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酷刑”中看人性冷漠
都说《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而莫言自己却说他准备了二十几年，从他第一次读鲁迅先生的《铸剑》开始，内心就埋下一颗种子，一颗用别样的美丽来撕破人性中那张虚饰的表皮的种子。他或许要揭露什么？或许要展示什么？或许要歌颂什么？这一切都让《檀香刑》来替他说话了，《檀香刑》以上个世纪之交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民间爆发义和团运动，袁世凯进行残酷镇压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发生在“山东高密县东北乡”的一场血腥的斗争，一种可怕的刑罚和一段疯狂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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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值得称赞和非议之处是它令人触目惊心的酷刑，莫言极度的想象，让文中的六大刑场处决场面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战。赵甲到宫内，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赵甲斩首“戊戌六君子”；赵甲凌迟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赵甲给孙丙上檀香刑。行刑的场面一个比一个更加有规模，而表演者的技艺也越来越让人残不忍睹，小说接连不断地蓄势、铺陈，做足了准备直冲灭绝人性的檀香刑。《檀香刑》那些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文字对读者的神经是一种挑战，一种折磨，一种考验。而这一切的一切让人感触最多的，就是或是温柔或是残暴或是刚正或是柔弱等等掩盖下的冷漠。
封建统治者的冷漠
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无法使被统治阶级甘心永做奴隶，于是，酷刑就成了封建统治维护自己“权利的仪式与象征”[1]，在《檀香刑》中，克罗德对袁世凯说：“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2](P113)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发明了花样百出的酷刑来惩罚罪犯，打板子、压杠子、卷席筒、闷口袋、五马分尸、大谢八块、凌迟……酷刑将犯人的肉体折磨到一种极端痛苦的境地，然而酷刑的主要目并不仅仅是惩罚罪犯，更主要的是对民众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威慑，“在行刑过程中将专制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利展示给民众，用罪犯的肉体来承载君主的无限存在”，[3]公开处决，重振权力，用他们的冷漠将酷刑的展示意义发挥到极致。酷刑对民众的震慑力是无与伦比的，这样就使得被统治下的臣民不敢造次，如有违反，肉体将遭受酷刑的折磨，精神上将要承受痛过肉体万倍的巨大压力。在《檀香刑》中，为了处罚偷卖了七星鸟枪的小虫子，咸丰皇帝决定选用一种特别的酷刑，这一次的要有创新，要让所有的太监宫女知道王权、王威的厉害性，于是就下命刑部设计了阎王闩。在试刑时，王大人却说：“阎王闩，虽然有些厉害，但死的太快了。……必须把执行的过程延长，起码要延长到一个时辰，要让它比戏还好看。”[2](P47)于是刽子手赵甲和余姥姥就顺着统治者的意向来完成这场足以大震统治阶级雄威的杀人表演。当执行完毕后，小虫子的惨象和痛苦的嚎叫使得在场的太监宫女、六部堂官和王公大臣，各个如同吸干了灵魂，拼命地磕头，连呼“万岁”、“龙恩”，可见，他们的精神已经严重地受到了威胁，已经从骨子里顺服王权的统治。如此这般，用同类生命的残灭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尊严，人性中的那丁儿点儿的悲悯都荡然无存了。
中国古代的酷刑由来已久，形式残忍，场面恐怖，更重要的是还要公开示众，从摧残犯人的肉体进而到摧残民众的精神，这样，封建统治者就达到了维护自己统治尊严的目的。历史上太多受刑者的例子，留给后人的是深重的思考。当年司马迁就曾被处以宫刑，这一酷刑给了他极大的摧残，在《报任安书》中他写道：“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之，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耳止，汗未尝不发背沾衣。”[4](P322)封建统治者的冷漠给多少人带来无尽的苦痛，当肉体被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时，权力就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赵甲年轻时，一次和余姥姥在菜市场口刑场上公开处决犯人，用斧头和大刀残忍地横腰斩断了偷皇家银库库银的库丁，犯人体分两截，肠子和血满地流；另一次和余姥姥一起进宫用“阎王闩”这种酷刑，在六部堂官和宫女太监们面前惩杀偷了咸丰皇帝七星鸟枪的太监小虫子，用铁箍套在犯人的头上，拿住铁箍两边的皮条，用力抽紧，犯人的两只眼睛就会暴突出来，眼珠子瞪着流出来，实为恐怖。这两次公开的行刑，成为一种特殊的仪式，而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仪式来征服和驯化民众，来达到他们的绝对权利。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科学技术等等的不先进，民众的整体素质不高，作为一个社会的统治操控者无法从精神上真正的统领他们的臣民，而作为最高权利的代表，他们又必须时刻维护自己统治的尊严，于是酷刑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工具，没有人会无视“血”与“肉”的代价，当生命被残忍的灭绝后，人们的内心会恐惧，当惧怕的心理产生之后，人在做事时就会思考到后果，这样，社会的治安，政治的稳定，就不至于过度的糟烂，统治阶级也就能安享荣华富贵。