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件件小事话说“十年动乱”

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最乱的1966年至1968年，但是眼睛和感觉却是关注了整个十年的时间，如果按照利益来划分意识形态的群体，我既不是既得利益者，也不是利益受损者，实际严格地说我应该属于后者。说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家没有造反派头头，爹妈不是靠造反起家当官。说不是利益受损者，是我家没被抄家，父母没有被批斗，因为我家是军人家庭，除了部队的一些院校，部队内部没有搞文革。为什么又说，严格地讲属于后者呢？因为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都在进行教育革命，在校园里能够静下心来学习，需要毅力和聪明的远见，况且我赶上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对我来说总不能说是好事吧。我母亲由于出身地主，在部队的幼儿园工作，虽然没有被批斗，但是在工作中战战兢兢，拼命地做好每一件事，入党问题也因此未能解决，你们说是不是可以靠到利益受损者之列？

但是我一贯主张，评论和看待历史大事，不能站在自己个人的利益，或是某个小团体和阶层的利益上，否则永远也整不明白一件事物。当然，某些西方和华人中的垃圾，处于一心要诽谤和贬低某伟人的需要，猫哭耗子似地跟着起哄，应该属于另类。我只是经常感到困惑，为什么某些说法与我的眼见不符，我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把自己的见闻和体验撰文，兴许能为后人提供一点真实的资料，要是等我在某一天归西，恐怕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也所剩无几了。都是十年中的一些琐事，也能代表一个地区和一个阶层的看法，尤其是在这里进行辩论的时候，只靠一些抽象的资料拷贝，一些口号、定论、概念似的文字，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后人的脑海中，勾画出有血有肉的时代情景，某些小说和影视带有很大的政治倾向性，没有任何历史资料的价值。还是先发表一个声明：我的所述只是一个局部和片面，不代表整个中国和事物的全部，我丝毫没有“这就是文革”的意思，让你们用我的眼睛穿越时空，去那个时代旅游一番。记住，如果你落到月球上是一片平地，别忘了上面更多的是环形山！

1、粮食照常供应

我所在的那个城市，是中国的几个武斗重灾区之一，坦克和大炮只是听说没看到，在夜间机枪声倒是听到几回，高音喇叭一直喊到半夜。听一个工人亲戚说，夜间他们把机枪绑在窗台上，再用细绳将扳机和脚连起来，躺在床上该睡就睡，只要脚一动弹就是一个“嗒嗒嗒”也不知是真是假。说是打、砸、抢，没听说商店和粮店被抢，在城市里没有发生粮荒，仍然是每月按量供应。我曾看过一份传单，上面是粮食系统的某派歌颂自己，说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这一派的粮食系统的工人，在武斗最激烈的阶段里，驾驶着粮食卡车，把粮食送到弹雨横飞的某某地区，送到戒备森严的某某地区。我想啊，不管是哪一派，都不会拒绝粮食，即使是对立派，双方都不是为自己的私利争斗，也许这个用性命来维护的信念看来很荒唐。

2、社会治安没感觉大乱

如果按照十年计算，后七年咱就不说了，已经基本恢复正轨，只说前三年最乱的时候。我好像记得，造反派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一个城市中按区划分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派别当然是在工业区，以学生为主力的当然是在院校聚集地。公检法虽然不再履行功能，但是造反派成立了“卫戍司令部”，取代了公检法的功能，至少保证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的社会治安。有哪个傻逼在这时候从事偷盗、抢劫、诈骗、强奸等犯罪活动，让造反派的专政机构逮住的话，很难想象会得到何种待遇，后果肯定会很严重。那几年可是真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家都猫在家里，谁也没傻到没事上大街去找不自在。而且，那时是平房居多，就是楼房的左邻右舍也都熟悉，冷不丁来个生人就如鹤立鸡群，所以也使犯罪分子没有作案条件。哪像现在的人这样自闭，或许是因为没有电视，人们茶余饭后以串门和聊天为主，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的原因吧。大概是1967年的春节，我们小孩晚上都出来放鞭炮，鞭炮都是我们自己从附近的商店或小杂货铺买来的，0.37元一包200响，是很小的那一种，除了二踢脚也只有这一种鞭炮。夸张一点说，能比屁的声音响一点，我在一个春节期间也只买一包，家里没钱那。造反派除夕夜也没闲着，在部队大院的大门上贴了一张传单，好像是反军派的传单，内容无非就是指责部队如何如何，浆糊还没干，就被我们用小鞭嘣得一干二净。

