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狼原创]中国国际战略浅谈（海权篇）

人类历史的上古时代是河流时代，只有靠近河流的文明才能发展壮大；古代是大陆时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往往伴随着领主主权争夺；而在现代，说人类进入了海洋时代并不为过。

在古代，海洋对于人类而言无疑是天堑鸿沟，但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发展，人类发现海洋并不是截断文明之间联系的深渊，而是联系全世界的纽带。纵观近代以来，所有的大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在试图获取同一件事物：制海权，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海洋对大国有如此般强烈的吸引力呢？

利润，这是现代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词语；收益与成本之间差值就是利润，这也是现代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公式；海洋对大国的吸引力实际上很简短，利润决定了一切。

在进一步解释海权所带来的利润对大国吸引力之前，有必要先确定一下海权的概念。一般意义上，海权指的是控制海洋的能力，事实上，在这里有必要对海权的概念进行完善和补充，首先海权包括了对海洋区域的控制权，这是一个国家控制能力的体现，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其次海权还包括了从海洋获得的利益，对海洋区域实现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与保障从海洋获得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包括了经济利益，也包括了政治利益，而这些利益为国家实力与地位所带来的效益，就表现为利润。

从拓宽领域的角度来看，利润这个概念，实际上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任何利益争夺交换，核心的依然是利润。要了解海权在政治领域所能带来的利润，依然需要首先回归到经济上来。

首先是经济利润，海洋最早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就是商业和财富。与陆地不同，海上运输路线很少受到地形和地域的局限，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出现地方割据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卡林立，妨碍了商业的流通；如果将国家的范围放大，我们就会在国家之间、大陆之间的陆地贸易中看到类似的局面，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主权独立实际上是对国家之间贸易的一种阻碍，但是国家主权又是不可侵犯的，因此这样的成本是陆地贸易的固有成本，无法降低；但是航海贸易却不存在这个问题。

海洋，是四通八达的，船只可以随意的航向任意方向，抵达任意的港口，只要不是恶劣的天气，海上运输就不会出现“塞车”，地形优势显而易见；传统的陆权无法延伸至海洋深处，即便是现代，海上主权的划分依然需要依附于陆地主权，比如大陆架原则，这样的主权基础相对于海洋的面积而言是非常有限的，于是出现了“公海”这个概念，而陆地上没有“公地”的说法；而由主权因素带来的固有成本在航海贸易中不存在。

在古代，航海贸易之所以无法取代陆地贸易的地位，原因在于其风险成本过高，但随着近代技术的发展，风险成本大幅度降低，航海贸易的优势立刻显现出来。

当陆地贸易的发展进入极限之后，一种成本更为低廉的贸易方式的出现，无疑是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经济贸易的兴旺，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国力的强盛，对于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国家而言，能够加入航海贸易俱乐部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

增加财富并不是海权所能带来的唯一好处，在国际话语权的获得上，海洋比陆地更具有优势。在这一方面，海权的优势依然体现在地形与地域方面，只是相对而言，海权对于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在表述上略显不同。

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谈判（Negotiations）来实现的，这里的谈判是广义上的谈判，包括了商讨和争论两个方面，最极端的表现方式就是战争（一般的谈判是用嘴来谈判，战争就是用大炮来谈判）。任何谈判的基础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拥有你们缺少却需要的东西，比如资金、技术，甚至是安全与和平。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国家进口战略物资必须经过他国的领土，那么问题就会变得很麻烦，所谓战略物资，就是指对国家实力与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的物资，这样的物资如果能够自给自足最好，但事实上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本国的生产来满足所有的战略物资，然而战略物资进口的路线一旦被别国把持住，那么在谈判中这个国家就会落入劣势，除非他能够掌握对方的某种战略物资，达成某种交易；如果没有和对方对等的谈判优势，对方自然会漫天要价，一旦超出了自身的承担能力，最直接的方式自然是利用暴力手段解决。在陆权时代，战争非常频繁，原因就在于此。

航海路线的开辟解决了这个问题，和给商人带来的好处一样，海洋可以使得沿海国家能够避开复杂的陆地主权纠纷，例如直接通过海路将自己所需要的战略物资运进来，在谈判时，对方就会缺少这样的不对称优势，自然是一件好事。政治交易的主动权总是掌握在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一方手中，而掌握了政治交易的主动权，就意味着掌握了两国关系的主导权，如果掌握更多的此类主导权，实际上也就是在国际体系中掌握了话语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能力对国际关系准则提出要求，而这样的国家就是大国。大国的政治话语权就是通过这样的谈判获得，包括战争手段在内，二战期间轴心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法通过海上航线获得维持战争所必需的资源。在当前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对外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不需要过多的敷述，而纵观世界地图，凡是经济发达或者政治影响力较强的国家地区，无一例外的特征就是拥有优良的海港。

那么在当代的国际体系背景下，抛开海权，仅仅利用陆权是否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国际地位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某种意义上，冷战也可以解读为海权模式与陆权模式之争，抛开两者对政治体制的影响不谈，仅仅从经济层面上分析，也可以发现很多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的，海权模式下，国家的经济体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体制，因为重视海外贸易是海权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国际贸易准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的；相比较而言，陆权模式就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其经济模式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该地区的历史经验总结。

