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特赦５５４名国民党战犯始末！
文章提交者：挥剑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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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措施以沟通两岸关系，促进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为进一步缓和同台湾的关系，中共中央从１９５９年开始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直到１９７５年，先后分七批，总计特赦国民党战犯５５４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２００余名。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是史无前例的，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对缓和两岸局势，增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与了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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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方针：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医治战争创伤，着手经济恢复工作。不久，我国又全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９００多名战争罪犯，当时正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国民党人员极为复杂，为确定战犯身份，公安部提出了一个战犯标准，即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
根据这个标准，经当时初步审定，列为战犯的总数为９２６名，其中军队系统７３６名中将７２名，少将３８８名，校级２７６名，政府系统４６名，党务系统２７名，特务系统１１７名。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在１９５６年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６地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中的２００多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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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观点，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及其他理论书籍和参考资料，中心是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看书学习，进行探索和辩论，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蒋介石统治下，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结合理论学习，还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４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９月１７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做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１０月２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现抄录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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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的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的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最初确定的９２６名战犯中，有些人在服刑期间因病死亡，有些人在特赦前刑满释放，有２５人经核实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有１０人另案处理，实际特赦总数为５５４名。这５５４名国民党战犯经过长期的改造，先后分七批被特赦释放，全部获得了新生。中共中央公开向他们宣布：特赦后，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李以勖、董益三、方靖、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工作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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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１９６０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说：“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１９６４年１１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成为了政治生涯一个更高的起点。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一年之后，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１９６１年３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就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为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祖国大陆的和平呼吁，台湾方面做出了谨慎的回应。他们规定：今后不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中共政权。蒋经国也表示，“派人到大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台湾当局并没有顺应民意，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步子缓慢，缺乏诚意。１９７５年，我国特赦最后一批战犯时，有１０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我方的批准，政府有关部门还帮他们办理启程和赴港的手续，再次向他们重申党的政策，向他们宣布：到了香港后自行办理回台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均听其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由他们自定。发给他们来往香港的双程通行证，发给适合香港情况的新制服装和足够的费用，指定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但是，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１０人是“共谍”、“统战分子”。他们拒不接纳这１０人回台，而且声明“绝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极端恐惧和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１０个人终究没能与台湾的家人团聚，最后有４人去美，２人留港，３人返回大陆，１人自杀身亡。
本文内容于 2008-6-14 0:26:15 被挥剑东指编辑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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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挥剑东指 06-14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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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5a078 在第2楼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