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8年2月18日,农历戊戌年正月初一。这个春节,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纪录片《早春》。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一些乡村在春节期间就开始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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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在规划着一年的生产,从前属于一家一户的牛现在集中到一个场地来了,去年合作社每亩平均产量850斤,今年他们要让产量提高一倍!
在城市里,这个春节人们讲得最多的是“打破常规”四个字。
在上海,一万多准备回老家过年的职工到火车站退掉车票,火车节省十列,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说,空下来的车皮用来运货。
在上海钢铁六厂,乙班炼钢工人多炼了四炉钢,其他班的工人也不示弱,全天比原计划超过二十三炉钢。
在上海南京路,第一百货公司职工春节前每天延长一个小时营业时间,年初二还全体义务劳动一天。
在北京,春节这天最热闹的是十三陵水库工地。为了迎接新年,两万七千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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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元旦,《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乘风破浪》的社论,号召人们乘长风、破万里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初春的一天,作家巴金捧着一个铜盆在草地上敲了整整一个下午,做事认真的巴金,打麻雀也很卖力。
2月份,国务院下达“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提倡卫生。毛泽东说,“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人们相信,消灭苍蝇、蚊子和老鼠,可以消灭诸多传染病;消灭麻雀,大量的粮食会被抢救保存,从而解决亿万人的吃饭问题。
各种新奇的办法被发明出来对付四害。
4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说:从19日清晨五时开始,首都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到19日下午十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
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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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生物学家郑作新教授解剖了大量麻雀,结果证明:麻雀的食物中虫子占95%。他的结论是:麻雀有许多益处,不应一律加害。
来年春天,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吃光。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写到:“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两年前开始的扫盲同样是以运动的形式开始。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任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他号召大家来一次文化上的“原子爆炸”。
与此同时,第一套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全国推广普通话。
58年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以76岁的高龄,与清华大学一位中年教师搭档,获得北京市网球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并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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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全国上下掀起了锻炼身体的热潮。2月,北京团市委提出口号;"全市团员和青年应该人人下操场,天天都锻炼,最少每人每天锻炼10分钟,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又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整个春天,老舍都在为话剧《茶馆》忙碌,上一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排练《茶馆》。在看完《茶馆》连排后,3月5日老舍来到演员中间,针对表演中存在的问题,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
也正是在这一天,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指标。北京人艺参照青年艺术剧院的跃进指标,定下全年演出场次为950场,创作220件,经济自给并上缴5.5万元。
3月底,《茶馆》开始在首都剧场正式演出,观众反响热烈,几乎场场爆满。
这一年,文艺界的口号是:“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文艺放卫星”、“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
不久夏天,《读书》杂志上刊登了文章《评老舍的〈茶馆〉》,这篇文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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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7月11日,茶馆在上演两个多月后停演。
在上海,《文汇报》发起一场对巴金作品的讨论。巴金后来回忆说,“我这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假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
晚年的巴金曾回顾说:“‘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
对于25岁的山东女孩沈力来说,1958年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5月1日,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试播,它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
担任播音员的沈力回忆说:“因为是直播不能够出错,……所以要把这个稿子非常流畅地播出去,必须用百分之二百的精力,把稿子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记得那些年,每天几乎是四点钟起来要背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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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还能找到5月1日19点整第一次试播时的节目内容。
19:05《工业先进生产者和农业合作社主任庆祝“五一”节座谈》
19:15新闻纪录片《到农村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
19:25诗朗诵《工厂里来了三个姑娘》、《大跃进的号角》
19:30舞蹈《四小天鹅舞》、《牧童与村姑》和《春江花月夜》
19:50科学教育影片《电视》(莫斯科科学普及电影制片厂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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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发射半径只有 25公里,全北京市只有30多台电视接收机。这种820型35厘米电子管黑白电视机被命名为“北京牌”,是天津无线电厂半年前试制成功的。
那之后,沈力再也没有离开过电视行业。1988年,沈力退休的时候,中国的电视机已经增长到接近3.5亿台,中央电视台国内收视平均覆盖率达到90.3%,观众超过10亿人。
就在五一劳动节这天,天安门举行盛大的游行,队伍中“赶英超美”的口号引人注目。
刚刚过去的1957年是50年代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上一年11月,毛泽东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时,苏联刚刚成功地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并提出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下,苏联的建设成就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鼓舞。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更有效地集中人力和财力,加速推进经济发展。
五一过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确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后来,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1958年通过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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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十三陵水库再次成为全国的焦点,新华社记者报道说:
(5月)28日,当人们愉快地度着假日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了义务劳动。