苏联是利用陆权获得国际地位的巅峰代表，这和苏联特殊的地理优势有关。苏联的疆域辽阔，拥有的自然资源之丰富，以至于其战略资源受到进口制约的限制较少，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之下，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获得资源而不存在主权因素的制约，是苏联能够仅依靠陆权就能获得国际主导地位的基础。即便如此，苏联还是因为忽视了海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的解体，原因错综复杂，抛开政治制度设置不合理等因素之外，基础经济的薄弱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是被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基础经济薄弱正是苏联忽视海权的恶果之一。诚然，苏联时代曾经建立过一支强大的海军，但是建立强大海军并不是重视海权的全部体现，海洋的优势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与建立强大海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的最外贸易显得特别寒碜：1950年时苏联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6%，1981年也不过是3.8%，对于一个超级大国而言，这样的比例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并不重视海权，因为苏联建立强大海军的目的并不包括经济因素在内，而是出于纯粹的政治目的。虽然其本国的资源基本上可以解决国内需求，再加上抢自家人的东西总是比抢别人的东西来得方便，于是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斯大林发现掠夺农民的成本远远低于同资本家做生意，虽然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并不在于当时苏联忽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但确实养成了轻视海外贸易的坏习惯；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保证其有着和其国际地位相称的工业实力，苏联并不是尝试着通过海外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以缓解其经济结构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是进一步的掠夺其基础经济（在集权条件下，掠夺性发展的经济模式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为公共权力干涉市场经济之后会很容易的违背价值规律，掠夺性发展的经济模式有一个迷人之处，那就是可以利用行政命令将原材料的成本压低，虽然可以保证上层的工业能够迅速发展，但是根基不稳的局面最终会导致大厦的坍塌），忽视海外贸易对苏联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打击是非常严重，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却没有建立庞大的海外贸易船队，苏联为此在经济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单纯依靠陆权，即便是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条件下，其获得的国际权力也无法有效的长期维持。冷战的结束，最终也宣告了海权模式的胜利、陆权统治时代的结束。

海洋能够带来经济的富足和政治的稳定，这样的优势是陆权无法替代的，彼得大帝为了获得一个出海口，不惜连续发动三次战争；不列颠的日不落帝国也是建立在海洋的基础上。近代以来，霸权更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海洋不再从属于陆权，古代也有制海权的争夺，除了希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因素使得其海权比陆权更为重要（最终古希腊还是因为陆权的失败而衰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古罗马共和国与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控制权，海战的胜利不足以使得古罗马彻底击溃迦太基，但对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最终决战却有着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这也是上古至中世纪以来海战的典型模式。但是近代以来，海战的胜负对于一个国家，甚至帝国而言都有着生死存亡的意义：荷兰在海战中失败，很快就一蹶不振，退出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连同西班牙无敌舰队一起沉没的，还有这个帝国的一切荣耀，从此西班牙沦为二流强国；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无法在海上取得决定性突破，是其两次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霸权的努力付之东流的重要原因；等等。海权具有这样的地位也不是偶然的，当一个国家需要依靠外部资源，通过航海运输获得原材料、开拓市场的时候，随着这种依赖性的增加，海权在国家政治利益中的地位自然也是会不断提升。海洋运输能力的提升，使得大国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样依赖于庞大的疆域和人口，因为海权的天然优势就在于将世界变成一个整体，控制海权的国家可以在远远超出其本土的地域范围以内实现资源配置，而本土越是缺乏提供资源的能力，对海外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样的依赖性已经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使得大国对航海贸易的依赖程度更是与日俱增，美国的“美元霸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对国际贸易的控制能力上，也是需要依赖于海权。

当大国的崛起越来越需要以控制海权为前提条件的时候，海洋对于大国地位的意义也就上升到关键层次，对于大国而言，对海权的争夺显得更为惨烈和残酷，有意思的是，这一点恰恰又是海洋的优势所造成的。

诚如上文所言，航海路线不会受到地形和地域主权的约束，四通八达的通行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军舰在海上受到的限制也很少，因此可以随时随地的对对方海上船只发动袭击，甚至可以出现在对方海岸线附近。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其借助海洋所获得的利益，将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保护这些利益，同样，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更多的此利益，也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就是海权天然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的存在，对于大国而言，意味着捍卫其海权的责任必然会成为其异常沉重的负担，因为挑战者能够出其不意的打击到至关重要的海上运输线，二战期间德国“狼群”肆虐期间，英国苦苦支撑的局面正是体现出这种脆弱性带来的负担；而对于后兴大国而言，争取和保护这些利益也显得步履艰难，因为此时在海洋上称霸的都是占据了优势的已兴大国，无论何时何地，已兴大国都不会愿意将自己的权力和后兴大国分享，尤其是存在天然脆弱性的海权方面，而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捍卫自己的海权，将后兴大国制约在陆地上也就是近代以来霸权争夺的一个显著特征，德国用两次世界大战中来证明了这一点，而诸如《七国条约》中大国限制后兴大国的海军实力的实例更是数不胜数。

