领导权威的真空。所以，当张学良被囚后，东北军集团实际上是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也正因为这种群龙无首局面，特别是没有一种权威能够整合东北军内部的不同主张，才最终导致“二二事件”的发生。

　　其次，“二二事件”发生，导致东北军内部进一步分化。“二二事件”的发生，是张学良被囚后东北军内缺少领导权威的结果；而该事件的发生，则促使东北军的进一步分化。其一，在事实上表现出张学良被囚后东北军内部没有共同认可的领导权威。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王以哲、何柱国等是东北军中的核心人物，而他们的主和主张却不能为少壮派所接受，并以枪杀的手段来抵制主和。这说明，无论东北军内核心人物还是张学良指定的权威人物，都不能控制和指挥东北军。这是东北军内部权威上的裂变。其二，导致了高级将领与少壮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少壮派军官杀害王以哲，是由“ 和战”问题引发的，主和的王以哲虽然被杀，但少壮派的主张仍然没有得以实现。杀害王以哲的主使者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人虽然离开了东北军，但由“和战 ”不同主张而造成的分歧却仍然存在。这种矛盾随着东北军的分化只能进一步加剧。其三，没有领导核心及内部矛盾的表面化，为特务汉奸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四，该事件的发生，严重地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局面。这些都促使东北军的进一步分化。

　　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分化相比，前者属于政治分化，是在客观环境发生突变后整体性选择不同道路。而这一次分化是由内部分歧——即采取怎样的战略救回统帅及如何维护东北军团体的问题——引发的。相比较这种由于不同认识而形成的分歧，要比政治上的分歧更复杂，对东北军自身的影响也更大。

　　第三，国民党Government的分化政策，使东北军最终解体。西安事变后，蒋由张陪同回到南京，并按照“法律程序”囚禁了张学良，在这一背景下，整编东北军是必然的。国民Government规定的整编原则是：“(1)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责任，以作恢复失地先锋为主旨。(2)为照顾事实之必要，先以军为单位，付与较大之机能，一切人事、经理、教育诸大端直隶中央，然后徐图整理改进，以合于国军之正轨。(3)使东北军诸闲职人员有所依归，上下官兵心理安定。(4)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在这四条内容中重点是第四条，即服从中央和拥护领袖，才是整编的根本目标。

　　实行乙案东北军东调，于1937年4月下旬完成。骑兵军仍驻陕西咸阳，53军仍驻河北保定，57军移驻河南周口、淮阳、太康一带，67军移驻安徽亳州、阜阳、涡阳一带，105师移驻河南南阳一带，51军先开到安徽蚌埠再移驻江苏淮阴一带。将东北军分别散布在陕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五个省区，从驻地上使东北军失去丁一个集团的整体威慑力。东调完成后，于5月初开始整编，整编后的各军，从7月1日起，按中央规定的“国难饷章”发给军饷。

　　东北军通过东调和整编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在组织上已经彻底分化了。以军、师、旅为单位的原东北军虽然存在，但他们都直属于中央 Government，他们之间没有统属关系，这表明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已经解体。随着这个集团在组织上的解体，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观念，他们追求的利益目标，也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四、对东北军的评价

　　东北军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历史应当从东北易帜算起，到1937年7月整编完成后解体。但我们评价东北军时又必须前后延伸，向前延伸到奉系军阀时期，向后要延伸到直属国民党中央Government时期。前后延伸东北军的历史有近30年，而作为东北军的整体只有9年的历史。东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存在时间长、影响大的集团，怎样评价东北军可能有不同角度，因为东北军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出现的，所以从政治的角度评价东北军可能更为恰当。

　　第一，东北军是一个政治集团，但政治色彩不浓。在奉系军阀时期，这支军队就已经成为具有明确追求本集团利益目标的政治集团。在追求本集团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张作霖虽然也喊出了一些政治口号，而实际上只是想利用这些口号争取民众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以达到维护或扩大本集团利益的目的。他们不重视或者说根本也没有认识到，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目标对一个政治集团的重要，所以他们只是喊一喊，从来也没有准备去认真实行。

