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杀少正卯，是首开挟嫌报复的文字狱吗？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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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鲁国执政期间，确有可圈可点的作为，夹谷之会是其最为得意的一笔，这次会盟，事先预见了可能发生的不测，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因应之策，外交活动中带去了公室卫队；会盟中，齐国使莱夷之人以献舞乐为由，想乘机劫持鲁定公，挟迫其签订盟约。孔子小时混迹于社会低层，有制伏小混混的丰富经验，今遇上齐国的政治大流氓，且事发突然，自身生死亦难逆料，性急中，一方面急呼卫队，一方面指斥对方，并挟迫齐景公签订了包含归还汶阳之田的盟约。会盟中逆转形势，在同意叛离晋国依附齐国的条件下，也为鲁国争回了一点面子。
然而孔子这一时期的创意杰作，则是首开文字狱先河诛杀少正卯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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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定公14年，“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代行丞相职务的第七天，杀了少正卯”（见《荀子·宥坐》）。门人问他：“少正卯，鲁国无人不知的大智慧者，先生刚一执政就杀他，难道不怕舆论谴责？（原文为：“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
孔子说：“坐，我给你说杀他的原因。人有五种恶行是盗窃不能类比的，其一是事理通达而心地险恶；其二是行为怪癖而信念坚定；其三是言论狂谬而善于狡辩；其四是对异端邪说过目不忘且学识渊博；其五是把歪理能说得头头是道。”（原文为：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恶之中，有一恶就该杀掉，而少正卯五恶俱全，你说该不该杀他？”孔子进而引用《诗经》“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即小人成群结队时，怎能不担忧）为自己辩解。（以上见《论衡·讲瑞》）。
请注意，孔子罗列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行辟而坚外，另外四条都属于言论；行辟而坚更十分模糊，比如有人当众甩鼻涕且不听劝告，也可以称为行辟而坚，并不能形成罪状，显然是附加上去的。杀人的理由，应在言论的范畴，且有其历史根源。
孔子在鲁国曲阜故乡办学时候，少正卯也在当地操此行业，大概是后者更有吸引力缘故，以致孔子门徒中除颜渊之外，都多次跑过去听少正卯讲学而不听他了（原文为：“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论衡·说瑞》）。这使孔子十分难堪，当年因难堪而恼羞成怒，但是只能恼怒在心里，代理丞相一职后，手操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少正卯遂成为他挟嫌报复的对象。
专制社会是丛林社会，弱肉强食的野兽法则被人类强势者普遍采用，帝王将相等权贵们挟嫌杀人者多了，没有独独提出孔子特别谴责的理由。问题在于，他把真实原因深藏不露，却列举了少正卯以言致罪的五大罪状，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案例完整的文字狱，开了以言论定罪，因言论杀人的先河，成为自有专制制度以来直止今天，所有独裁者效法杀人的范例，剥夺言论自由的范例。
孔子杀少正卯一事，不仅《荀子》、《史记》及诸子百家中多有记载，孔氏子孙编辑的《孔子家语》中亦照录不误，历代儒家门徒都不曾怀疑其真实存在，时历1300多年后，宋代朱熹忽然否认这一事实，理由有四：一，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可信；二，《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不曾记载；三，代行丞相职务七天时杀一个大夫，不可能做到；四，当鲁大夫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想法时，孔子反对。由此可见，杀人与孔子的一贯主张不吻合。况且，这时孔子的影响已经超过少正卯，作为常人，大可不必行事吧？否则，有悖常理，更所况做人做事讲究“中庸”孔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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