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袁文才被杀始末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广为留传着这样一句时谚：“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

客、土的不相容矛盾在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工农革命政权建立后，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由于土籍土豪数量远远多于客籍，由此而来，客籍人高兴了，土籍人却认为吃了大亏，加上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挑拨，一时间，根据地内因打土豪、分田地而引发的土、客籍纠纷层出不穷。

维持现状吧，革命纲领不容许。继续执行呢，土、客籍矛盾一时又难以解决。尤其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劳神的是，土、客籍的党员大多又置党性原则于不顾，若明若暗地卷进了双方的纠葛中。

以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８日成立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为例，推荐选举工农兵政府主席时，土籍与客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毛泽东只得退而求其次：工农兵政府主席由两籍人士轮留担任，任期三个月。双方这才平息下来。

岂料，这一方案后来又横生枝节，待到土籍人任期届满后，客籍人推举的主席，屁股还未坐热，就被土籍人把持的宁冈县委以“没文化、水平低”为由撤换下来。这一下差点激起客籍人的民变。袁文才以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的名义否决了宁冈县委的决议。

官司打到了毛泽东处。他批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不分籍贯地界，群众不懂，难道你们也不懂？亏你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土、客籍的界限要你们带头去打破，可你们是怎么打的？打到党内来了，涉及区委、县委，成了土籍一个党，客籍一个党！”心情沉重的毛泽东接着又说：“消除土、客籍矛盾，应当首先从党内开始，道理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哪个以后还要搞土、客籍争端，组织上对他不客气！”

随后，宁冈县委在步云山开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继续围绕着土、客籍争端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也抽时间到训练班讲课。

遗憾的是，这些举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客籍间的争端。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６０００人之多。后经边界特委与红四军前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宛希先之死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这位时年２４岁的党务工作者，祖籍湖北黄梅，自从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一直专事井冈山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建设。

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二人关系形同冰炭之际，他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如果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书记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开始，他们担心与袁、王没有撕破脸，且素来支持毛泽东的永新县委一干人不会参与其中。孰料，一经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刘真积极性最高，一直暗伏在心中却又始终无法排遣的对宛希先的仇恨，令他在关键时刻完全丧失了理智。

他们之间有何仇？

事情还得从“八月失败”说起。１９２８年８月，红四军下山攻打郴州，宛希先仅率红四军三十一团两个连留守边界。国民党地方民团闻讯后，立即出动２００余人，在永新大地主、县联防团团总龙庆楼的带领下，迅即窜犯。同时，他们虚张声势，称国民党正规军将从吉安攻打永新。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永新县赤卫队队长贺敏学等人带领该县７名妇女干部退守在小西江一个村上的祠堂里。到了晚上，龙庆楼带领联防团偷袭而来。赤卫队仓促应战，遭受了巨大损失。一排牺牲了１８人，另１７人藏于隐匿处方才脱身。

对这番惨景与损失，边区特委与永新赤卫队都觉得万分难过。伤心之余，一条无法证实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人妄断，永新县委书记刘真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妇女干部龙家衡暗通民团，出卖组织。因为，联防团团总龙庆楼是其胞兄。

这一下如同满锅沸油浇下了清水。赤卫队一排长汪某带着８名战士找到贺敏学，坚决要求把龙家衡抓起来。贺敏学极力劝慰，以龙家衡矢志革命，早与家庭及兄长决裂，且又无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是她出卖了赤卫大队行踪，故不能随便抓人。

那些人郁愤难平，他们越级上告，径直找到了宛希先。宛希先未加审慎考虑，同意暂行关押龙家衡。

这期间，宛希先又收到一封署名为龙庆楼写给他的亲笔信，称只要放掉身陷囹圄的妹妹，他们可自行退兵。

可是，宛希先收到信后，却对这件事的处理更加轻率。他居然同意由赤卫队一排长将龙家衡解往他处，再作处理。这些人已被失去战友的义愤燃烧得丧失了理智，在路途中居然失手杀害了龙家衡。

消息传出，宛希先大为震惊，他这才为自己的处置失当与草率懊恼不已。

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痛失新婚爱妻，心中的愤懑与伤痛可想而知，他将失妻的仇恨完全记在了宛希先的头上。同样，朱昌偕、王怀也认为宛希先擅自加害地方妇女干部，是对永新县委的蔑视。