3、到农村避难

1967年是这个城市武斗最激烈的一年，造反派为了获取武器经常冲击部队，父母担心孩子在乱中受伤害，纷纷把孩子送到农村老家避难。从家里到车站是坐三轮车走的，想必是各种公交车都已经停运了，一路上在路边也看到不少乘凉的大人和小孩，没有感到那种行人稀少的恐怖。我们这一行人有几位记不清了，至少有两个小孩（我和妹妹）和一个老太太还是小脚的（我姥姥）。从这个城市到辽西农村，大概有三百多公里，下了火车上汽车，都顺利地到了乡下老家，说明火车和长途汽车仍在照常运行，小孩和小脚老太太也能顺利出行，推断武斗可能只对市内有影响，国内的交通并未因“动乱“而瘫痪。在农村疯狂了一夏天，你知道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脱离了父母的约束，在丰富多彩的乡下是多么的自在。到了秋天回来时，遭到没有避难的同伴嘲笑，据他们说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听到吹了几声喇叭。后来听大人的只言片语，好像是造反派在一天夜里，突然乘车来冲击部队大院，警卫班听到报警的喇叭声迅速起床，等造反派进屋的时候衣服早已穿好了。造反派好像也很文明，压根就没有进家属宿舍区，就是奔着警卫班的枪支来的。好在事前枪支早就藏起来了，造反派搜查一通什么也没得到，也没难为警卫班就走了。

4、制止武斗

从避难的农村回来后，看到大院的灌木林的树上，挂了许多五颜六色的餐具袋，旁边的洗澡堂里住了许多解放军叔叔，他们每天就在灌木林里吃饭。隔三差五就能看到他们全副武装，佩带印有某某军区卫戍司令部，两个金黄色“执勤”大字的红袖标，登上两辆军用大解放，驾驶棚上架着一挺轻机枪，匆匆忙忙地开出大院，据说是制止武斗去了。我们都看得出来枪里根本没有子弹，每一次都安全地归来，没有发现有谁受伤。好像他们驻扎的时间不太长，大概也就半年多一点，过了不长的时间造反派就开始大联合，在街上经常能看到造反派的武器上交车，上面还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拉着各种各样的枪炮。也听说过丑恶的传闻，某个学院的学生造反派，冲击本市的一个驻军医院，掠走不少年轻的女兵，据说回到学院后都被强奸，不知真假无法验证。

5、工人宣传队

大概是在1968年的下半年或年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全市各个工厂定点派出工宣队，进驻各个大专院校和中小学，学校也结束了近一年的停课，全市的中小学全部复课。我们小学是某某市皮件厂，就从这一刻我开始了定期到工厂劳动，直到中学毕业后下乡。皮件厂是生产电工用的“三大件”工具套，好像还有劳保用的羊皮手套什么的，电工的工具套生产流程我还记得。步骤是：将裁剪好的皮片用大型缝纫机轧出雏形，用热水将牛皮质的工具套烫软，将不同形状的木模钉到工具套里成型，再用厚玻璃板人工擀光，晾干后敲出木模，最后冲压上厂标的印记便完活了。咱们小学生到工厂干活，开始还感到新鲜，挺规矩地跟工人师傅干活，没多久就感到厌烦了，在车间里东窜西窜，经常遭到老师的训斥。工人师傅们都很厚道，干不干活随你，反正自己不停地工作。请各位注意了，这个时间可是1968年，如果这时仍然处于动乱中，工人师傅怎么能在工厂做工，又怎么向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派出宣传队？

6、九大之夜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记得在临放学的时候，老师提醒所有的同学，今天晚上注意听学校通知，那时没有几家有电话，按照平时建立的网络通知，除了家住比较远的同学，接到通知立即到校。具体哪一天发表的九大新闻记不得了，反正那天晚上全部到校，时间应该在晚上八点左右，然后由老师带领步行到皮件厂，同工人师傅一起庆祝九大的胜利召开。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车间里，同工人师傅一起坐在工作台上，工人师傅和我们都表演了文艺节目，好像工人师傅表演的是藏族舞蹈，因为一进工厂大门，就有几个工人师傅从门里探出身来，穿着藏族的行头朝我们招手，至于厂革委会领导和校领导讲没讲话，学生代表讲话的是谁都不记得了。1969年铁定应该算是动乱期间吧，大概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我们才解散回家，都是小学生呀，这么晚也没说让父母去接都是自己走回家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治安情况。回家以后我还不甘心，同一个同学在院里转来转去，因为听到远处有锣鼓声音，又不时地看到飞起的炮仗，以为这么大的喜事还不得放礼花呀，直到十二点才回家睡觉。

