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思想和作风
清朝皇帝研读儒家经典是从康熙开始的。康熙八年(一六五三年)“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51]这年康熙十六岁,当然只是一种表示尊孔的形式而已。但是从此却一步步由先作出典范,然后认真学习起来。康熙九年所颁行的《圣谕十六条》,其首条既为“敦孝悌以重人伦”,要标榜什么是极其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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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是很好读书的一个人,他的学习方面颇广,举凡词章、声韵、历算、律吕等无所不究。但对哲理的研求,乃是儒家的几部经典。康熙九年下谕礼部“举经筵”。经筵是仿效明朝为皇帝专设的讲习《四书》、《五经》的一种制度,有“经筵讲官”。康熙对此做得最勤,就在三藩战争炽烈之际,他仍然命令“每日进讲如常”[52]。并要求“侍臣进讲,朕乃复讲,互相讨,庶有发明”[53]。还告诫讲官:“嗣后经筵讲覃,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溢辞,但取切要,有裨实学。”[54]这说明他是想要把儒家的一套学术理论学到手,以便从而发挥“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康熙极推崇《尚书》,说它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朕留心研究,……著将《尚书讲义》版刻刊行。”[55]他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是很清楚的。康熙是笃信儒家学说思想的。其对儒家以外的学说是持否定态度的。说:“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求。”[56]批判地指出,“古来人君,穷兵黩武者有之,崇尚老佛者有之,任用名法者有之。”[57]这显然是说的汉武帝、梁武帝和秦始皇等。可以说,康熙是一个遵行儒术的封建君主。
康熙对政治讲究实用,他对《资治通鉴》颇为肯定,说它“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而对《左传》则不甚许可。在一次举行武科考试的,有人提到要考此书,他道:“左转浮夸”[58]意思就是说它内容不切实用。他称赞明朝张居正所著的《尚书直解》和《四书直解》,说它“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59]因此,他认为“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乃为有用。”[60]他说“学问无穷,不徒空言,惟当躬行实践。”[61]《四库全书提要》在康熙所撰《易经》和《书经》的《日讲解义》条下,曾概括地指出:于易“以示人事之宜,宜于帝王之学”,不是“儒者拘泥章句’株守一隅”。于书“大指敷陈政典,以昭驭之纲,……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封建时代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如此。康熙是善于运用它作为统治术的。康熙的思想渊源固然出子儒家,但他却并不迂阔执拗,他以为“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62]。
康熙好讲理学,对宋朝朱熹极尽恭维之能事。可是对待那些自命为理学家的臣属们;每当看到他们虚伪作态,名实不符的地方’更加以无情的揭露.江苏巡抚张伯行,平时大谈理学,负有清官之名。康熙指出说:“其刻书甚多,刻一书非千金不得此,此皆从何处来者?”[63]他挖苦河道总督张鹏翮:“从来大儒,持身接物,当如光风霁月。尔平时亦讲理学,乃一味苛刻严厉,岂所谓光风霁月乎?”康熙认为要讲理学,就须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冒充有高尚道德。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相谬,岂可谓之理学?”[64]由于他重视实际行动,不喜空谈,因而并不排斥与朱熹学术思想相对立的王守仁。他看到汤斌所写的《王守仁论》,要他讲一讲。斌不敢推辞,遂婉转地说:“守仁致良知之说与朱子不相刺谬。”又说:“守仁直节丰功,不独理学。”康熙听了以后表示说:“朕意亦如此。”[65]
康熙在政治、军事以及法制等方面的思想,都是从儒家思想理论中发挥出来的。清统治者遵循明朝,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语为标榜。康熙于此除勤勤恳恳执行以外,对勤政一事最为力行不怠。他在做过了三十年皇帝时说。“朕听政三十年,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66]根据现存档案材料,这并非自诩。当他的“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67]。由于他是这样的勤于政事,因而要求臣属也要这样作,说:“凡为臣子,必实心任事,兴利除弊,不苟且塞责。”[68]他的办法是严格甄别,以定黜陟,说:“昔人有官,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肖,则贤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惩。”[69]康熙所讲的这个办法,确实是治国要诀.要使全国归于“正”,就应当使朝廷先“正”。然后百官才能“正”,这样万民即广大人民也就必然都随着“正”了.但是,他认为这还不够,必须予以严格甄别,把好的提拔上来,坏的淘汰下去。不然的话,只有好的勤于职守,那坏的不受惩罚,这怎么行。康熙很知道人材难得,因此他既留心选择,更要进行考验,说:“凡人必试之而后始知。”[70]他曾感慨地说:“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全关于此。”[71]他很重视群臣的品德:行为,说:“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孟子所谓十暴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明快。人君诚不可不知也。”[72]
康熙在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时候,曾有一道长谕,可以说是他的政治思想大纲。其中于心愿、作法和希望有这样一些话:“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安,制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寝寐不遑。宽严相继,经权互用,以图卧家久运之计而已。”[73]