不久，朱、毛重回井冈山，这件事暂时平息下去。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远在湖南茶陵的宛希先收到了特委的紧急通知，令他火速赶回，会同袁、王所部与各县赤卫队进攻永新县城。宛希先不敢怠慢，立即率部赶回参战。因国民党正规军的阻袭，宛希先耽误了行程。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方才赶到永新大湾村。

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房门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代出自己的问题。”

宛希先正欲分辩，却被几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绑入一间土屋内，关押了起来。

宛希先顿时明白，杀身之祸就在眼前，即使百口争辩，也无济于事。眼下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赶快脱身赶往袁文才、王佐处。是夜，他趁看守疏忽，用力掀掉土屋的木窗，逃上了山。可是，转来转去，一则天黑夜暗，二则心急，始终不辨方位，情急之下，他决定躲在山上，天亮再走。

王怀等人很快就查悉宛希先逃走，他们当即动员千余农民搜山。天亮时分，宛希先被发现，未等他开口，就被推进一孔用于保鲜的生姜窖中，被乱枪射杀了。

袁文才、王佐等人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两人带着人马，次日便赶往大湾村，一面安葬宛希先，一面痛斥王怀等人。

宛希先一死，双方更加对立。原来袁、王与永新县委刘真等人关系还说得过去，经此变故后，双方完全冷落下来。同时，在朱昌偕、王怀等人眼里，袁、王二人已经完全走向了对立。

袁文才、王佐不善谋身

已从绿林好汉转变为革命军人的袁、王二人，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有旧时的痕迹。

懂军事，能打仗，拥有一支部队，这是袁、王二人的资本，他俩在内心深处对龙超清、朱昌偕等一班党务干部有些瞧不上眼，认为他们年轻，实际经验少，只会耍嘴皮，施手段。反之，特委这些人认为袁、王二人觉悟低，恃武而骄，不易约束与相处。

此外，袁、王与特委因工作问题争辩时，情急之下多次出言不逊：“除了毛委员，天王老子也莫把我老袁叫得动。”

在尖锐的对立中，袁、王二人与边界特委共同迎来了１９３０年的新春。一天，袁文才坐在屋里，与他的供给处长李筱甫围炉烤火，默默无语。

井冈山地区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环境，实在令他们心中不安。由于外围的封锁，三十二团的后勤补给捉襟见肘，枪支弹药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袁文才的脑海中冒了出来：何不借鸡生蛋，将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韶抓上山？这样来个变害为利，将他那可以制造小型步枪、子弹和手榴弹的兵工厂为红军所用。如此一来，既拔掉了一颗威胁自己的钉子，又可以解决武器的供应，为坚持长期斗争做好准备。

袁文才的设想很快得到王佐和三十二团骨干李筱甫、谢角铭的赞同。这年元宵节，三十二团派出周桂春率特务连趁着雪夜，潜行９０多里，在茶陵一个名为猎狗垅的地方，将在姘妇家过夜的罗克韶抓了起来，然后威逼着他交出了１４名造枪工人和所有的机械设备，神不知鬼不觉地连人带厂搬回了宁冈。

按理，袁、王二人在行动前，应按组织程序将“抓罗夺厂”的行动预案报上去，至少应与特委通个气。可是，较着劲的袁、王二人自认为出于公心，又为部队建设着想，加之心中多少瞧不上那些人，心中顺不了这口气，居然自始至终没有对特委言语一声。罗克韶被抓到山上后，受到了袁、王优待，二人为他置酒压惊，时常还到城墙上散步聊天。当然，三十二团也得到了回报，需要从外地购买的原材料，通过罗克韶的旧关系，没费多大劲就购了进来。

对此，颇有见地和眼光的三十二团一营副营长、袁文才的妻舅谢角铭不无忧虑地劝道：这种做法有些不妥，干脆将罗克韶杀了，以免授人以柄。

袁文才不以为然。他说，不少人劝他干脆杀了罗克韶，这样做，固然应该，可是杀了罗克韶，兵工厂的原材料从长沙购得进来吗？费尽心思缴获来的兵工厂岂不是无法利用？

这时，宁冈县的赤卫队队长谢希安看到袁、王对罗克韶待如上宾，礼敬有加，便跑到袁、王面前坚决要求杀掉罗克韶。

袁文才白了他一眼说：“你懂什么？”

