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的翻版----朝鲜李氏王朝为什么没有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
文章提交者：xueren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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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晚明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启蒙思想，海外贸易，实行文官政治，如果不是满请入关将会成为世界最早宪政资本主义强国云云。历史无法假设。如果说国民党比共产党强还有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为证，由于明朝毕竟灭亡了，谁也不知道另一条道路究竟会是怎样。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相近的坐标系----朝鲜，来比较说明明清易代是否是历史的倒退。
朝鲜王朝基本上和明清相始终,大部分制度是明朝的翻版,和晚明一样,李朝中后期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启蒙思想,也实行文官政治,党争搞了几百年。朝鲜没有经历外族统治，为何统治集团比满清还愚昧封闭，见传教士就杀，把朝鲜变成与世隔绝的“隐士之国”？为何近代不但没有变成资本主义列强,反比清朝的中国还贫困落后，大批农民逃荒要饭来到中国东北,形成今天的朝鲜族？统治者也毫无骨气,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官方没有组织过一次抵抗,最终沦为日本殖民地.朝鲜高宗的儿子英亲王李垠娶日本老婆，当了日军中将师团长，他老婆带领王室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越南更不用说.今天割一省，明天割两省，被法国凌迟碎剐地灭掉，最后国王充当法国人的傀儡？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历史要比较才有鉴别,中国朝鲜越南近代历史命运殊途同归,证明是三国制度文明的共性而非个性导致落后挨打.
李氏朝鲜，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王朝之一。又称朝鲜王朝（Chosun Dynasty），简称李朝。（1392年-1910年)），开国始祖为李成桂。历经27代国王和皇帝，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
李氏朝鲜的国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朝鲜和韩国的总和，北方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同中国为界。王朝的首都初在高丽王朝的故都开京（今开城。又称“松都”），1395年定都于汉城。1398年第一次王子之乱后再度迁都开京，1400年第二次王子之乱后最终定都汉城，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
政治制度
李朝的政治结构采用中央集权制。1469年完成的《经国大典》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以后虽然官职的名称存废有一定的变动，但是整个李朝时期的官职制度总体上都遵循了《经国大典》的规定。
李朝的官职仿照中国，分为正从九品，由正一品到从九品，共计十八品。其中，正三品分正三品堂上和正三品堂下。正一品至正三品堂上，称为堂上官。正三品堂下到正七品，称为堂下官或参上官。正七品以下为参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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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王下面，有辅佐机关——议政府，其首领称“领议政”，相当于中国的内阁首辅。领议政之下为左右议政，与领议政同为正一品。再下为从一品左右赞成、正二品左右参赞。再下有舍人等职官。
议政府之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曹，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其首长称判书，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检察谏议机构为司宪府和司谏院（两府）。此外还有承政院，为国王起草旨意。