有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场面被拍成纪录电影,成为反映第一代领导集体形象的经典镜头。
作家冰心在这一年数次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采写劳模的事迹。在她的《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中记录了艺术家和工地劳模见面的情形:“他们是十八勇士,七姊妹,七战友,九兰组,五虎队,单臂英雄。等他们刚一坐下,这些人就把他们围得风雨不透,问的问、记的记、画的画、塑的塑、摄影的摄影。”
冰心提到的九兰组是当年工地上九个名字中带“兰”字的姑娘,她们的打夯歌曾经是劳作时最流行的歌曲。
老作家沈从文去了五次十三陵工地,写了一篇文章。他的儿子沈虎雏后来整理父亲的手稿,看到这篇文章时说:“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还顺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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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正在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的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新生叶永烈收到父亲叶志超的信。信里写道:“我在民革交心,已交出二百八十条。现在已进入大辩论阶段。大约6月底,整风可告一段落。”
此时,全国上下正掀起“向党交心运动”,从上一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还在继续。之后,叶永烈好多天没有收到父亲的信,他不知道父亲已被划为“右派分子”。
由于父亲被降职降薪,叶永烈开始打工,给报刊写稿,这成为他摆脱经济困境的惟一途径。
此时,稿费效法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标准定得很高。《文艺报》的稿酬是千字十元、二十元,茅盾等知名作家最高开过千字四十元。
作家刘绍棠50年代出版四部书获稿费1.78万元,存银行每年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当于12级的干部工资。此时的猪肉才6角钱一斤、羊肉4角一斤,刘绍棠买了一处四合院,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一共只花了2500元。
年底,作家张天翼、周立波提出降低稿费的倡议。稿费逐渐降至千字六七元、两三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稿费制度彻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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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一篇关于河南小麦高产的消息,报道称,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五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两千一百零五斤。消息引起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方徨的注意,她随即赶往嵖岈山。
方徨到达嵖岈山时看到,宽大的打麦场四周,垛着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一边排列着装满麦粒的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场地中央还铺着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
方徨并不知道这是早已布置好的,九亩七的小麦被说成二亩地的,方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写到:我不由得惊呼一声“嗬!两亩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我不喊还好,这一喊把周围正在忙碌着的男女社员都引过来了,都激恼了。有的甚至把“保守派”的帽子都摔给我了,我赶忙摆手解释,申明我不是不相信,而是过于兴奋了。
夜晚,高悬着的几盏汽油灯,把打麦场照耀得如同白昼,社员们接着打了第二场、第三场。第二天上午,脱粒的最后结果,二亩九分地小麦总产10238斤,平均每亩单产3530多斤。
6月12号,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方徨采写的消息,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为放卫星。
这一年,风调雨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自上而下层层提高生产指标和批判保守的压力下,农业生产很快刮起虚报产量的浮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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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十三陵水库建成。这个能容纳8000多万立方米水量的水库全部用义务劳动建成,160个昼夜中,40万人在工地上做了870多万个工作日。
下 集
1958年,中国风调雨顺,早稻和小麦喜获丰收。
6月3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报道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题目是《第一面红旗——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的经过》。
血吸虫病是一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俗称“大肚子病”,人得了这种病,通常都是腹胀如鼓,骨瘦如柴,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
江西余江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1949年之前的30年里,这里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被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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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纪录片《送瘟神》中的画面,余江县百姓根据钉螺特殊的生活习性,用开挖新沟填埋旧沟的办法消灭钉螺,割断血吸虫的生活链条。新中国成立后,余江县组织群众消灭钉螺。几年时间里,余江人填平有钉螺繁殖的300多条旧沟渠、500多个旧水塘,并配合播撒药物,火烧荒草,杀灭钉螺。最终在1958年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控制住血吸虫病。
毛泽东看到消息后,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他挥笔写下两首七律《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留意人民尽尧舜,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
《送瘟神》是毛泽东1958年第二次发表诗作。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俗称“两结合”。
这一全国性的诗歌热潮后来被称为新民歌运动,它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大力支持,他们称赞“新民歌可是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
除了诗歌,电影界也成为最前卫、最活跃的文艺实验场。首先问世的“两结合”影片是金山根据田汉话剧改编的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影片上映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争议,一些人认为“畅想”不应该只停留在物质生活享受的层面上,应该着眼于人们崇高的精神境界。1958年在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形势下,电影艺术片猛增到百部以上,其中反映大跃进的纪录性艺术片将近5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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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大学民兵师的民兵进行训练时的情形。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起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现“全民皆兵”。9月间,毛泽东又提出要大办“民兵师”,到年底,全国民兵发展到2亿2千万。
就在一个月前,美国和英国军队在中东登陆,完成武力入侵伊拉克的准备,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东事件。
1958年,正是全球两大敌对阵营冷战的冬天。“中东事件”几天之内,全中国有两千多个城市、六千四百万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
上一年,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新生叶永烈到北京报道时,不得不选择从温州乘汽车到金华,再转坐火车到北京。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本来,从温州是可以坐海轮到上海的。只是由于当年海峡两岸剑拔弩张,海路不安全,也就不通海轮。”
此时,在美国支持下,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不断向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的岛屿增兵。夏季,金、马两地的兵力已达10万。中东事件终于成为台海两岸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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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17时30分,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近500门大炮一起开火,向金门开炮,不到一个小时就打了近两万发炮弹。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台湾方面猝不及防,死伤惨重。