谢希安愤愤而出，气呼呼地将此事告诉了担任宁冈县委书记的龙超清。不过，谢希安说的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韶。

宁冈县委一班人一面惊叹如此大事、前前后后俱不闻袁文才向特委有只言片语的报告，更令他们紧张的是，如果罗、袁等人勾结在一起，那边界革命算是彻底完了。于是，他们立即报告了特委书记朱昌偕。

这时，宁冈、永新的豪绅趁机煽风点火，一时间“袁文才已反水”、“袁、王被逼，另找出路”的消息在边界内外传得沸沸扬扬。总之，各种不利于袁、王二人的传闻甚嚣尘上，言之凿凿，不由得人不信。

本就对袁、王怀有深深偏见，又恼其不受拘约的特委一班人得到信息后，连最起码的调查研究都不搞，更不用说实事求是、按组织原则办事。他们怀着惊恐、仇恨的心情，用“左”的调子，以形同帮派方式的处理方法，认定袁、王二人已反水，不借机除掉，后患无穷。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

彭德怀平生第一憾

彭清泉在中央收到了两任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对事关袁、王的报告后，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先入为主，定下基调，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边界特委提出了诛除袁、王的主张后，他偏听一面之词，根本不作任何形式的调查研究，立即拍板赞同。

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却令他们深感头痛。袁、王两部合编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１０００余兵员，７００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兼之该部官兵对井冈山地形特别熟悉，闭着眼都能找到方位，他们大多猎户出身，战斗经验丰富，其军事实力决不会在留守的红五军之下。

显然，企图用“霸王硬上弓”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怎么办？几经商定，他们决定采用智取的办法，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红五军，再行下手。

诱骗已与特委水火难容的袁、王二人到永新县城，这能实现吗？不知谁又出了一个“高招”，盗用毛泽东的名义，修书一封，以整编部队为由，让袁、王二人前来接受新的组织调整。

信的大致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的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２月２２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第一步预谋妥当后，特委决定游说彭德怀和他的红五军。如果没有红五军的支持，要想贸然对袁、王下手，无异于徒手斗猛虎。特委书记朱昌偕带人在暮色苍茫中赶到了安福红五军军部。

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在睡梦中被惊醒，听说地方党委负责人深夜求见，急忙迎出内室。还未开口，朱昌偕便赶紧走上前，急急地拉住他的手，焦急地说：“彭军长，出大事了，袁文才、王佐要叛变。”

彭德怀蓦地一惊，忙扶来人坐定，安慰道：“不要急，慢慢讲。”

朱昌偕说：“袁文才、王佐勾结罗克韶叛变了革命。他们在特委联席会议上，强迫会议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讲话　　时手拿驳壳枪，嚣张得很。看样子如果不通过他们提出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说到此，朱昌偕请求道：“情况已到万分危急的地步，我们特委务请红五军即刻出动，挽救这场危机。”

“情况有这么严重？”彭德怀有些将信将疑，“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领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等地表现还不坏，怎么变化得这么快呢？”

朱昌偕忙解释道：“这完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他在红四军政治部看了六大决议案关于土匪那一段原话，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

鉴于事态如此严重紧急，又见朱昌偕等人这般焦急，彭德怀未作深层次的思考，也没有从长计议，与红五军军委成员草草讨论后，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

种种资料披露：彭德怀特别叮嘱过，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要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３００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与此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然后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２月２３日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二位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远在安福的彭德怀哪里知晓其中奥秘，他这次轻率地派兵带来了平生第一次遗憾，以致于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时常内疚于心。

井冈山上的“鸿门宴”

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２日下午，袁文才、王佐率红四军三十二团７００余人枪，进驻永新县城禾川镇。