宗亲、忠勋机构有宗亲府、忠勋府、仪宾（相当于驸马）府、敦宁府等。国学为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其它机构有奎章阁、经筵厅、弘文馆、艺文馆等。史馆称春秋馆。内廷供奉机构有内医院、尚衣院、司仆寺、内资寺、内赡寺、礼宾寺、济用监、内侍院等。此外还有宗庙署、社稷署、长兴库、义盈库、冰库、平市署、图画署、惠民署、造纸署、瓦署、归厚署、典狱署、典牲署、掌苑署、司圃署、养贤库等机构。
武职机构有五军营、内三厅、训练院、世子翊卫司、扈卫厅、捕盗厅、镇抚营、管理营、龙虎营等。首长称大将、中军、使等。
外职分八道，道下为州、府、郡、县。汉城府判尹为正二品。四都（开城府、江华府、水原府、广州府）长官称留守，为正、从二品。地方官职为从二品府尹、正三品堂下大都护府使、牧使、从四品郡守、从五品县令等等。
李朝实行兵将分离制度，无定将、无定卒，类似轮流服役的预备役军队，而非常备军。武官外职包括兵马节度使、三道水军统御使（均为从二品）、兵马/水军节制使、兵马虞侯、水军虞侯、兵马/水军佥节制使、兵马/水军同佥节制使、兵马万户、水军万户等品级。中央外派官职有观察使、中军、察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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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时期朝鲜全国分八道，道下设州、府、郡、县。 其中，庆尚、全罗、忠清、黄海、京畿五道再分左右两道。宁安道（咸镜道）分南北两道。平安道分东西两道。江原道分岭东、岭西两部。
朝鲜八道京畿道，含汉城府、开城府。首府在汉城府。
庆尚道，含庆州府、尚州牧、晋州牧；设左兵营、右兵营、左水营、右水营。首府在庆州府。
全罗道，含全州牧、罗州牧；设兵营、左水营、右水营。首府在全州。
忠清道，含忠州牧、清州牧、公州牧；设水营。首府在清州。
黄海道，含黄州牧、海州牧。首府在黄州。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平安道，含平壤府、宁边大都护府、义州牧。首府在平壤府。
江原道，含江陵大都护府、原州牧。首府在江陵。
宁安道（咸镜道），含咸兴府、镜城都护府、北清都护府。首府在咸兴府。
在日据时代，将汉城府废为京城，汉城府辖区降为京畿道的一个郡。同时，日本将平安、庆尚、咸镜、全罗、忠清五道划分为南北两道，成为十三道，一直到日本投降。其时朝鲜行政区为十三道，二百一十八个郡，两千二百零二个面、两万八千四百九十八个里。
由于李氏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在1896年独立之前，其国王不能自称皇帝。其配偶相当于中国的皇后，但是称为王妃。皇太子称为世子，皇太后称为王大妃，太皇太后称为大王大妃。在王妃之下，还有嫔、淑仪、淑容、贵人这些等级。按照李朝的传统，年幼的国王在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前，由王大妃摄政，称为“垂帘听政”。成宗、明宗、宪宗、高宗时的王大妃都曾经垂帘。此外，中宗时的朴敬嫔、肃宗时的张禧嫔都曾经用自身的影响干预朝政。 随着女人掌握政权而来的，是王朝后期的外戚门阀势道政治。清州韩氏、青松沈氏、安东金氏、丰壤赵氏、骊兴闵氏都是因外戚政治而得势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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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科学和文化
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了朝鲜民族的文字训民正音。王宫内的科研机构发明了浑天仪、浑象仪、正方案、圭表等天文仪器，以及仰釜日晷、悬珠日晷、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击漏、玉漏等精密仪器。宫廷历法机构编写了《七政算内篇》、《七政算外篇》、《诸家历象集》等书籍。宫廷音乐机构创作了朝会雅乐、会礼雅乐、祭礼雅乐，以及《定大业》、《保太平》、《发祥》、《凤来仪》等朝乐大曲，以及《凤凰吟》、《满殿春》、《与民乐》等曲目。
李朝时期实用的发明创造活动同样非常活跃。宫廷和民间编纂了象著名的医学书籍《东医宝鉴》、《医方类聚》，农业书籍《农家集成》、《农事直说》、《农桑辑要》、《四时纂要》、《本国经验方》等重要书籍，制造并改进了雨量计、水文计等科学仪器。高丽时期发明的铜活字印刷技术和排版术得到广泛应用，1403年在汉城设置了铸字所。此外，在著名的高丽青瓷的基础上，李朝时期还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朝鲜白瓷。李朝在螺钿、漆器、金属、玉石、竹工、木工、牙角、刺绣、砂器等工艺方面也留下了很多具有独特色彩的宝贵遗产。
李朝的文学、绘画、诗歌、音乐、舞蹈也非常兴盛。在十七世纪，出现了《春香传》、《洪吉童传》等用朝鲜文字写成的小说。通俗诗歌和小说的兴起，促使人民注意社会的种种弊端，鼓励人民参加社会改革。
