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国社会生活真相揭查

市委亲自出马，九车间本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被改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结果电影厂、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从4月到7月，这里来了700多个单位参观。一直宣传这里是“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会上说，讲讲克服困难搞生产就够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没想到被人汇报上去，结果厂“革命委员会”找他谈话，让他进学习班。 “不许家里人看我，只许他们一天送两顿饭。好在我根正苗红，最后说我是思想落后，把我放了。”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九车间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7月份的全国计划工作会上，上海向国务院和李先念等人开炮，27炮中，有两炮是关于九车间的。“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觉得很荒谬，那时候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早已经没有政治激情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骄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没等三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生产仿造英国的小轮车，“文革”时期这种车停产了，因为被人说成是“阿飞车”，而凤凰的商标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文革”中有几年，凤凰商标被说成是反动图案，不少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商标被撬掉，用红布包着自己的自行车。

票证控制下的生活

“其实那时候我很难弄到自行车票。”在车间工作的沈德出说。当时自行车票控制极其严格，真正的掌握者是各商业局和供销社的人，自行车厂只有特殊部门工作的人，例如后勤部门，才能拿到自行车票。

钱菊英的父亲当时是上海自行车厂的食堂采购员，她还记得父亲有天回家的得意状态:“领导把他叫去，说现在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很难保证买到，所以厂 ‘革委会’决定每月给他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父亲回家后就把自行车票郑重其事地保存在五斗橱的玻璃板下面，不许孩子去摸，她记得那是上海第六百货的自行车票，上面印着一个月的期限，“每券一辆，过期作废”。

当时肉票和鱼票都是随购粮本统一领取，但是豆制品票和蛋票等是菜场颁发的，钱的父亲采用“以票换票”的方式，不仅给食堂办了大量货，她们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了”。连邻居都跟着沾光。“人人对我爸爸都是笑脸相迎。”

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有所谓的“三大件”之称，是每个准备结婚的家庭的必备之物，一般的分配方式是这样的，由商业部门统一分发给各个单位，各个单位再把手中的几张轮流发放给自己的职工。“一个1000人的大厂每个月也就三四张，大家轮流来，后来就有些人采用交换或者购买的方式弄票了。”自行车票和手表票最值钱，一张手表票可以换取10斤鸡蛋和若干斤粮票。上海市的票证收藏家邵根才觉得这真是怪事:按照道理来说毫无价值的票证（买东西还要出钱，票证只是购买凭证），却获得了很高的价值，当时另一种抢手货是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中含有一定量的油，所以也是大家拼命换取的目标。

父亲江苏老家的亲戚也跟踪而来，当时父亲已经积攒了几张票了，老家的亲戚知道父亲“发达”了，委托父亲的叔叔前来办事，托父亲购买自行车。叔叔给父亲带来了几只鸡和很多土产，说这是老家亲戚们集体托他带来的，父亲则为叔叔准备了两张票。

之后乡下亲戚常常来走动，也有人和父亲说，乡下亲戚在投机倒把，把上海自行车弄回去，每辆至少加50元再卖出去，但是父亲不听，他很享受那种受到尊敬的感觉。她还记得9月份毛□□逝世的时候，父亲的叔叔一边哭着一边把新自行车运输回乡的场景。“ 印象特别深，他哭得直不起腰，但是还不忘记很细心地把自行车包裹好。”

上海市民邵根才从60年代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收藏票证，他的几套票证都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展览，比如从1960年到2005年的电费单，1959年到1990年的购粮本等。他还收藏有1963年的华侨特供的“0.1块肥皂票”、“3钱鱼票”，“ 五分油票”，他笑着说:“大概是切成鱼片买，否则无法想象3钱鱼怎么购买。”五分油则是半钱，应该是用筷子头蘸的方式来卖油的。最奇怪的是西安市的购物券，计量单位是“一点”，什么算一点？即使是收藏专家，他也无法解释所有的票证用法。

大庆富得流油 农村穷得没裤子穿

“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1976年仍然使用，《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尼尔在大庆采访，他和另外16家美国报纸记者是获准第一批来这里的美国人。他感觉这是一片“寒冷而不友善的土地”，气候恶劣，野兽出没。但是这里的女职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妇女们正在运送一筐筐石头，用手工再把它砸成小块，来铺设新的公路”。

大庆妇女开采队都是18岁到25岁的单身的前红卫兵学生，她们一起住在营房里，一同在公共澡堂洗澡，一同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她们以一种几乎像宗教那样的热情工作。”

奥尼尔看见她们穿着肥大的绿制服，在严肃地打靶。他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激励着这些女人，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来到这个没有福利、充满艰苦的荒凉草原上。在那里，人们给他讲了落后妇女改造的故事。一个落后的个人主义的妇女，经过组织的批评帮助（他注明自己不知道是怎样指出她是落后的），成为克服了一切个人主义思想的“铁姑娘”。

奥尼尔不知道，其实那时候的大庆相比起别的企业来，已经算福利相当好的了，他记录，当时工人工资从19美元到55美元，并提供公费医疗、免费交通工具、水电和住房，如果夫妻俩参加工作，则“生活还不错”。大庆因为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典型，一直是中央鼓励各地工厂学习的榜样。事实上，由于当时各行业工资水平相差不大，所以在工厂工作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在中学工作的葛剑雄就羡慕工人，他们不用一天到晚政治学习，福利很多，可以发草纸、肥皂，夏天有冷饮，冬天还可以在工厂的公共澡堂洗澡。“在1976年的住房狭窄环境里，能在工厂的浴室淋浴当然是奢侈行为。”当时在房管所、商店工作的人因为能接触到紧缺物资，更让人羡慕。

当时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有段时间少吃不用，积攒了200元，花3个月时间专门去甘肃探亲，看望在那里的哥哥，“在当时就算是豪举了，这样出门非常艰难，比现在出国还要庆幸”。当时没有什么追求，大家都挣一样的工资，所以是“均贫主义”，也不希望在“金钱”上能出人头地。他借了朋友花8元钱在抄家物资里买来的一个苏联相机，就上路了。当时农村的贫苦让他吃惊，在山西，一个柿子只要一分钱，母鸡1块钱，一只羊12块钱。甘肃比较富裕的陇西地区的农民也穷得可怕，有一家全家财产加起来只有16元，没有被子，用牛皮纸袋当铺盖，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子，谁出门就该谁穿，更多的时候是睡在家里。穿着蓝色卡其衣服的萧功秦被当作当地穿得最好的人，引起围观。1976年变幻不定的政治气候没有给萧功秦更多影响，反倒是1977年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五七指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指示要求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大家都要学农学工。“因为本来以为1976 年10月后，中国可以摆脱乌托邦式的幻想了，结果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幸亏后来就没怎么提起了，但是印象一直非常深刻。

1976 年4月，到常州出差的葛剑雄睡在大通铺上，当时正好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事件”，出差的外地人很多，大家都在骂张春桥，骂上海，觉得都是上海的张春桥在搞鬼。葛剑雄躺在大通铺上，不敢说话，怕暴露自己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心里异常苦闷，不知道哪一天，中国的状态才会改变。

特意来顶黄杨树的场子

不过似乎有影射华国锋的意思

恩，过去的让他过去吧，好歹是打倒四人帮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