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原创]三国时曹植在王位之争破灭后的解脱路

三国时曹植在王位之争破灭后的解脱路

曹操死后，曹丕继承了王位，处于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强烈的理想冲突之中的曹植，看到自己的希望渺茫，抱负难的实现，理想与现实冲突 ，价值取向与正统观念相背离。灵魂没有依托，因而开始逃避现实。为了顽强地生活下去，为了不致于被迫害，荒谬庸俗置于死地，为了寻求精神出路，曹植便从自身寻求自我的中心，写出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升天行》、《平陵东》、《苦思行》、《桂之树行》、《飞龙篇》等一系列游仙诗。

这一系列游仙诗通过“……寿同金石，永世难老”（《飞龙篇》）突出地表现了曹植此时对生命存在的重视，面对严重的迫害，曹植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奋起抗争，唯一的出路便是希望于长寿，企图苟全性命于迫害之中，以徐图后计，等待时机为国立功。在这些游仙诗中，我们可以读到曹植的理想依然存在他心底，而只是与以前的心境不一样。

曹植的另一批游仙诗作于曹初四年以后，重点由求长寿一变而为求自由。

这一变化有着复杂的背景，黄初三年曹植从第二次获罪中解脱出来以后，对曹丕讲手足之情存在一定的幻想，于是他建功立业的内在要求又一次浮出了心理之表，当年孙权复叛，曹丕自许昌南征，陈兵长江，结果无功而返，于十一月“行牵宛，次年三月”行自宛还洛阳宫“（《三国志•魏志•文帝记》），该年五月，曹植与任城五彰，白马五彪，同到洛阳去”朝京师，会节气（《赠白马王彪•序》，此行是曹植第一次以候王而非罪人的身份进入曹魏首都，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希望，以为从此可以改善自己与夏帝的关系，有机会参与朝政为国立功，于是他针对上述征吴未能得一事上表献诗说：“愿蒙矢石，建旗东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责躬诗》），这样的诗自然引起曹丕的反感。当时曹丕长时间不接见曹植等人，稍后又毒死了骁勇著称的曹彰。曹植因得到卞太后的干预保护得以幸免○5。很快就被打发回他的封地鄄城去，从此再也未能走出封地一步。希望的幻灭给曹植极深的剌激，归途中他写下了哀伤和怨愤。尤其从可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 求列仙，松子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中可以看出曹彰的暴死以及当局对自己新的迫害给了曹植极大的打击，他不得不沉痛地感到，变故在斯须， 神药长寿之类未免太渺茫了。

此后，曹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生命受到威胁而是完全失去行动的自由，于是他游仙诗的抒情中心便由长寿一转而为求自由了。

魏明帝曹睿上台后，曹植表面上受到某种尊重，而实际上仍被严加看管。巨大的雄心与可怜的处境之间，无可调和的矛盾逼出了曹植第二批游仙诗，这批作品的抒情中心在于超越时空的远游，这批新作包括《游仙》、《仙人篇》、《五游泳》、《远游篇》等，其中反复提到的一层意思是：“四沙一你局，九州安所知，韩终与五乔，要我于天衢，石里不足步，举步凌太太虚，飞腾喻果元，高风吹我躯（〈仙人篇〉）“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绂外，游目历遐荒”（从五游泳）由此我们可以可见曹植晚年的心态，他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在幻想的境界中自由地翱翔，以补偿其建功立业完全无着的心灵巨创。他这种痛苦不单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并且忠而疑那种比较常见的痛苦，还有更深刻的人格分裂的痛苦。

从曹植两批游仙诗，我们可以发现曹植在巨大现实的反复折磨中，人生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没有了年少轻狂的那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转为一种虚幻沉醉的人生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曹植不能自拔，而只能在艺术中用幻想的方法生存，追求一种精神世界的沉醉，这种沉醉是无奈的，我们读他的诗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但沉醉可以“寻求缥缈虚无的幻境，来做解脱烦闷的寄托。曹植后期写了那么多游仙诗，其实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但曹植在写游仙诗的同时，也曾多次上书明帝建言，《三国志•魏志•陈思五传》说：“帝辄优文答极，”但“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我们一再看到这位骨气奇高的游侠曹植，在明帝面前那种强作兼恭的姿态。可以想见，这些屈己于人的违心做法，况且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给曹植心灵带来深深的痛苦和压抑感。

就这样，曹植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痛苦失望，感到窒息压抑，一方面为了实现其从政用世的政治理想，又始终不能放弃执着追求，面对这种种无法解脱的人生痛苦和无法平衡内心矛盾与冲突，游仙诗的创作给了他一条舒展个性驰骋才华的渠道。在游仙诗想象的世界里，曹植尽情地宣泄情感，寻求心灵的一种超越，但这种时空的超越，心灵的宁静，只是暂时的，他不能彻底放弃，建功立业的理想和超越现实的羁伴和人生的忧闷悲哀，他所追寻的这条寻求心灵苦痛的解脱之路本身夹杂着复杂的矛盾成分。通过对他的游仙诗和《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等诗中我们不难得出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