李朝采用儒教思想治理国家，忠、孝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在官方的许可下，一些引退的士大夫和有学问的大学者在家乡建立了书院，并在全国得到推广。书院享受免税的待遇，并有自己的田产。但是到王朝末期，书院已经成了儒生发泄对政权不满的地方，因此很多书院被下令关闭。十七世纪以后，李朝社会逐渐衰落，教育陷入停滞，官方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学中的朱熹性理学派脱离了实际生活，陷于空谈。这时出现了实学派的思想。新出现的实学派学者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士大夫所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构成实学基础的新潮思想。肃宗时期的学者柳馨远在他的《蟠溪随录》中提出了下列措施：（1）建立一种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2）实行推荐制，代替科举制；（3）为所有人确立均等机会；（4）改革政府机构；（5）采用新学。他的建议没有为官方所接受，但是他的改革派思想却成了实学的主流。他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因为他所建议的改革能否成功，取新局面于农业问题的解决。与官府无关的学者育感需要从事实学。官府系统则一心进行内部争权斗争，同时各派在对新儒教礼制的不同解释上发生冲突。到英祖、正祖朝，朝鲜出现了柳得恭、李德懋、洪良浩、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丁若镛等实学大家，摆脱了已经变成僵死教条的朱子学说的束缚，主张向当时的中国学习利物厚生的学问。朝鲜出现了最初的民族意识、民本意识、改革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除了提出理论之外，实学派在农业、医学、数学、筑城学、工程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也通过当时的中国吸收西洋的先进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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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经济
李朝时期王朝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业税收。税收以贡米为主，杂以少量地方土特产，很少征收货币地租。因此农业成为经济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李朝确立了高丽末期开始的科田制，废除了贵族占有大片土地的现象，并解放了大批奴婢。世祖时期，在1466年制定了职田制，田地只授予在职官员，在其去职后由国家收回，以提高国家的税收，防止两班贵族对土地的兼并。随着开垦荒地和农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货币的机能逐渐提高。因此，不仅各地商业日益发达，对外贸易也进入正常的轨道。
3 李氏朝鲜，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王朝之一
十七世纪后，私营的手工业场取代了官营的工场，刺激了为出售而生产货物的手工业发展。商业活动的增加还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性发生变化。朝鲜的宫廷用度、百官俸禄都来自田税米谷，此外一切恒常及临时使用之物，如丝绸、药材、马匹、衣料、纸张、菜蔬等等均责之于土贡。英祖之前的几代国王对此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允许边远地区将贡物折成米，然后用米纳税，交到附近的港口，称之为贡价米。在山区允许缴纳土产来代替粮食。贡价米发到各个衙门手中，由其自行采办所需物资，或者交人承包采购。承包者即为“贡人”，后来发展成朝鲜商人的主力。
18世纪，朝鲜的国内和国际商业活动量迅速增加，通过经由行会组织扩大的垄断和批发销售，出现了资本积累。许多从事贸易的商人集中在汉城。政府核准的商店即领有执照的贡物供应商与街巷小店主之间的传统分野，被融合到一种垄断和批发体制的结构之中。临时商店的设立原来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特殊场合（如科举考试、国王出巡和其它全国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这些店铺在这种场合过去后，仍继续向普通百姓供应食品和杂货。这些店铺是由小店主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经营的，他们不管怎样都依赖批发商。批发商的价格方针对汉城百姓的生活有着直接影响。手工匠往往成为个体生产者。有些人甚至发展成工厂厂主，取得了销售自己产品的垄断特许权。在一些情况下，仅仅做经营某些商品的批发商比从事物品生产更有得可图。在商人和手工匠中，藉对已获得特许的的商品作少许改进而创立一种新商品来获得特许证，已成为一种风气。特许证确保垄断和受到政府保护。朝鲜义州地区所谓的“湾商”垄断了来自京畿道和忠清道的商品贸易，还有一些批发商在全国有着人参销售网。此时朝鲜人参生产已经从单纯的采集山参和在山间种植人参发展为大规模的参田，并将采摘的人参蒸干加工制成红参，在中国深受欢迎。