特委组织了上千民众，在城东浮桥头举行了欢迎仪式。大家一阵寒暄，便在城内的肖家祠堂添酒开宴。席间，彼此夹菜劝酒，猜拳行令，纷纷祝贺“袁、王二人荣升新职”。

一时间，袁、王二人与特委间出现了罕有的融洽。

当晚，酒足饭饱后，袁文才被安排到了永新县城尹家巷２２号，那是一所干净宽敞的宅院，王佐则住进了尹家祠堂，其余官兵则散居于附近早被腾空出来的店铺与百姓家。

随后，特委会议在永新城一家民房里召开。

一开场，彭清泉公开批评袁、王道：“有人背着特委，勾结茶陵土豪罗克韶，破坏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袁、王二人一听，顿觉头皮发麻。

袁文才虽是绿林出身，但到底读过几年书，见过世面。他忍住气，站起身，将他们这段时间的行为一一向特委作了汇报，最后，又把抓罗克韶的动机和经过一一详陈。

会场出现了短时沉寂。

而耿直的王佐早已按捺不住：“你们这帮人，整天无中生有，老子为建兵工厂，辛辛苦苦，如果哪个在打我袁老庚的野话，就莫怪我王某人不客气……”说着，他将腰间的驳壳枪取下，重重地拍在了桌上。

朱昌偕说：“你们干什么事都背着特委，根本就不把特委放在眼里……”

接着，王怀、龙超清等人群起而攻之。久积的怨愤，化作了种种罪名，纷纷落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头上。

袁文才、王佐据理力争，力陈己见。双方的争吵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会议的形势，已变得无法控制了。

恼羞成怒的彭清泉拔出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你这个土匪，眼里还有没有上级领导？”

如同晴天霹雳，喧闹的会场霎时死一般寂静。

“土匪”，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字眼，早已知道中共六大文件内容的袁、王，最担心听到的就是这个字眼。

然而，这两个字已经从代表中央的人的嘴里迸了出来。

仅仅沉默了几秒钟，不甘示弱的王佐几乎是在怒吼：“你敢骂我们是土匪？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老子今天就做个土匪的样子给你看看！”

朱昌偕急忙出来圆场：“大家息怒息怒，暂时休会。”

会议暂时结束了，但是，双方堵在心中的怒火却越烧越旺。

王佐回到住地，立刻拉上袁文才就要回去，并不停地说：“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切莫老虎上了狗当。”

袁文才制止了他。

第二天，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继续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晚上，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戏，一派太平无事的模样。

这天晚上，朱昌偕按照预定计划，将袁文才安置在尹家巷２２号院里，王佐则被安排在尹家祠堂内，与刁辉林住在一起。悲剧终于定格在了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４日的凌晨。５时左右，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十余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冲进了庭院，袁文才的几名毫无防范的卫兵则被逼到了墙跟。

朱昌偕早已熟悉了这个庭院的环境，他径直赶往袁文才门口，敲门喊道：“袁司令，老袁，我是朱昌偕，有事找你。”

与袁文才同居一室的李筱甫迟疑了一下，还是轻轻拉开了门。袁文才在睡梦中刚睁开睡眼，朱昌偕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正中袁文才眉心。随即，另外几支枪同时响起，李筱甫与袁文才倒在了血泊中。

就在尹家巷２２号的枪声骤然响过后，一直心怀警觉并在住处内打好了地洞的王佐，仿佛天人感应一般从床上一跃而起，嘴上连连叫道：“不好，出事了。”然后，带上刁辉林等人沿着地洞钻出了祠堂，来到了菜地边，跨上几匹未卸鞍的战马，飞驰而去。

然而，当他们冲到城东浮桥边时，却发现浮桥已被撤掉，宽阔而幽深的冬瓜潭顿令人望而生畏。回首处，永新县城罩于雾霭层层里，枪声、喧闹声像一壶煮开的沸水，喧腾不止。

王佐等人立即牵马跳进了冬瓜潭，抱着马脖子，拉住马尾巴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们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他们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伴随着战马凄厉的声声嘶鸣和几人声嘶力竭的争辩，冬瓜潭回旋着一汪血污，继而渐渐趋于平静。

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特委清点现场，找到了袁文才、李筱甫等人的１７具尸体，内含三十二团所部的６个连长。

然而，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中被打成“ＡＢ团”，招致错杀。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