　　在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时期，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上。张学良和东北军集团在东北易帜后，整体上加入国民党阵营，信奉三民主义。这种加入不是信仰使然，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才接受执政党的信仰和主张的。也正因为这一点，也就附和着国民党高喊“反赤”。并接受“剿共”使命。通过对他这一时期整体言行的考察，发现他仍是从尽快实现国家统一的角度，才去完成“剿共”命令的，并非是政治信仰使然。同时期，张学良极力地主张“拥护领袖”，除本人积极执行领袖的“剿共”命令外，还不断地向东北军及全社会强调“要无条件的拥护领袖”。这些都是出自于急于实现国内统一，以尽快收复东北失地的一种愿望。

　　当张学良发现拥护领袖积极“剿共”的道路并不能使他尽快实现收复东北失地的目标，相反可能还会使国难更加深重时，他放弃了拥蒋“剿共”政策，实现了由拥蒋“剿共”到联共抗日的思想转变。这充分表明，东北军集团虽然是一个政治集团，但政治色彩不浓，他们追求的只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尽快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以达收复东北失地之目的。

　　第二，东北军是当时国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但却有着很浓的封建意识。在张作霖时期，奉系的武器装备就是国内各派军事团体中最先进的。当时的东三省兵工厂，被日本人看成是“东方第一的兵工厂”。到了张学良时期，军队现代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武器装备均为国内最先进的，空军有飞机200余架，各种重武器较为齐全。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仍存有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从严格意义说，它仍是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

　　张作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军阀，在他崛起之初就常以李渊自况，要张学良读《贞观政要》做李世民，为“张家王朝创基业”。随着张作霖势力的扩大，当时舆论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要建大辽帝国”等。对此张非常气愤地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张作霖驳斥舆论界对他的猜测，不能说明他就没有帝王思想，只能说明他在政治上能够审时度势，跟随潮流而不逆潮流而动。张作霖去世后，在奉系军阀时期形成的“吃张家饭”忠于张家的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根除。特别是张学良能够实现子继父位，就是这种“张家天下”的封建产物。不管张学良是否这样想，而在事实上和人们心理上必然会使这一思想得以延续，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强。也正因为如此，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才会处于无人替代的地位，当他被囚后，东北军才会出现群龙无首的现象。

　　第三，东北军虽然是地方军队，但它却经历了民国时期所有的大事件。在张作霖时期，这支军队在1917年第一次人关，支持段祺瑞Government的武力统一；1920年第二次入关，参与直皖战争；1922年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这四次人关都是为了扩张奉系的势力，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奉系的势力曾伸张到江浙一带。最后，奉系军阀竟成为北洋Government最后一支抵抗北伐的中坚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和国民党政权的统一。

　　在张学良时期，东北易帜结束了北洋Government的统治，促成南京国民Government的统一；武装调停，使厮杀正酣的中原大战就此中止，避免了国家财富和人民生命财产更大的损失；九一八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大好河山沦陷；西安事变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战，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东北军参与的每一事件都事关大局，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第四，东北军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唯一一支经历14年抗战的军队。中国人民经历14年抗战取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但从军队抗战的角度讲，却只有东北军这支军队具有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发生分化，其中是就地抗战的东北军首先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接着退向关内的东北军先后组织了长城抗战和热河抗战，表明东北军已经开始抗战了，要比其他军队提前了6 年和4年。在国民党Government还没有完全改变不抵抗政策之前，在全民族共同抗战尚未兴起之前，东北军就已经开始抗战了，东北军的孤军抗战，虽然未能阻止日军的进犯，但对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动员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分别分布在五个省区，他们受中央Government的调遣，或驰援上海，或转战大江南北，或会战徐州，或坚持在敌后抗战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总之，自九一八事变起，到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军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在抗日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