从康熙的一生事业来看,当然是作出了很多的成绩。如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其一种意义是要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些,这算是“子庶民”罢。还有,他常告诫地方官吏不要多事扰民,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在当时需要恢复元气,发展生产,官不扰民,确是一个重要条件。不过,康熙之所以重视此事,其内心里还存在着一种顾虑,即害怕老百姓造反。因此他说,如果对老百姓不加防范,他们就会“任意行走’结成党类,渐致人多势盛,……明代李自成即其验也”[74]。这应当就是他所谓的“制治于未乱”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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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熙的军事思想,主要有这样几点:一、广行招抚。对三藩、台湾及准噶尔都采取的这种策略。其对吴三桂,已经揭起叛旗,仍然允许认罪归附;[75]对噶尔丹更是如此,最突出的是对待王辅臣,他三叛三附,并且杀死经略莫洛和赍送表章的使臣,最后对他.还是“诏复辅臣官爵”[76]。康熙的战略思想是,用此可以防止扩大战乱和分化孤立敌人。二、信任降将。施琅、林兴珠、韩大任、朱天贵等人,归附之后,或建立大功,如施、林;或战死疆场,如韩、朱。大任死于乌兰布通之役,朱天贵死于澎湖之役。三、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三藩,早有精神准备,事件爆发,毫不惊慌,从容应付。对台湾,更是多年观察筹备,时机一到,立即进行。其对俄罗斯的抗击,不但先派人出去,借打猎为名,侦探敌方情况,同时在瑷珲、齐齐哈尔修建木城作为抵御堡垒,向内蒙古科尔沁及锡伯等官屯征集粮食,备足三年需用。所以康熙说:“备足军食,永戍黑龙江,以困逼之,鄂罗斯遂窘迫归顺。”[77]四、等待时机,不轻发动。康熙说:“《书》云:‘明四目,达四聪。’朕于天下无事不洞悉,然知之即发,亦非大体。”[78]这话在对处理西藏事件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明。第巴桑结多年隐瞒达赖五世之死,康熙已经调查十分清楚,直等到五十九年(一七二0年),藏中大乱,乃云:“观此情况,似乎易结”。于是派兵护送青海的达赖六世入藏安床。从此西藏获得安定。
康熙的法制思想是主张“罪疑惟轻”,说:“与其绳以刑罚,使人怵惕文网,苟幸无罪;不如感以德意,俾民蒸蒸向善,不忍为非”[79]他要“以德化民,以刑弼教。”这纯粹出于儒家思想。他的意思是,不能不教而诛。但对该当治罪的还要治。说“刑者所以禁暴止邪。若豪强猾奸宄,毋使漏网;贫弱无知者,虽偶失于宽,亦因此,对待贵族大吏则必要重处严惩。康亲王杰书的家人辱骂顾天府丞王维珍,即“从重治罪,伊主一并察议”[80]。太仆寺少卿胡简敬在本县地方作恶多端“一门济恶,霸占民人妻女、田产,诬告盗情,致毙人命”,即命将胡简敬“于彼处(本县)正法治罪”。山西巡抚温保、布政使甘度,为官极恶,致使“蒲州之民,皆逃入山中”。康熙即派人往抚。嘱咐所派的人说: “如不肯降,即押温保,甘度至彼处立斩。”[81]这真是大快人心之举。当然,在封建时代,法律是经由地主阶级制定的,它是保护其阶级利益及种种特权的工具。但重视法纪与不重视还是有区别的。
至于康熙本人的作风,对他的一生业绩也有一定的影响。今举数点于下:
(一)不接受尊号
康熙在每次进行统一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时,朝臣藩属总是奏请加上尊号,他都严峻拒绝,并且坦率地讲出道理。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请上尊号。他说:“八年之间,外内骚动,兵民交困……倘若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82]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争取到台湾郑氏后,群臣以为海疆安谧,请上尊号,他说:“若称尊号,即入于矜张粉饰矣。”[83]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击退了俄罗斯入侵,喀尔喀蒙古请上尊号,他说:“自兹以后,无相侵扰,亲睦雍和,永享安乐,更胜于上尊号也”[84]。三十六年 (一六九七年)五月讨灭噶尔丹,大学士等请上尊号,他坚决地说;“朕之尊号,不必加,亦不必再奏。”[85]六月,又扩大规模地作请求,“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满汉宫及远近士民.赴畅春园,请上尊号。”[86]他又坚拒说: “不必行,毋复再奏!”到他年五十岁时,群臣又请上尊号,这是第五次了,康熙曾讲出来一段话:“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87]在接连取得胜利之后,能够如此坚决地,拒绝颂扬,在封建帝王当中还是罕见的。
(二)不神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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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他六十四岁时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88]又有一次对臣下说,你们总是说“皇上由天授。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89]。他不回避触忌的言词。一次看到经筵讲稿《易经.乾卦》“亢龙有悔”一节下面注“不应讲”。他便说:“天道人事,亢则有悔。《易》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90]当然,康熙虽然能认识到不应神化自己,但他还是信天的,“朕思政事失于下,则灾患应于上”[91]。一闹地震他就修省,二遇天旱他就求雨。当然,求之古人破除迷信是很难的,’况且他是需要假神道以设教的。
(三)不骄傲自满
康熙说:“‘满招损,谦受益’。圣人久安长治之道,只在能持满而已。”[92]一次命臣下撰拟谕旨,见其中有“海宇升平”等语,便告诫说:“自后谕旨中,凡此矜张盈满之言,勿复拟入”[93]这种能保持谦逊而不骄傲自满的态度,也是值得予以肯定的。
五、几点缺失