10月25日,毛泽东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今后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此后,这场战争演变成象征性战役,这样的“炮战”,从1958年秋冬一直延续到1979年元旦,整整打了20年。
在一年前开始的大规模农村水利建设中,农村出现了自发兴办农业合作社的新现象。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掀起,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产生了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想法。
8月5日,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正式宣布成立。随后短短三个月后,全国74万个合作社并成2.6万个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民成为公社社员。
一亿一千多个以家庭为单位,生活了数千年的农户开始过上集体生活。家庭生活集体化的明显标志是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大规模建立。
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河南省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三百多个人人称赞,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从9月份起已经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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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则这样讲述公社办托儿所:“什么玩具、糖果、教室、阿姨以至院子里的向日葵都是大家的。这样,孩子们的头脑中就只有“我们大家的”集体观念,而不容易产生“我的”私有观念。”
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下地的女人都统一着装,许多人第一次穿起了白色的、蓝色的碎花裙子,布料是苏联进口的花布。
在这里,男人们穿背心,上面写着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因为严重脱离实际,嵖岈山的工资制度在两个月后即告终止。
一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各行各业竞放卫星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
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张作生对1958年有这样的回忆:“1958年大跃进,什么都放卫星。为了大放体育卫星、为了集体达标,就选择在斜坡上,下冲一百米,结果个个成绩优秀,人人都放了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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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师生向北大党委报喜,宣称他们放了一颗“大卫星”:本专业师生奋战一周时间,完成二万条词条、一百万字的《汉朝词典》。事实上,以当时朝鲜语专业的力量,全体师生不吃不睡,一周内也抄不出一百万字的词典来。
东语系主任季羡林这一年47岁, 6年前他成为北大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两年前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一年春天,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季羡林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9月下旬,叶永烈和其他一百个北大学生前往湖南,支援炼钢。在日记中,叶永烈写道: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我们到了长沙。一切都在为钢而战。路边,土炉林立,炉火映红半边天。在一个炼铁厂门口,写着这样一首诗: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
50年代,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的领袖,都把钢的产量作为国家强大、经济发达的标志。赶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8月,毛泽东将1958年钢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是1957年的一倍。
此时,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成为快速提高钢铁产量的主要方式。在当时的纪录片中有这样的记录:“河南省禹县是全国第一个达到日产4000多吨生铁的炼铁先进县。这里介绍一种比较好的炉型,叫做陈岗式土高炉。用水和好以后,就一块一块地糊在柳条圈上,糊的厚度一直到炉体外圈标记为止。这种土炉容易建造,省钱,而且出铁量高。用水力鼓风的0.3到0.4立方公尺的土炉,每天可以生产生铁700公斤到1000公斤。”
钢产量1070万吨迅速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到处都有“一切向1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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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季大忙来临的时候,数千万的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没有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开始察觉到一些问题。首先发现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十月下旬,毛泽东派两个小组到豫北农村调查,对他们说:“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人民公社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并提醒人们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
12月3日,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跃进开始后,妇女工作的口号是“走出家门”,“妇女解放”。解放之初,全国的女职工并不多,195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女职工有60万,当时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
从这一年起,政府开始大规模鼓励妇女普遍地参加到社会生产,大规模的招工不仅使农民有进城工作的机会,也使不少家庭妇女得以参加社会工作。此后三年,全国有490万妇女参加到“全民办工业”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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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2000多位代表还参加了天安门前工地的义务劳动。
此时,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为了修建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拆迁任务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年,北京中轴线迎来了自1405年明永乐帝朱棣营建紫禁城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建筑活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建设,建筑师被要求解放思想进行创作。
此时天安门的设计仍然受到苏联建筑设计的影响,建筑更多的被用来表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人民大会堂按最初的设计是7万平方米,最后变为13万平方米,而革命历史博物馆只有6万平方米,而这两个设计又要求形式与外观的对称。
这给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开济出了难题,这之前,张开济因为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方案而名声大噪。他认为,天安门城楼上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因此设计越不显眼越好。最后,张开济设计的观礼台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
天安门观礼台是张开济一生最得意的作品,他后来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配角成功了也是贡献。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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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开济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设计了几个院子,力图增加纵深感。
10个月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落成,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等北京十大建筑也相继落成。
作家冰心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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