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t 《以理杀人》 此文对整顿铁血文风十分有益
文章提交者：江南为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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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是座庞大的冰山，我能写的，只是一个小角。
戴震灭理存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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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专栏
在中国历史上，“道德”二字，常会伸出蛇牙咬人。即使在今天，谁若站到“道德”高地，也多半无往而不利，无往而不厉，起码可以发动人肉搜索引擎打倒二奶。可在200多年前，就有一位明白人，只用四字即摇落了道学家的方巾，曰：以理杀人。
斯人即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皖派领军人物，乾嘉百科全书式学者，同时也是走在时代尖端的思想家。
据说戴震10岁才能说话，晚慧犹如阎百诗。但他一说话就不得了，辞锋犀利如弹簧刀。在私塾时，读朱熹《大学章句》中的一节，他问塾师：怎么知道这是孔子所说，曾子所记？师答：朱熹说的。又问：朱熹是何时人？师答：宋人。再问：孔子、曾子是何时人？师答：周人。接着问：周朝宋朝相距多少年？师答：差不多2000年。最后问：那么朱熹是如何知道的？塾师汗流浃背，无以为答，只好说：这小子真是个变态啊（“此非常儿也”）。[1]
他18-20岁随父贩布，养成观察社会、自由思考的习惯。在商人的运筹计算中，他又锻炼了逻辑思维。如果不遇到若干重要人物，戴震的最大成就可能只是创办“休宁县家家乐超市”，难以成为一代学宗。人之成器，不但要才气，还要运气和人气。
他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皖派开山人江永。20来岁时，戴震从其治经学、算学、音韵学，后青出于蓝。有天，江永举了几个历算问题，说困扰自己十多年了。戴震看过，立即“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江永欢喜地叹息：“累岁之疑，一日而释”，更认戴震为“敏不可及”的天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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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遇到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史学名家钱大昕。30来岁时，戴震因祖坟问题与族豪打官司，结果县令是个贪污犯，拿了族豪的钱，要来修理他。戴震只好跑路到北京，随身只带了几本书，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几件，搞得体味浓郁。这时候钱大昕与其相见，长谈终日，目其为 “天下奇才”，并在京城学术界内广为推荐。戴震很快名声大震，结交一时名流，如秦蕙田、朱筠、纪昀、王鸣盛、卢抱经、王昶等，随后就馆于纪晓岚、王安国。在王氏家中，他更培育出乾嘉训诂大家王念孙。
他遇到的第三个重要人物是四库提要总纂官纪晓岚。晚年，纪邀其入四库馆，撰写部分四库提要。戴震也许写了数百条，但如今已很难一一辨清，“同进士出身”的他，在官场的地位就像如夫人，露不了脸。
戴震本人，涉猎极广，于学无所不窥。于天文则有《历问》、《续天文略》等，于算学则有手校古算经十种等；于历史地理则有精校《水经注》；于机械学则有《考工记图》；于方志则主修《汾州府志》；于经学则有《毛郑诗考正》、《尚书义考》、《仪经考正》等；于训诂则有《声韵考》、《六书》、《声类表》等，于文学则有《九章补图》、《屈原赋注》等。[3]他不但著书，并且将知识运用于实际。他家乡的珠塘，每逢雨季常爆发山洪，民生为苦。当时，人皆以为是龟精作怪，但戴震不信这些乌龟王八蛋的迷信，亲去勘查洪灾现场，提出防洪方案，又与乡绅一同募资，在珠塘建筑石坝，蓄水约百万立方米，坝下辟有水渠，直通新安江。平时关闭闸门，以利灌溉；若遇山洪肆虐，即开闸放水。于是珠塘水厄，消解泰半。[4]
戴震的著书颇多，其中最有价值的，我以为是《孟子字义疏证》。在排字机式的犬儒著作的丛林里，这书显得分外骄傲、夺目、不群。书名为疏证，实是戴震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学著作，与其说他注孟子，不如说孟子注他。在此书里，戴震阐述了自己最重要的思想：“灭理存欲”。
我们知道，清代的官学是理学，又叫宋学，祖师爷是南宋朱熹。其核心思想为后代腐儒简括为“灭人欲，存天理”。在理学家眼中，“天理”与“人欲”势不两立，如同水火。他们的祖师朱熹，甚至连美女的酒窝都看不惯，还专门写诗吓唬大家说：“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5]
戴震却要挑战宋以来运转千年的理学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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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揭发“理”之虚伪与凶狠：“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又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些文字，如今读来，痛快淋漓，凛凛犹生。[6]
他同情“欲”之真诚与必要：“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并进一步发挥说，“君子不贵无欲”，“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 所谓无欲之人，要么是行尸走肉，要么是伪君子。八荣八耻里有一条说的好：以性欲强为荣，以性冷淡为耻。[7]
在今天，上述思想可算常识；在当日，却掀起轩然大波。《孟子字义疏证》一出，即遭到四库馆臣的围殴。纪晓岚恶狠狠将书扔到地上，破口大骂戴震丧心病狂；翁方纲写大字报《理说——驳戴震作》，斥戴震为文理不通之狂徒；程晋芳也写《正学论》，指戴震为异端，甚至比释老更败坏“仁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大字报”未必发自真心。比如翁方纲，在戴震去世后，还偷偷向凌廷堪推荐《孟子字义疏证》。这么看来，中国文人作“梁效”的无奈，并非始于文革。[8]
戴震曾对弟子段玉裁吹牛逼，自己虽然生不逢时，但肯定能长寿。遗憾的是，他死的时候只有50多岁。戴震去世后，京师同志挽联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可谓推崇备至。段玉裁为老师作年谱时，自己也80岁了，段氏记载了上面的挽联，然后感叹说：“呜呼！先生之所学，无愧此语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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