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离奇的贪污案[蓝剑]

Y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由国家某粮食储备机构投资设立的公司，Y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为各粮食库向供应商采购粮库所需物资。该公司总经理周某，副总经理兼会计钟某，出纳付某，日常工作主要由这三人经管，周某负责全面工作及业务，钟某负责财务，付某负责现金出纳。

2007年底，某检察院根据举报先后将付某、周某、钟某传讯、拘留、逮捕、取保。检察院侦查认为：

2003年1月，周某、钟某、付某共同商量后，三人将供应商G公司支付给Y公司的服务费8万元以隐匿收入、不入帐的方式共同侵吞。周某分得人民币现金4万元，钟某分得赃款3万元，付某分得1万元。周某在2007年12月12日接受检察机关询问时，主动交代了其伙同他人贪污公款的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是：被告人周某的供述、钟某的供述、同伙付某的供述，证人陈某某（G公司经理）、李某某（G公司出纳）、杨某（Y公司董事）、贺某某（Y公司董事）、高某某（Y公司监事）的证言，司法会计鉴定书，相关书证（收取8万元服务费的发票）等。

据此，检察院对周某、钟某以贪污罪起诉，对付某另处。

我之所以说这起贪污案离奇，是因为我感觉这个案件的证据太荒唐了。该案的证据所指向的不是犯罪，而是无罪。我们分析如下：

按照检察院收集的上述证据，主要有三大类证据：一是言词证据，即口供；二是司法会计鉴定；三是书证，即Y公司收取G公司8万元服务费的发票。

一、言词证据

1、被告人周某的供述、钟某的供述、同伙付某的供述——其实就是这3个人在反贪局被讯问的时候，检察院反贪局制作的讯问笔录。

首先，检察院这么表述就欠妥，因为按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有被告人在法庭上对案情所做的陈述才叫被告人供述。在此之前，他（她）的身份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被告人，不是被告人何来被告人供述？再者，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充其量只能算作侦查机关的工作记录，不能与法庭上的被告人供述同日而语。

第二，周某的笔录、自书等有5份，所说内容都是他打电话告诉G公司老总陈某某，说快过年了，搞点钱给职工发过节费。平时和G公司大都是通过银行结算，很少有通过现金直接结算的。G公司老总陈某某答应给他8万元现金，于是他让付某开好发票，过几他后他带着付某去到G公司找到老总陈某某，付某把发票给了陈，陈把8万元现金给了付某。回来后，他分了4万，因为钟某是会计，这事瞒不住钟某，另外还需要他做帐呢，于是就分给钟某3万。钟某也没推辞，并说税务局他熟，会计帐他负责。付某分了一万。

周某自己说的不同的是，一、交付8万元的地点，有的说在G公司外面楼下，有的说在G公司办公室。二、分钱细节，有的说是付某提议我分4万，钟某分3万，付某分一万；有的说我们开会共同研究分钱方案。三、拿钱过程，有的说当时他拿了一万，另七万由付某拿回了家，第二天付某才又把这7万从家里拿回放入公司保险柜；有的则说，付某当时把这8万元带回了公司，放入了公司保险柜。

另外，周某曾经从看守所托人捎给单位领导一封信，在信中他说工作中三人都争强好胜，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怎么可能一起合伙高贪污？这笔8万元很可能是多笔交易中的一笔，时间久了也几不清楚了，很可能是后来应G公司要求补的发票，由于说不清楚，为了息事宁人，他就只好按检察院的要求说了，但是他确实没有贪污。

第三、钟某的笔录有四份，有三份不承认的，只有一份承认的过程和周某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其中这份有罪“供述”的笔录和另外一份笔录在时间上几乎完全吻合，只是讯问的侦查人员不同，讯问的地点不同。这也就是说，钟某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同时接受不同侦查人员的讯问。