无论是谁,就其一生的活动事迹来看,有其优点,也必然要有其缺点。做为一个封建皇帝康熙更不能例外。因此,对待像康熙这样的历史人物,必须指出其缺失所在。在这里就所见到的姑举四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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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建立一支科学技术队伍。康熙本人是颇嗜爱自然科学的。他曾接近过许多懂得科学技术的西洋天主教传教士,并且从他们学到了关于天文历算以及技术等知识。他会使用仪器测量水势,还能计算闸口的流水量。在三藩战役中命南怀仁制造火器,因为“西洋炮轻便,便于运动”[94]。如此等等,决不能说他不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然而,他却没有建立起一支中国人自己能掌握科学知识,并制造西洋先进器械的队伍。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应当是信赖祖传弓马惯技。所以他能由用侍卫练摔跤捉了鳖拜,建立“善扑营”,而不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来建立铸炮厂。再就是,猜忌广大汉人学会科学技术之后,惟恐难于控制。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怎么说,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科学水平,应当是他的一个巨大的缺失。
二、
闭关自守。在台湾问题解决后,于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四个海关,准许商人载货出洋贸易。据康熙自己说,这样作对“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并且可以使“富商大贾,懋迁有无”[95]当时沿海顿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样一直维持了将近三十年,到康熙五十年(一七二一年)又重行海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内地人民和海外勾结生事。清朝从入关以来即感到沿海所谓“海寇”难于扫清;同时当时中国的造船业很发达,所造出海贸易的船只,出去的多回来的少,更使得产生疑虑。最后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经由清政府所承队的官商,即所谓“十三行”包办起来。闭关的政策无疑是会阻碍工商业的扩大发展,这就使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状态受到摧折。其更加严重的是,从此消息闭塞,无从竞争,最后落得中国光挨打。康熙也曾预见到中国未来必有外患,可是并没有作出积极措施。这不仅仅是缺失,应当说是罪过。
三、
严酷的政治镇压。清朝到康熙后期,已然经过六七十年的统治,民族矛盾得到缓和,内地人民对清朝的仇视情绪渐渐消逝。而康熙于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大兴“南山集文字狱”,案情内容姑不具述,自是因为触及所忌。而将年逾花甲的老翰林戴名世处死,甚而还将与之有文字牵涉已经死去的方孝标开棺戮尸,并株连众多。康熙在位期间发生过两起大的文字狱,一是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 “庄廷拢明史案’,当时康熙年方十岁,可以说不负责任;《南山集》案是经康熙亲自处理的,竟如此残忍,其仁政之云何?还有处理明皇子事件。康熙四十七年(一七零八年)在山东捕获崇祯第四子朱慈焕,强指他和浙江大岚山起义有联系,把一个七十六岁改姓瞒名,以教读为生的老塾师凌迟处死,以此与康熙在南巡中多次亲祭朱元璋陵相对照,又将何以自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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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皇储。康熙建立皇储一事,从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立皇子胤礽为皇太子。颁诏中外”,到五十一年(一七二一年)“复以罪废,锢于咸安宫”[96],这将及四十年中间,一再废立,直到他临终前未能解决立谁的问题,夺嫡夺位的斗争即由此而业。康熙有二十多个儿子[97],难道找不出来一个堪当储位的吗?及今观之,大概他是被诸子及贵戚等人包围,加上他晚年多疑,以致没有能够安排好此事。这虽然属于爱新觉罗一姓的家务,但是对人民和国家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因而也不能不算康熙的一个缺失。
结语
综观康熙一生的活动,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确是作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不容抹煞。因为当十七、十八世纪之际,中国屹立东方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以前加强了,国家的基础比以前巩固了。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费尽心机想要反分中国,总未得逞,这固然由于各族人民联结一起心向北京,但和康熙一生的努力经营是分不开的。论功行赏,他应当领到一个大份。他的缺失,也应当指出,上面举出了四点,此外还有。我们从历史上看,不论多么赫赫有功的人物,也必然有其缺失。我们不可苛求于古人。但我们却要指出来,为的是从中吸取教训,作为戒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5页,
[2]《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九康熙八年五月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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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4][5][6]《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十二、二十四
[7]全祖望:《鲒琦亭集》卷十五姚启圣第二神道碑
[8]《榕树全书》《文贞公(李光地)年谱》
[9][10]《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卷一百二十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丁丑
[11]刘泽荣译:《康熙间俄国来文原档》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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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14]《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彭春传、卷七圣祖本纪二