7、在火车上

就是在1969年的春天，因为备战疏散人口，我被送到辽西老家的农村呆了一个冬天，自己挎了一个小包裹，由农村的亲戚送到火车站，我自己就要坐火车回家了。我只记得我是小学五年级，第一次自己单独出门，心里多少有些惆怅和紧张，上了车找个座位一声不响地坐下。列车员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姐姐，有些黑瘦，扎着两个齐肩小辫，显得十分精干。在车厢里一会儿扫地，一回儿帮着抱孩子的妇女找座，一会儿又站在车厢中间读报纸，总之没有一刻空闲。尽管不能同现在的车厢设施相比，但是车厢内很整洁，虽然旅客很多，但是很有序，没有人大呼小叫地打扑克，没有人高谈阔论地喝酒。在一个小站上来一位农民老大爷，这位列车员主动迎上去搀扶，高声对旅客们喊道：“哪位同志给这位老大爷让个座！”你说就在我的身边，咱也是受雷锋精神熏陶下长大的红小兵，这时候不向雷锋学习还等啥时候？我连忙站起来让座，列车员姐姐笑着对我说：“谢谢小同志！”然后又高声对车厢的旅客喊道：“向小同志学习！向给老人让座的小同志学习！”我当时有点受宠若惊，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没有看到像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旅客们投过来赞许的目光。这就是我经历的，文革第四年的列车情形，我不知道在现在的公交车上，还有多少这样的情形发生。我老婆曾经抱怨：“还是北京人的素质高，其他地方不行！”因为我同他回到沈阳，抱孩子上公交车的时候，家乡人民可没有北京人民那样的觉悟，没有人给抱孩子的老婆让座，所以老婆才如此抱怨。

8、革命委员会

我对革命委员会的了解不是很多，好像也是在1969年至1970年之间，只知道在文革中的各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产物，使革命委员会在很长时间内，作为各个单位和各级政府的领导机构。不能不承认，毛主席的威望相当高，在三年里打得不可开交的几大派，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大联合。经常能看到各个单位敲锣打鼓，到省革委会或市军管会报喜，又一个革命委员会诞生了。那时在干部之间见面后谈论最多的，就是谁谁能不能进革委会，有相当多的革委会成员都曾经被打倒过。别的革委会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所在的中学革委会里面居然还有一位体育老师，他既不是干部也不是中共党员，是作为革命委员会中的群众代表存在的，参加学校的核心成员的各种活动。革命委员会同各个单位的党委、支部是什么关系，由于当时咱还是个红卫兵、共青团员，没有留下更多的了解记忆，所以在此不敢妄自揣度。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是由原来相互对立的几大派成员组成，在实际中运转效率究竟如何，还请有亲身经历的内行给予补充。看到这里有的人把革委会当作天大的权力机构，煞有介事地拿革委会说事，其实整个就是一个道听途说的史盲，有些所谓的资料也真是误人子弟。

9、革命大批判

在小学的时候，批判稿都是用稿纸写的，开批判会的时候站起来念就是了。到了中学，其实应该是六年级，开始写大字报了。学校提供毛笔、墨汁、纸，放学后便在教室里开始写大字报，白天正课时间基本上都是文化课。这时的大批判已经不是无政府状态了，完全是跟着国家宣传部门的调子，形势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都挂在教室的四周以及走廊里。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样，例如批林批孔、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在“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时候，有个别善于投机的学生干部，居然又把把矛头对准了老师，纠集一帮问题学生联名写大字报攻击老师。就像在铁血的某些人一样，断章取义地把老师平时批评他们，听起来不甚妥当的语言搜集起来，作为攻击老师的依据。此举遭到大多数学生干部的反对，纷纷写大字报为老师正名，提出我们同老师不是敌我关系，而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投机的那位学生干部从此遭到排斥，就连女同学都侧目而视。可见，这个时期的大批判同文革初期绝然不同了。而且是否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作为衡量一位学生是否进步的条件之一，除非你不要求进步，不想加入共青团组织。很可惜，那时候人的三观同现在不同，政治生命是主要的，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会辞职，连党组织关系都不在乎。谁要是说那时鼓励不学习我跟他急，批判最多的就是“读书无用论”。当然，这个读书无用论是归到刘**或是林*名下的，现在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而且最时髦的口号是“为革命而学习”。有的人自己那时不学习，整天混吃等死，到了恢复高考时傻了眼，就怨天尤人地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文革。我们这个班有五十人，只有五人考上大学，这五个人都是班级的干部，如班长、文艺委员、学习委员、红卫兵中队长、团支部宣传委员。不好意思，其中就有我一个，我当时也不愿学习呀，谁不知道玩比学习好受啊！可是作为学生干部，如果考试太差劲，也就没有了威信，更不可能得到才貌双全的女同学的青睐。没办法，咱只好硬着头皮学，没想到歪打正着，高考一恢复咱就考上了军校。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强调客观，多从自己的主观上找原因。

依照某些人的逻辑，为那个年代说点公道话，就是想回到那个年代。我明确地表态，我不希望回到那个年代，我只是希望客观地反映事物，科学地分析和评价事物。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辩证分析，无论那个年代给某个具体的人带来什么命运，如果要想正确公正地评价一段历史，就必须摆脱个人利益造成的短浅目光。总结经验和教训，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历史，不仅仅是对历史当事人的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国家和党负责，继续坚持用挫折换来的经验，避免今后重犯同样的错误。把洗澡水同孩子一起倒掉，决不是科学的哲学史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