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称三大标志表明美国放弃征服中国欲望

面对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抱怨中国企图蚕食它的势力范围，包括削弱它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就现实情况来看，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依旧是一言九鼎，但其影响力持续下降也是事实。但是，要追究其真正原因，只看眼前还不够，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

美国在东亚地区开始发挥影响力，始自１８５３年迫使日本打开门户之时。此后，其影响力与日俱增，最后竟然超过了东亚地区最大的邻国俄罗斯，也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帝国英国。华盛顿当时的对日、对俄政策尤为成功，包括利用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从中渔利。

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同样是举足轻重。例如，上世纪初，美国以新兴强国身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固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且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暂时阻止了欧洲列强和日本进一步肢解和瓜分中国的进程。从此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其在东亚的地位也不受根本性的挑战。

美在东亚影响减弱

正因如此，美国过去处理中国事务时一直充满信心，不仅在制定决策和作出反应时迅速快捷，而且还在东亚其他事务中长袖善舞。相比之下，美国在处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时，处处遇到阻力和干扰，决策过程缓慢，执行的难度也很大。

美国过去对东亚、包括对中国事务之所以得心应手，与实力不均衡有直接关系。美国最初在东亚出现时，已经是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强国；而中国积贫积弱，内乱不止，且四分五裂。原因之二是，当时的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事务不甚关心，也不太了解，因此在看待美国在华利益和对华政策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

然而，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虽然以战胜国的身份继续留驻东亚，国际地位如日中天，但它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反而不如从前。重要的标志是，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美国在战略性的错误和迷茫中“失去了中国”，导致其亚洲战略空前受挫。尽管它与日韩两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在亚洲其他地区也扩大了影响力，但与二战之前相比，其实际影响力已经大大萎缩。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在本地区影响力的减弱，并非始自今日。事实上，自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这个减弱的过程就已经开始。

放弃征服中国欲望

如同百年前英国面对美国崛起的势头一样，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抱着同样的戒心和疑虑，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予以压制和阻挠。但是，从中美两国这些年来彼此交手和交往的情况看，虽然美国对彼此实力此消彼长的态势心有不甘，但是，除了尽量以现实的态度面对现实之外，似乎已不存在其他更好的选择。

最能体现这种现实态度的标志之一是，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已经失去了征服其最大潜在对手的意愿和决心。把中国称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和合作伙伴，希望中国与美国一起共同维护国际秩序，要求中国在某些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关键角色，这些都代表了一种本质性的转变。它表明，美国固然希望继续独揽国际事务，但因时势所致，它又必须有所不为，改而与中国等国分享管理世界事务的权力。

标志之二，虽然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执，但无论这些分歧有多么尖锐，双方在大多时候都限制在言词之争上，在实际操作中变得非常谨慎。例如，近年来，两国之间的贸易之争不可谓不激烈，但双方都避免了全面贸易战的爆发。华盛顿方面一直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但美国商务部连续两年在正式报告中却自我否定，称中国没有操纵货币。

标志之三，美国在酝酿和制定针对中国的战略决策时，过程越来越缓慢，难度越来越大。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夸大中国的军事能力，炒作其“军事威胁”，但所有这些言论都没有形成具体的决策和行动。相反，美国内部对中国军事能力的评估和态度很不一致，反映出美中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使美国的决策过程也变得复杂化。

实质性对抗减少

由于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还在变化，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也将变得缓慢。对处在上升期的中国而言，决策过程中投鼠忌器的心态会更加明显。虽然在某些时候两国彼此害怕，但在更多时候还会彼此尊重。这种心理上的均衡态势，有助于减少实质性对抗，使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１８２３年，针对英国用各种手段遏制美国崛起进程的政策，托马斯·杰斐逊致信门罗总统说：“英国是一个能够对美国构成最大伤害的国家。若能让它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就无需害怕整个世界。”

在当代世界，中美两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双方都有能力给对方造成最大的伤害。但是，如果能够站在一起，它们也就无惧于任何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