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漫长而英勇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窝阔台汗八年,公元一二三六年,在四川省会成都发生的140万人大屠杀,恐怕史上出其右者不多。
宋末《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昭忠录。王翊传》是蒙古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是他下令屠城,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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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这一段文字引已佚的可能是宋人笔记《三卯录》所述的三点值得注意:一,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为单位,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二,提到了从咸淳二年至咸淳九年曾任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的朱异孙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三、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达140万。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战争爆发以前,繁荣使四川地区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超过清乾隆末(1787 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
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 AD)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北宋崇宁时,眉州有户约7.3万,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南宋咸淳元年时,“眉州(苏东坡的故乡)荒废已久”。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人口减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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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清楚地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人口暴减。战争造成的生产技术的破坏和文化资源的损失与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几乎花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在古代落后的交通设施和信息交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一个山川闭塞的地区来说,是不可能在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效地恢复起来的。事实上,从战争刚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七年的80万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0.014,增长到明初洪武二十六年(
1393 AD)的14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3,再增长到明万历六年(1578
AD)的31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6,花了296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仍然仅恢复到战争发生前,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的人口数值1,100万(扣除今陕西、甘肃部分)及其占全国人口比例的0.17强的三分之一。
比起人口和生产力的恢复,文化的恢复远为缓慢和困难,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秦汉至南宋,传统四川亚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以此对比蒙宋战争结束以后到明末张献忠部队入侵四川以前的文化状态,从而得出蒙古侵蜀战争对四川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四川,包括汉中地区,自从秦建巴蜀郡以后,秦蜀郡郡守李冰在古蜀王朝开明相凿离堆的基础上,修建了迄今还在起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出现了无水旱威胁的自然优越条件,为中原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与发展成有鲜明特色的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始皇迁六国贵族到四川地区,第一次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文化,秦朝时的巴寡妇清,西汉初的卓氏、程郑、邓通,都是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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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全国第一所官办学校,以后,川汉地区的文化事业开始得到蓬勃发展,到武帝时,已经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由此,到东汉末,形成了巴蜀亚文化的第一次高潮期。西汉时期,四川在全国有影响的文人大约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两汉的文艺作品和学术思想。川汉地区在西汉,还出了当时对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严遵(君平),中国最早的杰出探险家张骞,他为中原王朝第一次打通了与西域民族连系之路。
东汉中期时,洛阳太学生张陵在四川鹄鸣山结合巴蜀源远流长的巫文化,创造了道教。东汉党锢时期,著名的清流领袖李固就生长在汉中的成固。东汉末年的川汉地区,由于刘焉父子在巴蜀割据政权的经营,与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经营,基本上避免了东汉末战乱的影响。随后刘备集团对川汉和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进行了开发经营,由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知识分子集团的进入,他们能友好地
和巴蜀地区的土著知识分子共处,使川汉地区的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蜀汉末曹魏政权攻蜀的影响。蜀汉时期的谯周是同时代全国闻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西晋时期的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以其严谨而被选作二十五史之一。
早期巴蜀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它创造了饮茶文化与丝绸文化。从《华阳国志。蜀志》里,我们读到两汉时期的黄润细布为当时全国最好的麻布产品。此外,蜀国的织锦,质量向为全国上乘,早在战国时期,即已经行销中原,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出口产品,也因此,蜀汉政府才在成都设立锦官署,专门管理蜀汉地区向吴魏地区的丝绸出口。四川一直保持该项生产的优质,一直到蒙古入侵的前夕。除此之外,就是巴蜀地区精美的金银器具以及铁制品。其后,西晋末的战乱,使川汉文化第一次受到破坏,但时间持续不久,由于賨人是已经农耕化和汉化的少数民族,李氏成汉政权在清除了西晋残余力量以后,即开始执行重视文化事业和恢复生产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川汉地区的文化破坏并不算很严重。这一时期的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志。
唐朝时期,四川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其中包括了“一扫齐梁蘼风”,开盛唐诗风的陈子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动乱,使许多文学家羁留四川,他们也促进了四川文学的繁荣,例如杜甫和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中唐以后客居四川的诗人刘禹锡、李商隐等。隋唐时期的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被称为“扬一益二”,成都也被称为“南京”。四川成了唐王朝的后院,唐朝两次大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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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帝都曾避难四川。唐天宝中,仅益州每年就交纳罗、紬、绫、绢10万多匹,由此可见四川在唐时的经济地位。由于唐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使其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区,和江淮地区一起,帮助唐王朝渡过安史之乱与后来藩镇割据的困难时期。
五代割据巴蜀汉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时期,为了逃避中原战乱,大批衣冠士人来到四川,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四川文化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花间派为代表的词人,花间派是以客居四川,以韦庄为首的一批词人,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间派词人和同一时期在江
南南唐的词人一起,开创了由唐诗到词转换的第一次高潮。
后蜀儒林图画院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它的第一任院长,画家黄荃的花鸟画,开创了我国传统水墨画里独立的花鸟画分支。四川是我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基地之一,成都的雕版木刻印刷品以其精美而蜚声全国,1944年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五代时,中国首次出现的私人印刷书籍是在四川,足见四川民间文化的繁荣,事实上,五代时,仅成都就有数百家印刷作坊,卞家、过家、樊赏家,仅是唐代后期四川及成都地区众多书坊中的几家。造纸业方面,成都产的花笺纸(著名的信笺纸薛涛笺即其一)和麻纸也享誉全国。在丝织工业方面,四川在五代时,继续保持它在纺织工业上的优势,前蜀亡国时,库存的纹、锦、绫、罗多达50万匹。北宋平蜀后,将府库财帛运至京师,百里不绝。两宋时期,这个优势继续保持。后蜀《孟子》石经(孟蜀石经)的镌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盛举,工程浩大,规模空前。它是我国历代刻石经中首次有注文的石经,并首次将《孟子》刻入,形成一套完整的“十三经”的石刻经书。 然而,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基本上未能保存下来,一般认为蜀石经毁于蒙宋战争的战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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