第四，付某和周某交代的情形基本一致，不同点也基本一直。就是交付8万元的地点，有在G公司办公室的，有在G公司楼下的；分钱是周某决定的4：3：1比例。

第五，G公司总经理陈某某的询问笔录，说钱是周某打电话要的，他和付某一块来取的，是在我办公室给的付某。我们两公司都是通过银行结算，（再问下）现金结算的就这一次。

第六、G公司出纳李某某的询问笔录，说是陈总让我取10万员现金，我去银行取会后都交给陈总了，他让我在现金支票的存根上用途一栏里写上：服务费和货款。

第七，Y公司董事杨某（Y公司董事）、贺某某（Y公司董事）、高某某（Y公司监事）的询问笔录，均称董事会、监事会均不知道8万元发过节费的事。

二、司法会计鉴定书这么内容有三：一是Y公司“应付款-G公司”帐户中，没有发现8万元服务费的记录；二是2001年12月至2006年1月（Y公司解散）Y公司和G公司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三是Y公司“应付款-G公司”帐户中经过详查，未发现G公司2003年1月付出的8万元服务费发票记帐联。

三、Y公司开给G公司的收取8万元服务费发发票。发票上收款开票为付某，加盖的印章为周某保管的Y公司公章，而非钟某保管的Y公司财务章。按照发票管理规定，应该在发票上盖财务章。这也等于排除了钟某事先共某的可能。

通过上述证据，除了当事人在检察院的有罪交代笔录外，再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当事人犯有贪污罪。按照我国法律，只有当事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量刑；没有当事人口供，但是有其他证据证明的，可以定罪量刑。本案仅凭口供显然难以定性。

而我关注的还不只是这几份相互矛盾的口供，我是在想另外的一些问题。

其一，Y公司和G公司是业务关系，Y公司从G公司购买产品，再转手出售给其他粮库。因为Y公司并不赚粮库的钱，即平买平卖，但是钱买的，就多少钱卖，等于替G公司买货，因此Y公司才从中收取G公司“服务费”。流程是：Y公司从G公司拿货，按与G公司的合同价转手倒给各粮库，粮库按照Y公司与G公司的合同价将货款通过打给Y公司，Y公司再把货款转付给G公司。这一切都是经过银行再转款，一般不大可能会发生现金交易。

这时，Y公司有两种收取服务费方式：一是直接从银行把应收服务费扣掉，剩余款再汇给G公司；二是把回收的货款全部汇给G公司，再向G公司另行收取服务费。谁会选择第二种方式？除非他脑子进水了。

其二，Y公司是要的G公司货，应该付款给G公司才是，怎么G公司反而向Y公司付款？应该收钱的成了付钱的，这的确不合常理。

其三，既然钟某这么积极参与分钱，那么，周某和付某事先就没有必要瞒他，付某开票后就应该找钟某加盖财务章，而不应该找周某盖行政公章。事先不通谋，事后却奇迹般地一致，如果说利益的3的话，那么，钟某作为财务管理人员他应该清楚地知道，开了发票的能不入帐吗？他怎么会没有这些财务常识？

其四，10万元现金，用途填“货款和服务费”，银行怎么会放钱出来？难道这家银行不受《现金管理条例》的制约？G公司给银行的现金支票上到底填的什么用途？又怎么能证明那8万元的服务费就是这10万元之中的呢？

其五，既然是“服务费”，对Y公司的会计科目来说就应该属于“应收款”；而司法会计鉴定却审查的是“应付款”，这不是南辕北辙吗？Y公司对于G公司的服务费属于“应收款”，货款属于“应付款”，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会计科目。去“应付款”科目里找应付款“应收款”，找不到也是正常。

虽然存在上述那么多情理不通的情形，可也不是意味着查不清不案的来龙去脉。只要侦查人员粗通帐理，查清本案不非难事。

首先，要从Y公司和G公司调取两公司之间所有往来交易的合同，根据合同台帐查两公司的会计帐。

其次，去税务局查阅该发票的存根联。

再次，去银行查阅G公司那张支取10万元现金的现金支票，看用途填写的到底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的侦查人员愿意做这么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吗？敲开犯罪嫌疑人的嘴，以他的口供结案多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