到十八世纪的英祖时期，朝鲜和清朝、日本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其中除了中朝边市贸易的牛、马、盐、铁之外，最重要的是对清朝的人参贸易。人参贸易又称为八包贸易，每包人参为10斤，朝鲜允许到中国的使团—所谓“燕行”人员—每人携带八包。后来因朝鲜边民越境采参伤害中国地方官员，朝鲜政府停止人参出口，使团按每斤人参25两白银计算，可以携带2000两白银去中国购买商品。后来为了防止白银过度外流，又折合成价值2000两白银的朝鲜货物，如皮毛、纸张、海产干货等杂物。高级官员可以携带一个半八包（3000两白银）的货物。由于使团内象译官等低级官员资本短缺，于是私商趁虚而入，或贷款给译官，或直接为使团提供包参和包银，从中国购买商品。他们出售人参和朝鲜其它产品来换取日本的白银、中国的织物、日用杂货、金属品、书籍、药材、染料，还有朝鲜王室所用的药材、珠宝、苏杭绸缎等奢侈品，采购量相当大。一些朝鲜巨商为了追求利润，甚至充当使团的马夫、奴子，随同使节团前往中国。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从朝鲜输送到清朝的商品包括马匹；貂、水獭、青鼠、豹等毛皮；海参、鲍鱼、虾、鱼、海带等海产干货；金、银、铜、豆锡、生铁、钢铁等金属；白纸、壮纸、桑皮纸等纸张；人参、胡椒、白矾、干姜等药材；丹木、槐花等染料；梨、苹果、柿、栗等干鲜果品。从清朝输入朝鲜的有牛、羊、骡、驴等牲畜；剪刀、镊子、针、床炉、釜、皮箱、马鞍、雨伞、木箸、算盘、梳子、纽扣、烟袋、眼镜、瓷器、毛绵纸、斗方纸、火石、火镰、笔、墨、砚、铜壶、锡壶、指南针等日用杂货；各种金属制品如铲、犁、铧、锯等工具；金、银、铜制钱等通货；棉花、棉纱、生丝等纺织原料；各种棉布；各种锦缎绫绸；各种男女成衣、帽子、鞋袜；各种染料；各种食品；各种药材；各种书籍；乃至于进口珠宝玉石、漆器牙雕、家具古董、钗环首饰、自鸣钟、自鸣琴等西洋玩好、猫狗鹦鹉等珍禽异兽。此外还有清朝严禁出口的天文、历法、地理、历史类书籍，以及牛角、火药、硝石、硫磺等军用品，米、豆、麦等谷物，以及生丝铜铁等物，主要是由使团私带和走私进口。
4 李氏朝鲜，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王朝之一
除了中朝贸易之外，朝鲜的廛贡商人还作为中日贸易的转口商，用从日本贸易得来的白银到中国购买丝等物，再将中国的丝出口到日本换取白银。朝鲜“贸白丝于清国者，皆入倭馆，则辄得大利。白丝百斤，贸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馆，则价至百六十金，此大利。故白丝虽累万斤，皆能售之[LU1]”。在英祖时期，开城的商人（松商）在人参批发和出口贸易活动中与汉城、义州的同行（京商、湾商）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三方国际贸易。他们从朝鲜寺庙里的生产者那里大量买进纸张（高丽纸），从东部海岸买进海带、海参等干货，从中部和北部山区猎人那里买进水獭、豹、虎等野兽的毛皮，从中国进口白丝、锡，从日本进口红铜、铁器，这些商品都是用来进行这种三方国际贸易的。此外，朝鲜通过琉球向南洋的转口贸易也有发展，从南洋进口药物、香料和珍珠、玳瑁、珊瑚等奢侈品。在琉球王国都城首里城（朝鲜称为海浦）出现了专门航行到朝鲜的琉球贸易船。李重焕在《择里志》一书中，李寅文在画作《取之不竭的江山》中，分别叙述和描绘了贸易船只经常来往于这些边远港口的情景。后朝鲜政府规定造参以松商（开城商人）为主，出口则以京湾商（汉城、义州商人）为主。京湾商不仅如前文所说垄断了国内贸易，而且还代政府收税、经营银钱兑换、经纪海外贸易。
朝鲜商人的这种商业垄断和批发活动造成了对银和铜的更大需求，促进了采矿业的发展。倭乱之前在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矿山交给了私人经营者。在十七世纪，朝鲜全境有68个银矿在开采，但是铜矿业不是很发达，因为朝鲜的铜主要是依靠日本供应的。然而在十八世纪，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停止出口铜，而与清朝的贸易也要求朝鲜大量供应铜，所以朝鲜的铜矿也发展起来了。英祖以通过增加钱币的铸造来鼓励货币流通，所以物价不断上涨，汉城市民如果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了商业活动的话，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威胁。许多两班和平民不顾自己的身分，也从事某种商业活动。因此汉城在18世纪作为工商业城市有了长足进展。老百姓对诸如刀、文具、烟竹、衣帽、餐具、农具等手工艺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对妇女戴装饰性假发的限制实际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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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在对外政策方面，朝鲜对明朝采取事大政策。