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老了 俄国牛了 美国病了 中国醒了

最近，国际上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美国病了， 欧洲老了， 俄罗斯牛了， 中国醒了——起来了！” 当然，这并没有全面反映当前世界各个大国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但从其“调侃”中，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大国的处境和动向，特别是“美国病”和我们时代的脉搏。 近来美国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包括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和新现实主义派，都忧心忡忡，纷纷议论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的处境，为“美国病”探病因，寻药方，出谋划策。

他们有些观点是比较接近的，那就是承认美国“一超独霸”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正在衰落，单边主义再也行不通了。但他们对产生这种局面的“病因”和治疗前景，在很多方面意见相左，甚至大相径庭。 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布什政府奉行了“扩张性甚至侵略性的全球政策”，企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世界”。布什要努力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并没有什么错误，这是美国的“历史使命”。但布什太倚重于“硬实力”，轻率发动伊拉克战争，以至造成如今这种难以收拾的局面，81%的美国民众都认为路线错了。 也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反恐” 扩大化和以“反恐”划线（说什么“不是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恐怖主义一边”），把“宝”几乎全压在这方面了。结果让中俄印等潜在对手“钻了空子”，趁机发展、壮大起来，开始挑战美国的权威。结果，把好端端一个“美国一统天下的时代”让位于美国不得不与之“分享权力的时代”。 还有些人强调，“病因”一是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了”，顾此失彼；二是随意挥舞制裁大棒，到处树敌；三是奉行双重标准，丧失人心。结果被动挨骂，成了孤家寡人。 更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变了”。实际情况“并不是美国变弱了，而是其他许多实体变强了”；“与其说是美国的衰落，不如说是印度、中国、海湾国家以及其他重要力量的兴起”，这些国家的兴起，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现行的错误政策，只不过是我们时代变迁的一种“催化剂”而已；布什总统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只是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影响力的衰落”。 由于对美国“病因”诊断不同，“药方”当然也很不一样。 一、以罗伯特·卡根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认为，“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点”，世界将再次被一场大规模的两极意识形态斗争所撕裂。鉴于中国和俄罗斯是这个“专制制度”体系的旗手，美国应未雨绸缪，筹组“民主国家同盟”来对付它们。 二、以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认为，当前有“五大战略威胁”正在逼近美国，其中位于最前面的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和***“狂热势力”，以及“失败国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图谋等。美国必须把挫败这些威胁作为国际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 三、以《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和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他自称是经过反思从“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阵营“变节”出来的）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现在世道变了，“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正在形成一个使美国受到更多制约的世界”，“多极化体系已经出现，这正是主宰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美国“须有自知之明”，“最好是学着如何顺势而为，别总以为它可以阻挡潮流”。他们还认为，今天的新兴强国（主要指中国和印度）都相对温和，同历史上帝国的崛起不一样；俄罗斯也和“历史上的侵略者”没法比；***狂热分子只是13亿穆斯林的极小部分，成不了气候。美国不应用冷战思维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夸大它们的威胁。美国“需要更有想象力的多边主义”，并让这些新兴大国成为国际规则中“利益攸关”的合作者。 四、还有一个“巧实力战略” 处方。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声称，它“能通过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这个报告的牵头人一个是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一个是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是跨党派的。他们提出，美国应该采取一种“更聪明的战略”，从“硬实力”阶段，“软实力”时期，进化到“巧实力”以取胜，从而“提高美国国际行动的合法性，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个药方强调要处理好几对矛盾，特别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平衡，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平衡。目的是“修正目前走偏了的外交政策路线”，摆脱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重振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个药方给的一个“药引”是：美国要表现得“更加宽容”，要投资世界的善事，要提供他国人民和政府需要、“但没有美国的领导就无法得到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奉劝美国要做一个“仁慈的霸主”。 很显然，上述前两付药方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如果美国政府采用，无异于饮鸩止渴，既会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给人类带来更多和更大的灾难，也将加速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后面的两付药方，都有些可取之处，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有利于缓和国际局势，也有利于改进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两个药方都念念不忘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好像这个地球没有美国领导就不能转了，天下就要大乱了。因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那么，当前的“美国病”究竟应该如何诊治呢？ 杜鲁门总统早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就当众告诫说，今后，不论美国多么强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为所欲为。杰斐逊总统也有遗训告诫说，不要试图将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盲目地卷入海外事务。他强调“战争是要努力避免的最大邪恶”，它“既是对受害者的惩罚，也是对惩罚者的惩罚”。当年“冷战”的始作俑者、美国外交元老乔治· 凯南生前也曾以切身的体会奉劝美国政府，“最好把对领导世界的可能性的梦想和愿望缩小一点”，“这个星球绝不会由任何一个单独的政治中心来统治”，“不论美元还是刺刀都不能保证成功”。 “温故而知新”。如果美国的专家学者能重温一下美国先贤的这些遗训，他们兴许能开出更好的药方： 首先，必须看清，我们时代的变迁是客观事实，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近20年来，发展中国家大面积的兴起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它们不是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是要求公平、公正和平等的伙伴关系，要求和平发展。 第二，必须放弃“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这一不切实际的图谋，以及与之相伴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同时坚决摒弃“冷战思维”这一味毒药，尊重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采取“合作共赢”和“平等相待”的方针。 第三，发挥自己在高科技和创新等诸多领域的优势（包括在价值观方面某些可取的好东西），联合新兴国家，扶助弱小，做一个“好善乐施的强国”，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领域的挑战，共创一个清洁与和谐的世界。 若能如此，笔者认为，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美国仍将是我们这个世界一流的强国，甚至是我们时代的骄傲，受人尊重和爱戴。这不但是美国之幸，亦为世界之幸也！ （作者：王嵎生，中国日报网站特约评论员，中国前驻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大使，中国前APEC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