这样的艰难同样表现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

中国目前的海权现状如何？说简单一点，正好和苏联对调一下，虽然中国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但是却忽略了海权的政治优势。第一岛链的存在、台湾和东海问题、南海主权争端，还有越来越被担忧的海外石油输入线的安全问题，中国在海权方面面临的挑战大家都耳熟能详，也就不一一啰嗦了，接下来要谈的是，中国应该用一种什么手段来迎接这些挑战。

事实上，美国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遏制中国，其根本的一条就是保证中国的战略空间仅仅局限于大陆。关于战略空间的解释，另著文详述，这一条原则的本质，说直白一点就是保证中国的军事力量进入不了蓝海区域。从这一点来看，美国试图建立第一岛链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但对于中国而言，却是被直接扼制住了咽喉。当然，现在美国并没有真的动手勒中国的脖子，不过假如某一天，美国分别在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和对马海峡各来一下子，确实够中国呛的，早在1993年，银河号事件就已经给我们发出了警告，尤其是当前中国对海外贸易和海外资源的依赖性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为了不至于到了那一天再哀叹“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中国现在就应该认认真真地经营自己的海权。

面对挑战重重的局面，笔者本人并不赞成采用激烈的对抗政策，这和一个人被别人扼住了脖子一个道理，挣扎地越厉害，断气就越早。对于中国应该采用的对策，汉语里面有一次词可以相当精炼的体现出来：挤。

所谓“挤”字，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要稳固已经获得的空间，其次要开拓新的空间，不是通过激烈的手段，而是通过角力和博弈，逐步地拓宽空间。政治力量的角力，本质上而言就是力量的平衡，当角力的双方中有一方的力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平衡将被打破，双方之间的状态发生转移，而转移的方向就是重新恢复平衡。相对于激烈的对抗手段，这种细水长流般的对策更具有操作性和实际意义，通过缓慢的力量对立变化促成战略空间内在张力的增加，形成反压力，迫使对方收缩，正如“温水煮青蛙”，避免引起对方过分的反弹，唯一的缺陷就在于需要耐心和时间，也需要长期的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下面就详细说明两个方面：

说到这里，总是先说到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痛，台湾问题悬而未决，对于大陆来讲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台湾是中国海权的一个关键所在，对于正反两面，台湾的地位就好比是一个契：对于中国而言，台湾东面就是太平洋，没有任何面积可观的陆地，因此台湾就是中国深入大洋的桥头堡；对于希望遏制中国海权的人而言，台湾就是钉在中国海权之门上的钉子，只要这颗钉子还在，中国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推开这扇大门。

因此，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海权现状，首先需要解决的还是台湾问题。

其次就是马六甲海峡，将这条狭窄的海峡比作中国的气管一点也不为过，无论是前往非洲还是中东，这里都是必经之地，大部分进口的石油需要从这里通过，最重要的是，马六甲海峡在中国的主权之外，无法避免受制于人的局面。

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原则是众所周知的，希望和平解决，实在不行，战争解决。相比较而言，马六甲海峡问题的处理，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台湾问题，因为这是在他国领土主权范围内解决本国的问题。在和平时期，恰当的睦邻友好政策和示好的举动确实可以保证本国再次区域的利益，但是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和平的政策，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国际环境下，真正的和平都是依靠暴力机器来维持的。在国际政治交易中，看重所谓的友谊和道德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为保护在马六甲海峡的利益，维持必要的军事存在才是根本的解决途径，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中国单方面的批判和拒绝海外驻军的态度显得过于草率，恰当的做法是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适当的在海外维持一定的军事存在，而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与和平崛起的政策并不矛盾，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补充，恩威并施所取得的效果往往要超过纯粹的恩惠或者威慑。

这样的目标实现，都有一个同样的前提：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令人欣慰的是，当前中国海军建设的速度已经加快，正在向蓝水海军迈进。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保护本国利益的做法是一种相当敏感的选择，国际法体系中对此有诸多制约，况且军事手段不是维护海权的唯一手段，而是极端手段，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借助的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法体系。维护海权的国家行为界定方面，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是一片空白，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不见得就是公平的，这也就需要中国自己填补这样的空白。将维护海权写进法律或者单独成法，恐怕是比发展海军来得更为重要，更为急迫。

经营海权固然重要，不过有一点需要额外补充的是，海权对于大国实力的重要性比古代有显著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陆权的重要性就已经降低。依赖海权的大国地位同样是很脆弱的，因为海权有着其天然的脆弱性，荷兰失去了海上霸主地位之后，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而英国也随着其全球海权的丧失而逐渐沦为二流，因此一个国家试图维持一个稳固、长久的国际地位，海权不能被忽视，陆权也需要重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放弃陆权无疑等于自毁长城，但是在当前的国家环境下，依然将海权置于陆权之下也是不可取的，合理解决海权问题的途径，应该是：进一步巩固陆权，以强大的陆权作为海权的后盾；将海权作为和陆权同等重要的国际权力来源，两者相辅相承，互相呼应，互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