对于日本和满洲政权则采取敌视的态度。1592年发生了壬辰倭乱，朝鲜遭到日本入侵，并引至光海君被废。1627年和1636年，朝鲜又先后两次遭到北方女真人的后金政权入侵。在第二次入侵后，后金（1636年更名为清朝）确立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朝鲜开国。1894年，为了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清朝与日本进行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后朝鲜宣布废除中国的宗主权，成为享有外交独立地位的主权国家。1896年，朝鲜国王高宗称帝宣告独立，将国名改为大韩帝国。但是日本设立了朝鲜统监一职，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和外交。1907年，高宗因向海牙和会派遣秘使，寻求国家独立而被勒令退位。1910年，日本与韩国签订《韩日合邦条约》》，韩国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李朝灭亡。
自壬辰倭乱(1592—1593)和丙子胡乱（1636—1637年）之后，朝鲜王朝开始由盛转衰，不仅封建经济基础和国家政权发生了动摇，而且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出了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社会前进方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新兴市民阶层。从17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中逐步分化出了以私营手工业为主体的手工作坊，在各地出现了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城市，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形成。由于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朝鲜前期推行的官营手工业体制趋于崩溃，逐步为“赁用私工”的私营手工业体制所代替，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商业经济在农副业和手工业扩大的基础上也逐步地发展起来，除了京城的“六矣廛”外，还在广大农村开设了一千多个乡市。在这里，既有坐商，也有行商。对外贸易也有所扩大，除了与后金在合宁、中江开市外，还有清朝在鸭绿江附近开设的栅门后市。同时，朝鲜也与日本恢复了双方贸易。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多为民间私人贸易。在市场上，也出现了委托赎卖的“客主”、介绍买卖的经纪人和通融资金的贷金企业者。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正式铸造与发行货币，逐步将民间以米、布为主的流通手段排挤出市场，使货币成为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萌生出了反映新兴市民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并且成为韩国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了。
朝鲜实学含有“近代指向”的启蒙意识，除了植根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觉醒外，还有影响日大的“西学东渐”，是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这里所说的“西学东渐”，主要是指从17世纪开始通过朝鲜燕使团成员从中国传入的“汉译本”的欧洲天主教义和科学技术知识。从现有的资料看，“汉译本”的西学几乎都传到了朝鲜。“名卿硕儒，无人不见，视之如诸子佛道之属，以备书室之玩。”（注：《顺庵集·天学考》。）其中重要的有《天主实义》、《几何学》、《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洋国风俗图》、《同文算指》、《天问略》、《交友论》等。中国采用西洋历法而成的《时宪历》以及北京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也都传到了朝鲜。从西方传入的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科技和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对于朝鲜实学的近代启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国传入的明清实学中的启蒙意识，对于朝鲜实学的“近代指向”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朝鲜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产生和新兴市民意识的觉醒，再加上影响日大的“西学东渐”和明清实学的影响，就是朝鲜实学“近代指向”赖以产生和发挥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渊源。