于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惜，无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都得不到尊重，中国自古而来的暴力文化使得中国人太缺少“爱”和“同情”的信仰与情怀了，而缺少的同时也就造就了中国人人性中的冷漠，太多的人在津津乐道地肯定和宣扬着暴力文化，而这种暴力文化正好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口味，冷漠也就自然不自然地成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用鲜活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这是怎样的一种残忍。两只狗在争斗的时候，如果战败的一只躺下将肚皮展示给对方，对方则会掉头离去，留它性命，更何况是会说会跑的人呢！
刽子手的冷漠
刽子手在漫长的专制社会里，充当着一个不可却少的角色，“这行当，代表着朝廷的精气神儿。这行当兴隆，朝廷也就昌盛；这行当萧条，朝廷的气数也就尽了。”[2](P60)从某种意义上讲，残暴的统治可以维护王权的集中，这就要靠历朝历代的刽子手们来执行完成这一“工作”，当杀人被当做一种职业之后，道德判断便因被悬置而失效。剥夺同类生命的时候，他们不必再受到良心的谴责，赵甲说：“我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国家纵有千条律令，但最终还要靠小的落实。只要有国家存在，就不能缺了刽子手这一行，为盗杀人，天理难容；为法杀人，为国尽忠。”[2](P368-P369)在这种“正当”理由的掩盖之下，刽子手将他们的冷漠幻化成一种“极度敬业”的精神，无论是余姥姥还是赵甲，推而至所有的刽子手都演绎着一种不寻常的冷漠，正是因为这种冷漠，才有了从古至今对自己同类的种种暴行，才有了旷世奇惊的檀香刑。于是，以赵甲为典型的这一群体在面对同类生命即将丧于己手之时，泰然自若，甚至把杀人艺术作为一种追求，杀人之道不断地调动他作为一个刽子手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智慧。在他看来，他已不再是个杀人的刽子手了，而是一个追求精湛技艺的“杀人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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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刽子手，站在执行台前，眼睛里就不该再有活人；在他眼睛里，只有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经过四十多年的磨练，赵甲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2](P229)在刽子手眼里，人已不再是有感情、道德、意志和价值判断力的复杂个体，而只是一具肉体，完全纯物质的肉体，与动物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区别。当一个人冷漠到忽视了他人的“人性”，那将是何等的冷漠呀，也正因如此，赵甲在其执刑的过程中，没有太多的怜悯，且一味的追求杀人的技艺。当他将用檀香刑处置孙丙时，他说：“奶奶个克罗德，早就知道你们欧罗巴有木桩刑，那不过是一根劈柴把人钉死而已，咱家要让你见识见识中国的刑罚，是多么精致讲究，光这个刑名就够你一听：檀——香——刑，多么典雅，多么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这样的刑法你们欧罗巴怎么能想得出！”[2](P358-359)而赵甲也为他著名的檀香刑做了精心的准备：一根长约五尺，宽约五分的紫檀木材，一只白毛黑冠子的大公鸡、一捆新牛皮绳子、两柄油坊里使用过的木榔头、二百斤香油、一篮子红皮鸡蛋、一大方牛肉、一口十八印的大锅、半斤人参等。执行檀香刑的时候，先把犯人用牛皮绳子牢牢地捆在松木板上，将在油锅里煮了一天一夜的檀木橛子顺着犯人的肛门一点儿一点儿的钉入，油槌敲击檀木橛子的力度不要过大，以便檀木橛子可以沿着人体脊柱的走向慢慢深入，不伤及内脏，这样就可以保证不造成大量的出血，避免了因失血过多而亡，最后，檀木橛子在人的肩头上冒出来，再把犯人抬上高高的看台，固定在十字柱子上，还要每天灌喂参汤，保证犯人在数日内不死。这将要有怎样的冷漠才能完成如此残酷的一个历程，而赵甲做到了，而且做的不亦乐乎，这种畸形的心态使得刽子手成了一种让人不能理解的人物群体，他们代表着残酷，代表着血腥，代表着冷漠无情。“赵甲恍惚觉得，在执刑的过程中，自己的灵魂在最冷最深的石缝里安眠着；活动着的，只是一架没有热度和情感的杀人机器。”[2](P262)这种冷漠恰恰又迎合了统治者的意愿，生命在他们的眼中变得那么不值一文，没有价值，原因就是那些生命曾经的罪孽吗？可是无论怎样，人的生命是崇高的，是珍贵的，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檀香刑》中的赵甲，是刽子手中的状元，他把一份被众人所鄙视的职业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受到慈禧太后和皇上的召见赏赐，他把这当成一种骄傲，一生的骄傲，这种骄傲的背后却是一颗冷若冰霜的心。书中共四次描写赵甲行刑，第一次执行“阎王闩”时，赵甲由于年轻缺少经验，在进宫时竟然差点忘带刑具，实为紧张；第二次执行凌迟之刑，赵甲的技艺已很成熟，他感到屠刀与人已经融为一体；第三次的斩首干净利落；最后的檀香刑是他杀人生涯里的一座丰碑，同时也为他的刽子手生涯划上圆满的一笔。这四次的“现场实况”转播中，赵甲的行为都在传递着内心那份顽强的冷漠，“温度”一次比一次下降，降到让读者瞠目结舌。这样的人活着甚至比死还要艰难，因为他已完全丧失了人的本性。莫言把赵甲作为刽子手的典型，将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大白于天下，为他对人性冷漠的揭示添上浓重的一笔，这个“身上散发着一股凉气，隔老远就能感觉到”的人物确有几分异样的经典。然而，真正的冷漠却不在赵甲本身，他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就象他手里的刀具一样，他要服务于封建统治者，执行他们的意志。可真正的根源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吗？不是，是残忍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集权的、专制的、毫无人道主义的制度，必定要求它的执行者——封建统治阶级一环一环的延续残忍和冷漠。