[15]张霭生:《河防述言 杂志》
[16]《靳文襄公奏疏》卷四、详陈臆说疏,卷一、河道蔽坏已极疏
[17][18]《清圣祖圣训》卷三十三治河
[1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九康熙四十六年五月戌寅
[20]《清圣祖圣训》治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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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永定河志》宸章:《阅河长歌序》
[22]《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陆拢其:《论直隶兴除事宜疏》
[23][24]《清圣祖圣训》恤民
[25][26]《清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27]吴荣光:《伊江笔录》卷下
[28]《清圣祖圣训》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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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寅
[30][3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丑
[32][33][34]《清圣祖圣训》蠲免
[35]《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丙子
[36]吴荣光《伊江笔录》卷上
[37]《清圣祖圣训》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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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魏源:《圣武记》卷十一武记余事
[3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三康熙五十八年正月
[40][41]《清圣祖圣训》蠲赈、圣德
[41]吴廷夔:《清财政考略》
[42][43]《清圣祖圣训》圣德
[44]北大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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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清史稿》卷一百九选举志
[46]吴翊凤:《人史》
[47]《恕谷年谱》卷三
[48] [49]《刘泗宗作墓表》、《方苞作墓表》见《耆献类证 儒行》
[50]《清史稿》卷二百九十方苞传
[51][52][53]《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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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56] 《清圣祖圣训》圣学、文教、法祖
[57]《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
[58]《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二李光地传
[59]《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乙丑
[60][61][62] [63][64] 《清圣祖圣训》文教、圣学、圣治、饬臣工
[65]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汤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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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清圣祖圣训》饬臣工
[67][6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三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丙寅、卷一百十五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庚子
[69][70][71][72][73]《清圣祖圣训》治河、澄叙、圣治
[74]《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六康熙五十年四月戊申
[75][76]《贰臣传》吴三桂列传、王辅臣传
[77]《清圣祖圣训》训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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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六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辛丑
[79][80][81][82][83][84][85][86]《清圣祖圣训》圣治、慎刑、严法纪、圣德
[87][88][89][90] 《清圣祖圣训》圣德
[9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
[92]《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一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壬戌
[93]《清圣祖圣训》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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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清圣祖实录》卷五十八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庚子
[95]《清圣祖圣训》恤民
[96]《清史稿》卷八圣祖本纪三
[97]《清史稿》卷一六四皇子世表四康熙又三十五子,其中有十三个儿子早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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