二、朝鲜实学“近代指向”的基本社会内涵
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意识的觉醒，加上影响日益扩大的“西学东渐”，使得实学思潮中也孕育出了反映新兴市民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就其社会内涵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在土地制度上，实学家丁若镛突破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均田”、“限田”之说，主张“闾田制”，具有近代启蒙意义。在《田论二》一文中，他认为当今“均田不可行也”，“限田不可行也”，古代盛行的井田制也不可照搬而行于今。如何改革田制呢？他站在新兴市民阶层的立场上，针对当时出现的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的严重社会问题，提出以土地公有、“农者得田”为基本内容的“闾田制”（注：《经世遗表·田制五》。）。丁氏的土地改革方案，既不同于柳馨远的公田制，也不同于李＠①的均田论和限田论，他认为土地只能分配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不应该分配给农民以外的其他人。官吏、军官等人的生活来源可以依靠井田中的公田税维持，商贾和手工业者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同农民交易，没有生计手段的“穷四民”（鳏寡孤独）可以依靠赈恤救济，但绝对不允许依靠占有农田而收取地租来生活。这是对封建地主租佃制的否定。如何贯彻“农者得田”这一原则呢？他认为“闾田制”是最好的方法。他说：“今欲使农者得田，不为农者不得之，则行闾田之法，而吾志可遂也。”（注：《与犹堂全书·诗文集·田论一》。）何谓闾田之法呢？就是因山溪川原之势，而尽画为界，约三十家为一闾，三闾为一里，五里为一坊，五坊为一邑，“闾置闾长，凡一闾之田，今一闾之人咸治厥事，以此疆为界，唯闾长之命是听。每役一日，闾长注于册簿。秋既成，凡五谷之物，悉输之闾长之堂。分其粮，先输之公家之税，次输之闾长之禄，以其余配之于日役之簿”（注：《与犹堂全书·诗文集田论三》）。在这里，“尊之以仁义，以治公田；申之以孝悌，以治私田。”除了缴纳公田的劳役地租外，其余皆按劳分配。闾田制是一种生产、行政与兵制合一的社会组织。在闾田制社会里，“井田之法，中为公田，四畔为八夫之田”，土地是以“官田”为基础的，或通过官出钱以买田，或鼓励私人献田，或通过开垦荒田，或通过改革将王室官衙土地编入井田，等等，以确保井田制的实现。同时，“士民工商”四民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特别是将“士”的社会功能由食人力者变为自食其力者，更具有进步意义。丁若镛说：“农者得田，不为农者不得田；农者得谷，不为农者不得谷。工以其器易，商以其货易，无伤也，若士则一指柔软，不任力作，耕乎？芸乎？畲乎？粪乎？名不得注于册，则秋无分矣，将奈何？曰：噫嘻！吾所为闾田之法者，正为是也。夫士也，何为游手游足，吞人之土，食人之力哉？夫其有士之游也，故地力不尽辟也。知游之不可以得谷也，则亦将转而缘南亩矣。士转而缘南亩而地力尽，士转而缘南亩而风俗厚。士转而缘南亩者，将奈何？曰：有转而为工商者矣；有朝出耕，夜读古人书者矣；有教授富民子弟以求活者矣；有讲究实理，辨土地兴水利，制器以省力，教之树艺、畜牧以佐农者矣。若是者，其功岂扼腕力作者所能比哉！一日之役注十日，十日之役注百日，以分其粮焉可也。士何为无分哉？”（注：《与犹堂全书·诗文集·田论五》。）在这里，“其可农者农之，其得工者工之，若可贾者贾之。其职事既分，其生理以赡”。不但士农工商各业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也是相互结合的。这是对封建社会的“重本轻末”、重脑力轻体力的传统观念的一种否定。丁若镛的“闾田制”同中国清代王源的“惟农为有田”、“不为农则无田”、“有田人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的进步思想，都是针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而造成的土地兼并之弊而发的，都主张取消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和“募人代耕”的租佃制度，力图建立“惟农为有田”或“农者得田”的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从而开启了近代社会“耕者有其田”的理论之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在经济结构上，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力量的增强，实学家们开始从传统的“重农抑商”（或“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强调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朴趾源顺应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趋势，提出“农工商贾，各有其学”的思想，认为“农工商贾之事，其始亦出于圣人耳目心思。