看客的冷漠
酷刑的价值并不在刑罚本身，而在于它必须被放置在一个开放的公共场合供大众“观赏”，大众成了酷刑的再升华者，这些看客对酷刑有一种病态的欣赏，“这是中国人的人性中必然存在的，在欧洲的人性中，也有这种看客的心态。在欧洲如果有要用绞刑处死一个人时，也有好多贵妇人，贵小姐买好票，穿上漂亮的衣服，戴上漂亮的帽子去观看。当被处死的人被带上绞刑架，或者断气的时刻，这些贵妇人会遮着眼睛尖叫，但第二次有这样的事情她们还会去。”“这说明了人性中的一个黑暗的、甚至是肮脏的侧面，我想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潜在的刽子手，都可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跳到执行台上去。”①对于围观者来说，罪犯既是一个儆戒的榜样又是一个攻击的目标，既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又是一个“猎物”，而这个“猎物”是应允给他们的又是禁止他们捕获的。
余姥姥凌迟美丽妓女的那场酷刑中，他以一个刽子手独特的视角，将看客们那极端冷漠的性情无情的揭露出来，他说：“你如果活儿干的不好，愤怒的看客会把你活活咬死，北京的看客，那可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看客……实际就是一场大戏，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的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的、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刺激看客虚伪的同情，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最凄美的表演。师傅说，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2](P240)莫言借刽子手之口将虚伪的仁义道德赤裸裸地展示出来，把人兽性的一面毫不留情地撕扯开，让人类看看自己邪恶的面孔和丑陋的灵魂。刽子手听起来好象很可怕，然而比这更可怕的是看客们人性中那不可救药的冷漠，冷漠因其已不可救药而更加可怕，人们心中那种邪恶的审美趣味，那种畸形的人性和虚伪的道德伦理，都在他们作为看客的那一瞬间暴露无疑，而这一切的元凶就是——冷漠。
刽子手职业的存亡由封建统治阶级而定，可以随时取消，受刑的罪犯也可以不用酷刑来惩罚，而看客们那种阴暗的审美心理却非朝夕所能改变的，一旦形成，便会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观赏者甚至希望封建统治阶级拿出更多、更残忍的酷刑来满足他们可恶的双眼和罪恶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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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了看客这群对死亡特殊的“消费者”群体，才激发着封建统治阶级与刽子手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究新刑法出来示众，看客给死亡仪式带来一种“鼓励”，他们的存在，使死亡被延续，被注视，从某种角度具有了观赏的价值，这样便诱使刽子手们在行刑时格外的卖力去表现，并带有追求“美观”的表演。于是，杀人已不再是简单的杀与被杀，而是开始了美学色彩的“进步”，甚至成了一个人死的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参照。“师傅说，刽子手对犯人最大的怜悯就是把活儿做好，你如果尊重她，或是爱她，就应该让她成为一个受刑的典范。你可怜她就应该把这活儿干的一丝不苟，把该在她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技艺表现出来。这同名角演戏是一样的。”[2](P240)把杀人当成一种表演，这种畸形的心态从何而来，就是因为台下有了那群冷漠的观众，才使得刽子手为了表演而加长加重折磨犯人的过程，看客在酷刑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酷刑在他们的追逐下愈加的残忍，可怜的肉体也更多的承受着他们那些肮脏的好奇心，看别人的身体被酷刑残害，于自己的眼睛是何种滋味，人性的冷漠在他们“津津有味”的观赏中和盘托出。
良知已被冰封，看客们剩下的惟有一双眼睛。
结语
酷刑不但显示了法律的严酷无情，而且让观刑的群众受到心灵的震撼，从而收束邪念，不去犯罪，这就是历朝历代公开执刑并鼓励人们前来观看的原因。同时刽子手们出色的表演，也满足了看客们的心理需要。莫言用冷静的手笔创作完成了这部盛大、悲壮的《檀香刑》，他没有掩饰残酷，而是将残酷赤裸裸地搬上那方属于他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的舞台，与此同时，也深入到位地剖析了人性中的冷漠，他没有就此止笔，把矛头更进一步的指向万恶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专制制度。
《檀香刑》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震撼，更多的是深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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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居然有这种变态
以下是引用WJ1122 在第12楼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