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是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

随着中国进入“后奥运”时代，奥运年暴露的各种隐患，值得引起北京的关注。这些隐患中最显著的，无过于“藏独”和“**”势力。在这两种势力中，“**”受到新疆地区人口比例演变和西方世界“恐回症”的双重制约，而使得受到欧美支持的“藏独”，成为中国头号分离主义痼疾。

　　毋庸讳言，“藏独”运动最顽固的成分在于宗教。文化革命结束以来，北京对藏区的经济支援不谓不大，据新华社，光是在过去五年中，中央对西藏的各项补助累计超过人民币950亿元之巨。在如此庞大的中央经济补贴之下，藏区的分离主义依然旺盛，明显是因为宗教势力的作用。

　　这一情况表明，光凭高度政治压力和数千亿元的金钱投入，无法有效地制约西藏的分离主义。以笔者之见，目前主导“藏独”运动的宗教，正是被北京长期忽视的一个可以化解“藏独”的重要资源。

对宗教事务有“话语权”

　　与今天北京的巨额对藏财政支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元明清三朝对西藏的权威，经济代价微乎其微，而主要基于政治和宗教措施。

　　其措施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条：一是授予藏族宗教领袖崇高的“尊号”，二是给予他们对全中国佛教事务的某种“话语权”。

　　元朝开创了这一传统，高僧八思巴先是被封为“国师”，除了西藏的行政权，还通过元廷的“总制院”，掌管全中国的佛教事务。忽必烈后来又晋封八思巴为更加显赫的“帝师”。选封萨迦教派高僧为帝师，后来成为定制。

　　此外，高僧八思巴巡礼五台山，开创了藏传佛教与这一汉传佛教圣地的深厚关系，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在汉地传播的重要基地。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钦封元末最后一代摄帝师朗喀贝桑波为“佛宝国师”。此后明廷又在藏僧中广封“灌顶国师”和“大国师”，并且在萨迦派之外新兴的诸派中封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和其他教王。

　　明廷还在南京和北京大力兴建喇嘛寺庙，广招西藏僧侣，并且不断对五台山遣使供养，使得明代的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到与汉传佛教等量齐观的地位，对西藏僧侣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如今主导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刚刚兴起，就受到明廷的注重，事实上的第一位达赖喇嘛（习称三世）锁南坚错去蒙古传教时，路过明廷直接管辖的甘州（今张掖市），特地上书给权相张居正，“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明廷马上授予达赖喇嘛尊号。

　　尤为有趣的，是最早皈依黄教的“大明顺义王”俺答汗及其夫人三娘子都先后奏请明廷派出西藏喇嘛去蒙古帮助传教，可见明代北京的西藏僧人数量之众。吴三桂反清时，曾经活动五世达赖喇嘛支持，也可看成是明代藏僧在汉地角色的遗响。

　　至于清代对藏统治历史，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不再赘述。北京和承德等地的喇嘛庙，是藏传佛教在藏区之外传播的明证。

　　总之，元明清三朝以极小的经济代价，通过宗教影响以及授予对全国佛教事务的某种“话语权”，争取到西藏僧侣阶层的归心，从而取得了对西藏事务有效控制。

　　意大利藏学家Luciano Petech因此总结说：自从元朝以来，中国皇帝在西藏始终享有传统的“道德权威”，而西藏的“僧侣阶层”则一直“亲近”北京政府。

促进汉藏交流与和解

　　这种历史经验，实在值得北京回味。固然北京今天与西藏佛教界的恩怨，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一时很难释怀。但是文革宗教酷劫之后，中国各地佛教卷土重来，香火日盛，甚至远超文革之前，其中不乏密宗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汉族信徒，以及与藏传佛教有密切历史关系的寺庙和胜地的复兴。

　　例如五台山首刹塔院寺，就是与当今达赖喇嘛相同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可惜至今寺里众多出家人中，居然没有一个藏僧，实在是历史的非常。

　　再如浙江普陀山和四川峨眉山，都与藏传佛教有深厚的关系。康熙年间，第六世达赖喇嘛央仓嘉措前往峨眉山礼拜普贤菩萨，便是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的佳话。就是杭州名刹灵隐寺前的飞来峰石刻造像，也带有强烈的藏传佛教色彩。

　　总之，中国内地有大量的藏传佛教资源和信徒。如果能够像历史上那样，积极吸引西藏的高僧大德参与内地的宗教活动，并且由此给予藏族僧界在全国特别是外省佛教事务中一定的“话语权”，无疑将是促进汉藏交流和民族和解的有效措施，从而对化解“藏独”痼疾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