继世传习，莫不各有其学。”（注：《燕岩集·课农小抄》。）在他的心目中，士农商贾四业都是“利用厚生”之学，都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他批评了当时朝鲜“家虽乏无尺僮者，未尝敢身至场市间，与贾竖辈评物高下为鄙屑事”的传统观念。他不赞成士大夫“高谈性命而遗于经济”的空疏之风，主张士大夫必须懂得农工商之理，切不可将其作为“天下之末利小技”而鄙视之。他说：“士之兼具农工商之理，而三者之业，皆不待士而后成。夫所谓明农者，通商而惠工也。其所以明之通之惠之者，非士而谁也？故臣窃以为后世农工商之失业，即士无实学之过也。”（注：《燕岩集·课农小抄》。）朴齐家提出商“以其一而通于三”的观点。他说：“善理财者，上不失天，下不失地，中不失人。器用之不利人，可以一日，而或至于一月、二月，是先天也；耕种之无法，费多而收少，是失地也；商贾不通，游食日众，是失人也。”（注：《进疏本北学议·财赋论》）。）如果鄙视工商业，“不服锦绣，而国无织锦之人，则女红衰矣。不赚窍器，不事机巧则国无工匠冶铁之事，则技艺亡矣。以至农荒而失其法，商荡而失其业，四民俱困不能相渗。国中之宝不能容于城中，而入于异国，人日益富，而我日益贫。自然之势也。”（注：《北学议内篇·市井》。）如果简单地把“市肆之盛”说就是“专尚末利”，那是一种陋儒之见。丁若镛认为士农工商各业并无本末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之不同而已，犹如“父母有十子，其可农者农之，其可工者工之，其可贾者贾之。其职事既分，其生理以赡。冢宰之以九职任万民，何以异事？”（注：《经世遗表·田制一》。）四民之分完全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那种以商贾为贱的观点是错误的。19世纪初，崔汉绮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下，进一步认识到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士农工商专精世务，赡民用，补治化”，皆是“实用之学问”。在《人政·教人四》中，他又说：“商贾之量度四方利势，在于大气运化者，各邦物产之丰歉；在于通民运化者，各国俗尚之侈俭。随时详探，酌轻剂重，衰多益寡，察国禁之条例，量运输之险夷，一有失措，害将焉归。”“士农工商事务，有藉商而流通，如一身耳目口鼻手足，相须而济事业，不可偏废，亦即一体万民之义也。若商业荡败，谷帛不能周通，政教无纪律，先自商民而现。民国规模之苏完，亦自商民而可见。”故“国家之御商旅，明禁条定纳算，遏官吏之侵害，通旅店之便宜”，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国家用人“实为土农工商而用人，非为他事而用人”，应讲究“土农工商咸得其用，是乃用人本义”。基于这一认识，他抨击了视工商业为“贱业”的传统观念，在《人政·工商通运化》中，他指出：“末俗以工商为贱业，任置于营营苟良之辈，致使工商之人渐至贱陋。用人之道，何独不行于工商乎？人生原无士农工商之限定，朝廷非有人品贵贱之取舍。”朴趾源亦提出“富人，真两班”的观点，认为未来社会的主宰者必不是封建社会的“两班贵族”，而是依靠工商业致富的工商业者——富人。在《两班传》中，他称赞富人是君子，他说：“君子哉，富人也！两班哉，富人也！富而不吝，义也；急人之难，仁也；恶卑而慕尊，智也。此真两班。”在《玉匣夜话》中，他描写了一个“昼夜读书”的许生，在贫穷面前，其妻让其学工学商，即由“士”变为工商业者，这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转换。表明他所追求的未来社会是工商业社会，社会主人是工商业者——富人。这无疑表现了其洞察历史前进方向的睿智。朴ｇｕī＠②寿亦主张将具有道德美名的“士”与农工商贾结合起来，认为士之“勤力以长地者，谓之农；士之饰五材，辨民器，开利用厚生之物者，谓之工；士之贸迁有无，通四方之珍异以资者，谓之商”。“是故业之不同，道无殊别，名虽列四，士则一也。”士农工商并无尊卑本末之分，只是业之不同而已。
（三）在政权体制上，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弊病的暴露，实学家们纷纷反对“独治”，提倡“众治”。李＠①认为“天下非独治所为，大厦非只手可擎。”（注：《星湖ｓàｉ＠③说类选·推车子》。）他极力反对“后世惟与秉权近昵者独断于上”的专制主义作风，主张治国应重视民意，采取“众议”，“孺子可听”，位卑之人亦有善策“可询”。建议朝廷“择位卑而闻望者十数人为僚属，与之上下议论，各成文字，大官合以奏之”。（注：《星湖ｓàｉ＠③说类选·议自下起》。）这与中国黄宗羲所主张的“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观点颇为相似。魏伯ｇｕī＠②认识到：“天下之大，亿兆之众，非一人所可独治也。是以非禹、陶、尧舜不能成时雍之治，非伊、周、汤、文不能政刑措之理。”（注：《万言封事》。）这和黄宗羲主张的君臣共治的开明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丁若镛在《原牧》中，强调“牧为民用”而非“民为牧生”，主张从天子到各级官吏都应由下民选举，实施人民协议会，取代君主专制。这和黄宗羲的“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崔汉绮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主张各级官吏由民“公选”，并接受人民监督。
（四）在伦理道德上，朝鲜实学家由于受到西方平等观念的影响，对传统的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抨击，主张以“信”取代“五伦”。李＠①从民“无君或可以自养其身，无民则无君”的认识出发，反对“君至尊”、“民至卑”，提出“近民”之说，主张君主“以时游豫，方便接引，和颜以导之，因事以访之，若朋友之欢洽，父子之亲比，而后方使下情以上通而疾苦可得也。”（注：《星湖ｓàｉ＠③说类选·近民》。）他把君民关系视为朋友关系，较之黄宗羲把君臣关系视为师友关系更进了一步。朴趾源在《马驵传》自序中认为，过去把“信”放在五伦之末。但它如五行中之土一样，是统管其他“四伦”的（详见《热河日记》），这和明末李贽的“人伦有五，公（指何心隐）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注：《焚书·何心隐》。）、李ｇōｎｇ＠④的“思五伦皆有朋友之意乃佳”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以“朋友”之信去衡量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四伦，无疑具有近代平等、民主思想的启蒙意义。
（五）在文学艺术领域，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发展，朝鲜实学界也兴起了一股以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论”为指导的反对封建正统文艺观念的进步文艺思潮。朴趾源的《许生传》，是在五伦以信为主的道德观念指导下写成的一部小说，它不但揭露了当权者的无能与虚伪，而且也反映了近代市民的平等观念。他在《广文者传》中，以性灵论为指导，描绘了老童男的心态和行为，充分表达了男女相爱、尊重女权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两班传》中，他抨击了道学家的虚伪，指出道学家们口谈道德，实际上是一批专事榨取人民骨髓、独占名利权势的盗贼。同时，他还赞美了劳动者的高尚品德。在《金神仙传》中，他揭露了仙学与佛学的欺骗性。在《闵翁传》中，他揭露了仙家鼓吹的不死药的荒谬性，提出了“不死药莫如饭”的合理思想。在《虎叱》中，他更加尖锐地揭露了伪道学家、伪烈女的各种丑态。他借老虎之口，戏谑北郭先生说：“儒者臭”、“儒者谀”，从而无情地抨击了道学家的虚伪本质。这和李贽对道学家“口说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丑恶本质的揭露是完全相同的，实学家们强调文艺作品应“发于性情，出于自然”，反对“天理”对“情欲”的束缚，力争人性的解放。在文艺创作上，他们反对以雅鄙俗，反对模仿古文，主张不拘格套，追求创作自由，追求徐渭所提倡的“即村坊小曲而为之”、“徒取其畸农市如顺口可歌”的文艺本色。林趾源的《赠左苏山人》所阐述的文艺思想，同徐渭等人的本色文艺也是一致的。
上述五个方面的启蒙意识，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思想具有本质的不同，它是新兴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在思想领域的反映，是“塌天”而不是“补天”，具有“近代指向”的重要意义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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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转头空,不胜人生一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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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以下是引用灵池红利 在第3楼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